在国内网站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写得蛮好的，把北大给“思想偏激”学生“会商”比作农村养猪给猪阉割，看似不雅，实则有些道理的。推荐给网友一阅。

然而，我对北大这样做却不感意外。其实在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所创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原本就是一所极端保守的官僚子弟的学堂。因为自国子监和科举制度被取消后，很多人都以北大（京师大学堂）为科举的替代品，以此为仕途捷径，那个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所以在蔡元培之前，北大校长像走马灯似的换过好几任，校内山头林立，派系纷繁，校风非常的不好。

直到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把蔡元培请来，校风才开始好转，从原来的以做官为目的，改成以做学问为目的，实行教授治校。所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是蔡元培引进的。

所以现在的学生会商，校风，学风的改变，只不过是恢复到蔡元培之前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时代。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从这样的回复，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当局还不如当年北洋政府的黎元洪总统那么开明。黎总统能够容忍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现在的当局却不能容忍所谓的“思想偏激”的学生，包括对因为食堂菜涨价两毛钱的批评。

猪在被阉割之后，就没有了性欲，不在会发情，于是就只知道吃，睡，就能长肉。我想，人的思想被阉割之后，也就不会胡思乱想，只知道发财，捞钱。也许这就是时下一切向钱看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春秋时期，思想最活跃，最自由，所以很多门派，包括儒家思想，道德体系，也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可见思想自由是多么的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好多次阉党治国，那个时候的阉党是生理上被阉割的一群似人非人的一族。

现在的领导层则是当年老毛时代又红又专的一族，实际上是思想上被阉割的一族。阉党治国阉党治校当然想对百姓的思想进行阉割，这其实也不算奇怪。

然而这一篇文章能在国内网站登出来，多少也算是一种自由，可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由。现在时代不同了，想要对现在的年轻人进行思想阉割谈何容易！

给北大去势一定要干净利落？ （转帖）

乡下养猪什么的，到了半大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去势。也就是要进行阉割，经过训练的兽医或者江湖郞中，用利刃在猪仔的惨叫声中，把他们的性别阉割。一般来说，猪仔会很快痊愈，变得性情温和，安心吃食养膘，等待着屠宰的一天到来。

北大据说百年之前，有蔡元培、鲁迅、辜鸿铭等等一批中国文化精英，引领了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新境界。特别是北大发起的学生运动，直接引发了中国进入现代史的大事发生，更让人觉得北大高山仰止，陡生敬意。岂止是现代人？当年北洋军向游行学生开枪之后，有“三造共和”之功的段琪瑞，因自己没掌控好局面，更因为学生作为民族希望的殒命，愧疚得长跪于地，从此到死吃斋念佛，为学生超度，为自已赎罪。

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是别的？北大越来越像一个传说，“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似乎离北大越来越远，聚焦于“北大将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这件事上。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表示，主要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作为一个专业术语，“会商”透露的“调整、统一、控制”意味不言自明，更像战争年代或者阶级斗争时期的“思想帮助”。还让人联想起朝鲜足球队输球后，全体球员被数百名小学生开批判会的场景。面对北大如此会商学生，网上迅速掀起质疑北大的舆论风潮。(据3月24日北京晚报)

学者刘军宁曾说，“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从来就不是一条直线向上发展，肯定有曲折反复。但是，如果北大变得容不下“思想偏激学生”，容不得对2毛钱的批评，可见北大变得是多么的娇弱，同时又是多么的不自信？

当年陈寅恪可以直接与国家领导人提条件，而且得到赞同，在当时一点也没让人吃惊。因为，从做学问的角度，显然陈寅恪作为学问家，要比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的专业学养深厚得多。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巨大的勇气。因为北大早已经容不下“两毛钱的不同意见”，更容不下与更大领导的不同意见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在于人的数目有多么巨大，而在于这个民族有没有对人类有益处的思想和创新，特别是把普世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百年前万马齐喑，是北大举起了“思想自由”的火炬，照亮了如中世纪般黑暗的中国。而多少年后，撒切尔夫人曾经说，中国人即使一百年后也不会产生对人类有益的思想。当思想自由的火炬一旦熄灭，思想创新就是一句空话。

社会进步是文明与野蛮的博弈，是光明与黑暗的拔河。文明的一方如果连“思想自由”四字都不敢说，连“思想激进”都要修理掉，野蛮的一方一定会把创新的激情彻底阉割。如果北大还要当中国人心目中神圣的大学，那就“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如果北大把培养学生当养猪一样进行，那就给北大去势一定要干净利落，这样养的猪，质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