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同伐异，以思想言论入罪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而且屡见不鲜，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远的自从商汤，秦始皇，近的到大清，再到民国，都有各种各样的例子。

其实，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文人与皇帝斗法的历史。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刘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金庸小说《鹿鼎记》里面描写的浙江庄氏《明史》案就是典型的一例。大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号称盛世，但那个时代的文字狱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盛行。

当代社会更是强调思想统一。毛更是自称秦始皇加斯大林，毛时代的反右是前无古人，所涉及的冤案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解决。文革也是以思想言论入罪的典型，其影响至今都存在，而且大有死灰复燃的危险。

邓时代的清污，反自由化，以及六四，等等都是小文革。邓号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可是其统一思想一点不比毛差，整起人来也是非常狠的。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中国已经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可是以思想言论入罪的传统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手法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肮脏，最近艾未未案就是一例。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思想言论的控制是越来越困难了，中国人也很聪明，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网络上的限制是越来越难了，你看艾未未出事之后，敢说话敢叫板的也越来越多。包括了大陆的思想界的许多名人，所谓的异议者，包括北京那个受到对付的守望教会，还包括可爱的香港同胞，香港同胞勇敢的上街游行声援艾未未，包括海外的许多中国人，包括这个网络上的许多思想家们，都非常的可爱。

其实，文人与皇帝斗法，与当局斗法，是弱者与强者的比拼，轻则贬谪流放，重则身首异处，甚至株连九族。但是中国的文人却总是以其不屈的精神在及其艰苦的条件下保持了那份对真理的纯真热爱，面对黑恶势力，他们不肯随波逐流，坚持独立思考，我想这大概就是让后人们对他们如此尊重的原因吧。

最近100天来，孔子的像被请到天安门，又被移走，台湾名嘴邱毅戏称百日维新。似乎当局对孔文化的恢复和尊重有所保留。

其实不用怕，孔子本身就是以思想言论给人入罪的老祖宗。我特地转载这么一篇文字给读者分享，希望引起人们的反思。

《史记》读后感——孔子诛少正卯•思想言论罪 （转）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出任鲁国中都宰，一年之间，四方效法。不久升司空，再升大司寇，职掌司法，之后又以大司寇行摄相事，代理执政。

执政的第七天，孔子就诛杀鲁国大夫少正卯于东观之下。东西两观在宫门两边，积土为台，台上有望楼，可以远眺，故曰观，约等于天安门。在这种政治意味浓重的地方杀人，说明杀少正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少正卯，少正是官名，以官为氏，以卯为名。他与孔子同时在鲁国创办私学，两人争夺学生极为激烈，孔子门下，“三盈三虚”，三次坐满而三次跑空，如此反复，只有颜渊意志坚定，一直跟着孔子。

杀少正卯之后，学生们都不敢说话，只有子贡问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你初当政就先杀了他，该没有弄错吧？”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不在其中：

一是心达而险，知识通达而心怀险恶；二是行僻而坚，行为邪僻而不知悔改；三是言伪而辩，言语不合正道而善于狡辩煽动；四是记丑而博，博闻强识，宣扬邪恶的思想；五是顺非而泽，赞赏错误的观点，加以文饰。

这五宗罪，任何一条都该杀，而少正卯同时具有这五宗罪。他的居所足以聚集门徒成群，他的言论足以掩饰邪恶，蛊惑人心，他的刚强足以与正确的见解分庭抗礼，小人中的雄杰，不可以不杀。

因此商汤杀尹谐，周文王杀潘止，周公旦杀管叔，姜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虽然时代不同，险恶的用心却一样，是不能不杀的。”

以思想、言论入罪，孔子绝不是第一个，商汤、周文王、周公旦，那都是上古的贤人，该杀的时候决不手软。但杀人的理论，的确由此完备。

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从这些罪名来看，其实只有一条，就是思想反动，和官方意见不保持一致。南辕北辙，因为思想反动，所以知识广博、善于辩论、坚韧刚强都只会助长反动思想的传播，所以这样的人越是知识广博、越是善于辩论、越是坚韧刚强对社会破坏就越大，就越是该 杀。

盗、奸之属，为害一时，却不会扰乱为政的根本，而且罪恶彰显，人人明白，思想上的问题比较隐蔽，才是大问题，必须要首先解决，所以称为“先 诛”。太公望至齐而诛华士，是为先例。刘向强调：“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杀人，是保证太平的手段。司马迁也是用后来的鲁国大治为孔子背书，据他说：“孔子执政三月，商贾不欺童叟、男女分路而行，路不拾遗，四方之客，宾至如归。齐国恐怕鲁国称霸，甚至考虑把土地送给鲁国以求和好。”（《史记•孔子 世家》）言下之意，只要天下太平，就证明杀得对，杀得有理。诛于东观，就是要以儆效尤，后来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颇得其中杀鸡儆猴的帝王之术真谛。

有人误会孔子妒贤嫉能，有点太小看至圣先师了。如果孔子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人物，也不足以创立儒学流传二千年了。孔子借《诗经•邶风•柏舟》感叹“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忧愁之心多凄楚，被群小人所怨怒。

其实孔子杀少正卯杀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到了不可不杀的地步，这才是最可怕的事。这就意味着，只要思想、言论与我不一样，就是异端邪说，就该杀而后快。

这个故事最早见于《荀子•宥坐》，荀子本来是儒法兼修，外儒内法第一人，对此大唱赞歌不稀奇。

从朱熹开始，一些学者对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持怀疑态度，其论据包括史料证据、制度沿革、孔子治国理念等，至今两派争讼不休。

历史是一种印象，真实早已掩埋于尘土之下，流传下来的未必是历史的真相。然而，流传下来的历史印象对后世造成的影响，可能比实实在在的历史真相来得更大。

孔子诛没诛少正卯不重要，这个故事得以正面形象流传，说明党同伐异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因为这个故事很好用，所以后世儒生争相效法，五条罪名越用越熟练，无论是清誉名士，还是贪赃枉法之徒，都可能被加上了“少正卯”的罪名。

东汉末年，杜乔上书指斥梁冀兄弟“有正卯之恶，未被两观之诛”（公元147年）；李膺（公元166年）初任河南尹就以残暴无道、杀死孕妇之罪杀死宦官张让的弟弟张舆，面对汉桓帝的指责，意正严词的说：“孔子七日而诛少正卯，我到任已有十天，我只担心动作拖拉而受指责，哪想到因办案迅速而获罪。”

这两个故事比较正面，可越往后越负面。魏晋之际（公元263年），钟会劝司马昭杀嵇康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个故事，认为嵇康言论放荡、诋毁经典、祸害时局、扰乱名教，帝王所不应该容忍，嵇康被诛于市。

到了北宋之际，政敌之间常常互相指责对方是“少正卯”：何郯弹劾夏竦（公元1048年），欧阳修、刘敞等弹劾刘昌期（公元1059年），李定 弹劾苏轼（公元1079年），苏辙等弹劾吕惠卿（公元1086年），要不就是引用“学非而博”、“行伪而坚”、“言伪而辩”的罪名，要不就是直指对方是 “异端害道”、“鲁之少正卯”。

为此苏轼发过一通调侃，大意说孔子七日而诛少正卯，正为自知相位不久，所以不得不乘还在位时速行其事，否则迟疑两三日，只怕少正卯所图。（《东坡志林•卷四》）借孔子的酒杯，浇自家的心事，一语道破自古党争之烈，孔子不杀少正卯，少正卯就要杀孔子，无论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哪里有宽容可以藏身？

后来又发生了两起“少正卯”，更令人惊诧莫名。一起在南宋（公元1195年），儒学大师朱熹遭沈继祖参奏六大罪，并说“嘉为大奸大憝，请加少 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戒。”另一起在明季（公元1627年），无耻文人陆万龄竟称“孔子作《春秋》，（魏）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 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比魏忠贤为孔子，比东林党人为少正卯。

一个是将来配享孔庙的先贤，被诬为少正卯，一个是遗臭万年的竖阉，被比为诛杀少正卯的孔子，可见谬种一旦流传，不由你考证它是真是伪，它自有它的生命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