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朝鲜金三胖子发布了大赦天下的命令，让许多中国人好生羡慕。大赦天下是许多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想当年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后来成为著名异议学者的方励之先生就曾向邓小平先生写信，呼吁大赦天下，尤其是赦免象魏京生这样的政治犯。 结果呢，差不多受到了株连九族的待遇，这里所谓的九族包括后来附和方先生呼吁的许多知识界精英。 邓小平是钢铁公司，是不会相信什么德政仁政的。 正好，今天看到了一篇再次呼吁中国要有大赦天下的气度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文章以缅甸当局对待昂山素姬为例，认为中国可能不是需要昂山素姬，而是需要吴登盛，需要能够坦然面对反对派，需要大赦天下的政治家的气度。可惜了，胡锦涛太小家子气，没有这样的气度的。习近平有没有，还有待观察。 其实，我虽然主张大赦天下的仁政德政，但更加主张法治。 而观察中国现行社会，既没有国际社会公认的法治与法制，也与过去中国古代的帝制不同。说到底，是既不如西方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连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都不如。 为什么呢？就法治观点看，中国古代虽然是有皇帝的，但也是有法律的，唐朝的法律还是非常健全的。执法也是很严厉的。自古以来，不少朝代即有严刑峻法，也有大赦天下的，是苛政与仁政相结合的。 比如说，《水浒传》里面的宋江，杀了阎婆媳之后，不肯上梁山，说是要等皇帝大赦。在古代社会，很多时候是实行严刑峻法，但隔几年就来一次大赦天下，尤其是碰到新皇帝登基，皇帝大婚等事情的时候，往往大赦天下。 再比如说最著名的株连九族，最早的发明家是谁呢？既不是夏桀也不是商纣王，而是两位后世所追仰效法的“圣王”-夏启和商汤。椐《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被称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记载。 这种酷刑历经数千年经久不衰，一直到明清时期都盛行。共产党建国后，其实也一直实行变种了的株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其实仔细想想，株连有它存在的根据的。中国社会是个人情社会，往往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包括现代社会，一个人当官，全家贪污，亲戚朋友全部沾光。一个人公费医疗的，全家人看病都不要钱。 所以，在中国，对付贪污腐败，确实需要严刑峻法，松不得。 而对付政治犯，则需要实行仁政德政，需要大赦天下。 只可惜的是，现在的当局，对付贪官污吏，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而对付政治犯，则是严刑峻法，甚至搞株连。你看最近闹的沸沸洋洋的陈光诚，一个异议分子，最后全家都遭殃。 前不久，看电视剧《护国军魂》，里面的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遭到举国声讨。其实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在中国真正实行君主立宪制，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现在搞的这样的怪胎，不仅没有西方民主制度好，照我看，可能还不如君主立宪制呢。 1989年，方励之写给邓小平建议“大赦天下”的公开信 方励之 此文的大部分内容曾于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发表过，现以中文发表——作者 1989年到了。 新年伊始，北京就开始下雪，软软的，洁白，冷清。谁也没有想到，4个多月之后，这里就会发生一场社会大爆发，雪变成了血，人肉，和死亡。 1987A超新星爆发 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1989年我写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就是爆发━━超新星爆发。我的研究重点并不在超新星上，但是，超新星1987A爆发之后，超新星成为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但天体物理界，就是非天文界，非科学界似乎也对超新星发生了莫大兴趣。很多地方都要请天体物理学家介绍超新星。我也多次被请过。因此，不得不写篇科普应对。 “大赦天下”的公开信 因此，在写完超新星一文后。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建议颁行大赦：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噎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祝近祺！ 方励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导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乱的罪魁之一的信。 此信手抄了3份。一份于当日中午投进北京天文台门外的一个公用邮筒，寄往中共中央。下落不明。 第二天，元月7日，星期六，有两位客人来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刘达，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看了信稿后，表示很赞同，连连说：“是该把这些人（政治犯）放了！”而且，愿意帮我把信送到到中央。他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有有效的送信渠道。刘达转送的那份手写原件，后来曾在军事博物馆的“平暴展览”上作为暴乱物证展出过。 元月7日来的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秋节前夕才来到北京，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我曾于1986年通过美中学术交流项目访问过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所以，林到北京后，我们很快认识了。我把致邓小平信的第3份手写本给了林。当晚他就把信译成的英文，给了一些外国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林培瑞教授至今仍保有那份手写的反革命原件，在他的家里作为反革命物证挂在墻上展出。 2月13日下午，北岛、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来我家，询问有关呼吁大赦的情况，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公开信的打印副本。他们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呼吁特赦政治犯。该信当即用我家的286计算机打印出来。3天后，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签名，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 同时，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呼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为发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许良英教授。他那封信发表时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签名。 后来又有文化界（戴晴，苏炜等）的另一封公开信。 事不过三。几封公开信发表后，最高当局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个站出来反击，他们的正式论据是，写呼吁信是干扰中国司法的独立。可见，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公民写呼吁信的权利也是没有的。呼吁信算是一种“瘟疫”。接着，当局开始对在公开信上签过名的人，一一进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开监视。我的待遇是非公开的监视。 中国需要“大赦天下”的气度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人间四月天，江南看杜鹃。4月初，应江西方面邀请，笔者至江西西线旅游，上引即为张国焘位于萍乡上栗故居上的对联，为湖南学士刘剑文所撰。作为中国革命时代争议最大的“叛徒”，张国焘的生平，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讳莫如深，直到前年，张国焘故乡才做出修缮其故居的决定，当时也引起了巨大争议，而此时，已经是中国的胡温时期，花落花开，几度春秋。 人生易老天难老。不仅张国焘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毛泽东已辞世多年，甚至后来者华国锋、邓小平均已告别了人生。就连“后革命时代”诞生的领袖江泽民，亦已经退居幕后。 度尽劫波，恩怨泯灭。当时掀起惊涛骇浪的纷争竞逐，随着当事双方的故去，后人逐步以宽容的眼光看待，恩怨与是非，都被新时代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所稀释。而经过了几代人的轮换，后人应该可以用更超脱的态度与立场，来评判历史，从而给予前人应有的立足之地。正如当世人对待张国焘一样，是非功过，早有定论，存在却无法抹去。 超越纷争，才能开启新局，创造当代的传奇与历史。 无独有偶，在笔者在江西萍乡时，正值4月1日，当天，缅甸著名的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当选缅甸联邦议员，而其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亦在议会补选中赢得45个议席中的43席。 昂山素季的沉浮，与缅甸军政府的兴衰息息相关。 1962年以来，缅甸都是由军人执政。1988年7月，因经济形势恶化，缅甸全国爆发了反抗军政府的风潮，持续数月，在此骇浪惊涛中，昂山素季乘势崛起，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 1989年，军政府以煽动骚乱罪软禁昂山素季。此后21年间，昂山素季被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寓所中15年。直到2010年11月13日才获释。漫长的囚禁生涯，使昂山素季成长为“缅甸的曼德拉”。 作为缅甸反对派的领袖，昂山素季不是一个人的对手，而是好几代领导人的对手。1988年，执政的尼温将军在全国的示威浪潮中下台，继起的苏貌接管全国大权，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由此，缅甸国内反对声此起彼伏，昂山素季赫然成为苏貌的心腹之患。也正是在苏貌当政时期，昂山素季身陷囹圄。其后，1993年苏貌因病退位，继起的丹瑞大将，仍然坚持军政府路线，由此，昂山素季亦成为丹瑞时代的主要反对势力，1996年和2000年，昂山素季又几度被软禁。 昂山素季结束囚禁生涯的时机，非常耐人寻味。2010年11月7日，缅甸二十年来的第一次大选结束，在计票结果公布前夕，昂山素季被解除软禁。此中有深意。当时的军政府最高领袖丹瑞，其实也洞察到缅甸的未来，也愿意做出改变。但是，又必须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如此，等大局已定，自己退隐，新人上台之后，再放出昂山素季，既彻底放下历史包袱，亦给各派一个公平的机会。 在全球历史上，政治家得势后对竞争对手的清算，往往比较残酷，丹瑞的忧虑从惯例上来说其实亦合乎情理。尽管他曾警告过昂山素季，不要挑战选举的结果，但是，他肯在双方都在世的时候交出权力，亦是个人对国民的巨大交代。而事实上，昂山素季在解除软禁后的首次全民演讲中，亦强调她“不会憎恨任何人”。 新上任的总统吴登盛是缅甸的新式人物，其军政生涯既稳健有为，深得丹瑞等老牌人物的赏识，同时，他亦更务实灵活，这也是丹瑞对其放心交权的原因。既可保护既得利益，又堪托付未来，带领缅甸走向新时代。吴登盛的崛起，不仅是靠对丹瑞等势力的忠诚，其个人才干人品格，也确实有杰出之处。吴登盛在2008年缅甸热带风暴中多次亲临灾区，赢得了巨大声望，同时，他军方阵容中，他属于开明派，吴登盛在总理任上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实现了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缅甸GDP增长率连年破十。 与丹瑞不同，作为新一代的领袖，吴登盛与昂山素季并无直接对手关系，由此，他们之间更方便对话与和解。吴登盛当选总统之后，曾派遣联邦部长四次与昂山素季对话，并在2011年的8月亲自单独会晤昂山素季，对于昂山素季未来走向政治舞台中心，吴登盛大开绿灯，推动修改《政党注册法》，取消了对政治人物从政的限制条款，近日昂山素季与民盟的在体制内合法崛起，即由此奠定。不仅如此，吴登盛还发布大赦令，提前释放了200多名“政治犯”。 某种意义上说，吴登盛和昂山素季一起，启动了缅甸现代化的大门。正如当时的非国大主席曼德拉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样。 这种模式，对于三方政治势力，都是一种解放。 事实上，有些时候，一些强权政治人物，并非看不到历史大势，亦并非不能洞察民心向背，但是，是否顺应民意，放权让位，却存在诸多顾虑。丹瑞在位时，曾大规模处决和劳教异见人士，甚至一度到了镇压僧侣的地步，但是，近十年以来的缅甸社会进步，没有丹瑞的首肯与推力，亦难以奏效。2003年，丹瑞即主导推进民主进程的“七点民主路线图计划”，2008年，缅甸全民公决通过了《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等。2010年缅甸总统大选之后，丹瑞在公开场合，已经几乎不再干预政治和社会事务了。 新旧时代的交替之际，强力人物的选择，往往影响未来历史的走向，向前一步，还是退后一步，就在一念之间。能否给予强力人物适当的生存空间，又不至于让其巨大的身影遮蔽未来时代的阳光，考验一个国家的智慧与气度。 同样，强力人物在预期自己不会被清算的情况下，亦会对于未来发展的多样性，更加宽容与开放，虽然新旧交替时代的到来，往往以老一代领袖的退出为标志，但是，在退出之前，开启未来之门，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而非骂名，其实也是老一代领袖的更理性和选择。 在此情况下，脱胎于旧的权力体系，同时又具备革新思维，能够为各方势力所接受的新兴实力派，将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团结纽带。他具有旧派势力所赋予的权力“正统”性，由此不担心内外部权力挑战，而由于与异见人士没有直接的冲突，没有历史包袱，亦容易为广泛接受。从目前的效果看，吴登盛尚不负众望。 在这种格局中，由于传统强力人物已退出，反对派领袖失去了直接的抗争对象，而新兴实力派的相对开明，局势变得不一定非要通过剧烈的暴力，由此，反对派领袖亦可以实现个人命运的“软着陆”，昂山素季的获释，可谓是缅甸国势转变的标志。 这种模式，可以暂称之为“隔代宽恕”，强权人物在位时，预留了双方的空间，而等待新起者上台后，再启动大赦程序，获得双方的妥协与和解，一起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努力，获得个人命运的软着路，以及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共识。 日照四方，唯亚洲部分地方尚处于威权政治的阴影下，暴力革命的血腥，使很多萌生退意的领袖和利益集团存在诸多顾虑，实际上，不仅是缅甸，这种“隔代宽恕”的模式，对于众多亚洲平稳地完成国家的转型，意义重大。 同在东南亚，马来西亚近年的改革，也是实行这种“隔代宽恕”模式。 当年的安瓦尔，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对于马哈蒂尔维护大集团的利益不满，意欲搞激进主义，由此从盟友和接班人变为马哈蒂尔的心腹之患。随即被解除副总理职位，同时被以“鸡奸”罪逮捕。 在2004年马来西亚大选之后，个性温和的巴达维上台，由此，安瓦尔被暂放出狱，此时，巴达维已经获得党内长老们的首肯，安瓦尔失去了政治威胁力量，而在纳吉布成为新一任马来西亚总理之后，2012年1月9日，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判决安瓦尔无罪。此时，当初的政治对手马哈蒂尔，以及马哈蒂尔指定的接班人巴达维，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安瓦尔仍誓言要取代现政府，但是，解放安瓦尔的举动，同样使纳吉布赢得了体制内外的赞赏。称其英明，纳吉布由此获得了更多的公众信任。 新任的纳吉布，则更倾向于改革，某种意义上与安瓦尔的政治追求接近。纳吉布任期内废除了内安法，打击金钱政治，改革经济，提倡民族平等，建立“一个马来西亚”，属于传统阵营内的改革派。在2000年巫统领导人选举时，无论是马哈蒂尔派系，还是已经失势的安瓦尔遗留势力，都支持纳吉布，纳吉布成为了当时得票率最高的巫统副主席。 此外，纳吉布任期已经过半，他与安瓦尔之间，已经很难互成对手了。马来西亚的“隔代宽恕”，由此造成了事实上的平稳过渡。 回望中国，春色满园，大地充满生机。 近年来，国内在很多问题上，都逐步解禁，如，肯定国名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寻找远征军健在老兵，建立腾冲、衡山抗日烈士陵园，乃至为台儿庄无名烈士抬棺安葬。甚至充满了溢美之词的关于蒋介石的各种官方传记，亦在大陆开始流行，这些变化，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求真和勇气。 在内部政争问题上，国内也逐步开放了禁忌。张国焘和林彪两大最有争议的人物，近年都获得了更为客观的评价，而四人帮中几大领头人，除江青自杀外，其他人也获得了类似特赦一样的待遇，甚至陈伯达的传纪都已经出版。 建国以来，中国实际是分为两个时期：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前者已经彻底终结，而后者尚在进行中。毛泽东时期距今三十余年，且经历了三四代的代际传承，恩怨是非与当世之人相隔遥远，故政治宽恕亦相对容易。除文革未被官方系统性反思外，大部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基本都已经盖棺论定。 故此，隔代宽恕的迫切性，更体现在后一个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总体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主，但是亦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无论革命时代还是改革时代，社会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纷争，如何对待这种不同的利益与主张的分歧，考验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气度。 自邓小平以后，中国已经经历了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时期，而胡、温也已经步入任期尾声，很多政治事件，已经与当事人的切身关系越来越远了，理应以更为超脱的眼光，带领中国进入更为宏大的世界。由此启动“隔代宽恕”的时机逐步成熟。作为大国，中国政治家的气度，更应该值得期待。理应以开放包容的宏大气魄，大赦天下，凝聚民心，十八大之后的后来者历史负担更少，亦需更为开放大气。 或许，我们并不需要“中国的昂山素季”，但是，我们绝对需要一个“中国的吴登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