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转一文：

卫灵公对待孔子重返卫国相当重视，他亲自到卫都郊外去迎接孔子一行。这可以说是孔子十四年流亡生涯中仅有的例子。根据《孟子》记载，这次重返卫国的孔子师徒，就住在子路的妻兄颜雠由家（即颜浊邹）。颜雠由向子路说，让孔子住在我家吧，他可以当上卫国的卿大夫。作为卫国大夫，颜雠由在卫灵公接见孔子并厚待孔子这件事上，肯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在想来，卫灵公其实是一个对待人才相当不错的国君，他并不是只想让孔子仅仅装潢门面，这里面更有着一种欣赏。加上孔子已经有很高的声誉，又做过鲁国的上卿，所以卫灵公对待孔子相当尊重，也有着爱惜的心情。卫灵公在与孔子初次相见的时候，就询问孔子在鲁国的待遇，孔子说“俸粟六万”，是指六万小斗，也就是领取实物薪水粮约合两千石。卫灵公听完后二话没说，就答应也给孔子两千石的待遇。行道先得谋生，两千石对于孔子与他的十几个学生来说，生计的无忧也就为谋求行道打下了一个可观的经济基础。只有俸粟，没有谈到具体的职务。即使史书上没有记载孔子在卫任职一事，但是既然把卫灵公的“际可之仕”区别于卫孝公的只有俸粟没有职位的“公养之仕”，那就是一定有着职务的。可能虽有职务却也是不重要的职务或者一种虚职，使孔子不能有所作为，史书上也就从略了。

孔了在卫不能有所作为，倒是“子见南子”一事，在他的十四年流亡之旅中，留下了浪漫而又有些亮色的一笔。灵公夫人南子是宋国女人，长得十分俊俏，又富有风情。而我们的史书与大人们，又总是对漂亮女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漂亮的南子也就有了“淫行”，并且有鼻子有眼地记录着她与宋国一个叫朝的贵族公子相好。而且还说因为她而使卫国发生了争夺国君位置的内乱。卫灵公的世子是蒯聩，说他反对母亲南子所谓的淫乱行为想杀死她而未成功，才出奔晋国，投靠了赵鞅。等到卫灵公去世，卫立蒯聩的儿子辄登上了君位，即卫出公（亦称卫孝公）。以至于卫国君位的继承问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引起了大国齐、晋的介入。如晋国赵鞅支持蒯聩回国向儿子争夺君位，帮助他在晋卫边境一个叫戚的地方住了下来，而齐国则协助新君辄把戚地包围了起来。其实，我想蒯聩的企图杀母，只是以“淫行”为幌子罢了，实质应当还是权力的争夺，只是具体细节我们无从知晓罢了。

“子见南子”，其主导是南子，是南子要见那个大名鼎鼎的孔子。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是这样说的：“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灵公夫人南子不仅想见孔子，还很迫切。司马迁不愧为写史的圣手，南子想见孔子的口气栩栩如生——各国的君子（请注意，人家南子要见的是“各国的君子”，并不是乌七八糟的人），凡是看得起我们国君，愿意与我们的国君建立像兄弟一样交情的，必定会来见见我们的南子夫人的。我们的南子夫人说了，她也愿意见见您。

《史记》对子见南子的过程写得有声有色，至今读来还让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司马迁太爱孔子了，孔子的一生坎坷与自己的一生坎坷，都让他产生着惺惺相惜的情结。于是他的记录也便是孔子一再推辞，并且见了之后还“于是丑之，去卫，过曹。”不过司马迁到底还是有着知识分子的一颗良心，所记场景应当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吧。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孔子开始还推辞谢绝了一番，最后不得已才去见她。南子夫人坐在葛布做的帷帐中等待。孔子进门后，而朝北叩头行礼。南子夫人在帷帐中拜了两拜。她回拜时，所披戴的环佩玉器首饰发出了叮当撞击的清脆声响。事后孔子说：‘我本来就不愿意见她，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

这个南子夫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她并不怯那些个有头有脸有名有望的君子，她的不怯，除了自己的国君夫人的位置外，不是在内心深处也有着与他们对等、做人做事不弱于他们的想法吗？还有，好见君子，这不也是一种好学精神下的好奇心吗？当然，人们还会不自觉地就服从了女人不得参政的“古礼”，甚至会不自觉地认为她们参政就是僭越，非有点什么“越轨”行为不可。她非要见孔子，里面甚至是否还有点恶作剧的味道？你孔子不是天下最知礼的吗？好吧，我就看看你怎样跪拜，我就看看你敢不敢正眼看我南子。“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然。”

当然，子见南子无法与孔子见老子相比，但是却有着另一种孔子见老子所没有的风味。尽管事后孔子好似“后悔”得不轻，又赌咒又发誓，但是南子在他心中留下的愉悦是肯定的。他的学生中没有女性，他也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而后世许多人为了把孔子“护守”得又神又圣，甚至把孔子上面的这句话解释为见了南子之后才说的，以示孔子的“清白”。但是，我倒宁可相信，与南子的相见，或许会是对于他的妇女观的一次矫正。

孔子见南子之后，首先表示不满的是子路。他是有着根据的，因为西周礼法，有着“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看着满脸不高兴的子路，孔子只得郑重地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对于这段话，有的解释为“我假如不对的话，天厌弃我吧！天厌弃我吧！”有的解释为：“假如我做了对不起人的事，给天雷打死！给天雷打死！”这样解释当然生动，但是却把大哉的孔子放在了一个偷嘴吃的小孩子的位置上。这里，南怀谨先生理解得有新意，也似乎更贴近事实。他认为孔子的意思是在说你们对南子的看法不对。他说我所否定的人、认为不可救药的人，一定是罪大恶极的，不但人讨厌他，天也讨厌他，那么这种人我是不会与他来往的。可是南子不是这样的人，南子也不是你们议论的那种人。虽然孔子没有具体说出南子好在哪里，但是对她的肯定是存在的。

而且南子的好也是明摆着的。且不说卫灵公十分迷恋她，就是查查卫国的历史，她也没有什么劣迹。当时卫国的政治，在列国间还算是好的，不然孔子也就不会让自己十四年流亡岁月中的将近十年都在卫国度过。卫灵公敬重孔子，南子也敬重孔子，这是不言而喻的。难道一个国君敬重一位贤者是美德，而一位女性敬重一位贤者就成了一桩罪状？况且这个宋国的俏女子，在自己情窦初开的时候与那个闻名于列国的俊男子宋朝有过相恋的经历又有何不可？这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而且在《论语》中，连孔子都肯定了宋朝的美仪，“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世矣”（《雍也篇》），意即没有祝的口才，光有宋朝的美丽，在今天的社会里是难免要出事的。

后人对于南子夫人的批评，主要来自于这次相见一个月以后的又一件事情。即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坐了一辆车，宦官雍渠陪侍车右。出宫后，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上跟从，并大摇大摆地从市上走过。而且还有孔子对此事的一句评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并说孔子对此厌恶，就此离开卫国，往曹国去了。我们如果挣脱了古人设下的绳套，平心静气地想想，孔子的这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虽然有着对于卫灵公崇尚德行不够的不满，但是更多的，不也是对于“好色”的正当性的肯定吗？首先便是肯定了美色的好，进而说出了喜好美的东西，这是人的本性，而且是优良的本性，只是孔子在这里倡导人们要像“好色”一样“好德”罢了。

就因为孔子见了这样一个女子，历史就要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直到“五四”运动开始十年之后的一九二八年，林语堂先生又编写了一出历史独幕剧《子见南子》，发表于十一月三十日的《奔流》杂志一卷六期，并因此酿出了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事件”。这个剧本发表之后的一九二九年，孔子的故乡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的师生，将其改编成讽刺喜剧，并于当年六月八日晚的家长游艺会上公演。此事引起孔氏家族的强烈不满，孔传等人以“孔氏六十族人”名义控告曲阜第二师范师生“侮辱宗祖孔子”。后经国民政府派员调查处理，结果将校长宋还吾撤职，并开除了两个在剧中担任男女主角的学生与教师。孔传等的控告书中写道：“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慨。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校长宋还吾在答辩书中说：“本校所以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在艺术之中，认取人生真义。演时务求逼真，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貌极庄严。扮南子者，古装秀雅，举止大方。扮子路者，雄冠剑佩，颇有好勇之致……则各本《诗经》，均存而不废，能受于庭下，吟于堂上，独不得高歌于大庭广众之中乎……总观原告，满纸谎言，毫无实据。谓为‘侮辱孔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纵使所控属实，亦不出言论思想之范围，尽可以公开讨论，无须小题大做。”教育部朱参事及山东省教育厅的“会衔呈文”称：“‘孔子见南子’一剧，确曾表演，惟查该剧本，并非该校自撰，完全根据《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内林语堂所编成本，至扮演孔子脚色，衣冠端正，确非丑末。又查学生演此剧时，该校校长宋还吾正因公在省。”八月十六日《新闻报》报道说：“十一日孔祥熙随蒋主席过济南时，对此事仍主严究。教长蒋梦麟监察院长蔡元培日前过济赴青岛时，曾有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鲁迅先生在《关于“子见南子”》一文的结语中评论说：“以上十一篇公私文字，已经可无须说明，明白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演《子见南子》一案的表里。前几篇呈文，可借以见‘圣裔’告状的手段和他们在圣地的威严；中间的会呈，是证明控告的说诳；其次的两段记事，则揭发此案的内幕和记载要人的主张的。待到教育部训令一下，表面上似乎已经无事，而宋校长偏还强项，提出种种问题，于是只得调停，另有任用，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即所谓‘息事宁人’之举，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也。”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笠翁就说过，人生是台戏，历史也是台戏，而且演戏的只有两个人：男人与女人。只可惜我们中国让男人唱独角戏的时间太过久长了。子见南子，刚出来了一个女角，又被我们丑化了。好在孔子在，记载孔子思想与生活行状的《论语》也在。其实，孔子离开卫国，是与南子没有多大关系的。主要还是卫灵公不能重用孔子，孔子又有了在鲁国时的那种无望感。《论语》与《史记》则分别记录了两个直接导致孔子离卫的事情，都与卫灵公有关。《论语·卫灵公》说：“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关于军事布阵方面的学问，孔子说礼乐文化方面的事情吧我还懂，军事布阵方面的事情我却没学过。其实孔子是懂军事的，如在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的学生冉有率鲁军打败了齐国的侵略。在庆功会上季康子问冉有跟谁学的军事，冉有说是跟老师孔子学的。这里孔子之所以以不懂作答，显然是对卫灵公好大喜功、连年战争的不满。卫灵公于公元前503年（鲁定公七年）就会齐叛晋，附和于齐国与晋争霸的阵营，此后连年参与战争。孔子亲眼看到的就有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夏四月，会齐侯救邯郸、围五鹿，同年秋八月，会齐侯于乾侯，救范氏。这个时候正是晋定公失败，晋国赵鞅与范氏中行氏连年进行国内衅斗、兵争不已。他问阵于孔子的时候，正是准备伐晋援救他所支持的晋国范氏的时候。

《史记》则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卫灵公在一次与孔子聊天的时候，看到空中飞来了大雁，只顾抬头仰望，神色就不在孔子身上了，孔子因此离开了卫国。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要是这样的事情就可以让孔子生气以至于甩手离开，孔子的心眼也显得太小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卫灵公随着年纪的增大，不仅懒于处理政务，也不谈启用孔子的事情。孔子是在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时候离卫的，与当年离鲁时的情况虽不一样，在本质上却是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