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及海外网站对韩寒先生的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反应很热烈，有弹也有赞，而且问题主要集中在《谈革命》上，因为韩寒先生不赞成暴力革命，据说他的这些观点还得到了部分官方媒体的认同。于是一些平素爱与官方唱反调的一些网民就群起而攻之，似乎韩寒成了五毛党的领军人物，简直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了。当然，从另一个侧面也看出，当局实在太臭了。

我翻看了他的这三篇文字，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啊，说得非常有道理，而且是很平常的道理。

读过我的文字的人知道，我是反对暴力革命的，是反对暴力的。所以韩寒的这些文字很合我的胃口。

这里，我并不想重复他的观点，只是想强调一个我自己的观点，什么呢？就是反暴力，首先需要反对当局和执政党对平民百姓的暴力执政。只有在规范政府和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的前提下，反暴力才可行。

眼下的中国大陆社会，到处充满着执政当局的暴力执政。地方当局及其官员，权贵，代理人，等等暴力侵犯平民百姓的基本权利，时时刻刻可以听到暴力拆迁，暴力征地，暴力围堵上访民众，暴力驱散游行示威的百姓，暴力封杀新闻网络媒体，等等，甚至包括重庆当局的以黑打黑，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暴力对待少数民族百姓，等等。

我相信，政府，执政党，包括地方政府，这些行为全部都是非法的，或者根本就没有法律可依。

试想，如果政府，执政党，地方当局，都是这样无法无天，或者暴力执法，那又怎么能怪平民百姓暴力抗争呢？我曾经写过文字《看新疆暴力事件，谈暴力的合理性》，谈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我只是说，反对暴力，是双向的，既反对平民百姓对当局的暴力，也反对政府政党和地方当局对平民百姓的暴力。当局与百姓相比，百姓个体显然处于弱势，执政当局是强势的一方。所以，我反对暴力，首先反对的是执政当局对百姓的暴力执政。

为此，我认为，需要规范执政当局的执政行为，需要细化，量化他们的执政行为。举一个例子，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时候，政府为了它所谓的有法可依，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搞了个游行示威法。各地都仿照北京的搞法。可是那个法律是粗制滥造的，是恶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法给了当局无限权力，却完全没有约束当局。比如说，当申请游行示威之后，当局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批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拒绝，从接到申请到给出结果需要多少时间，如果当局不批准，那申请者有什么样的有效途径上诉或者申请复核，等等细节完全没有规定清楚。所以说，这样的所谓法，是恶法。当局依据这样的所谓法来执政，必然导致执政行为的粗暴，甚至导致暴力执政。

所以说，反对暴力，首先要反对执政当局暴力执政。而要反对暴力执政，就要真正做到以法治国。而要真正做到以法治国，就要完善法律。法律不能只是执政当局的工具，也要能成为普通百姓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工具，能够用来约束执政当局，防止暴力执政。

我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反对暴力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中国国内宪法里面都规定了老百姓都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等，条文与一些外国宪法没什么两样。可是为什么在执行的时候就没法可依了呢？问题就是宪法规定的这些条文都没有具体的法律给予细化量化。没有新闻法，网络言论随便就可以被当局暴力干涉，任何词都可以成为当局的敏感词。谁来管制这些执法当局？

所以说，反对暴力是对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当局既然认可韩寒先生的观点，就要拿出诚意来，真正实现法治化，约束执政当局的暴力执政。只有执政当局不再暴力执政了，只有老百姓有法可依来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了，才能避免暴力，才能免除暴力革命。

我反对暴力，首先反对暴力执政。在反对暴力执政的前提下，我才反对暴力革命。

当然，要做到这些，老百姓需要抗争，需要有效抗争，包括舆论抗争，等等。最近乌坎风波，老百姓的抗争就做得非常好，有理有节，迫使当局让步。

韩寒说：“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这些观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