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中，當官，走仕途一直是大多數人的夢想，包括孔子本人，周遊列國，就想找個地方當官，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所以，在《論語》中，子夏說過“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本意是，在事情（當官）做好了，可以總結經驗，從中學習；而學習好了，又能更好的做事（當官）。所以，在古代，人們拼命學習，考科舉，考中了秀才舉人，中了進士，或者甚至中了狀元，等等，都能某個一官半職。而當官之後，還是要不停地學，不斷地升官，只有升官，才能發財，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幾千年來都是如此，這是中國的文化，“仕”是目的，“學”只是手段，學則登仕，而“優”則是過程，選拔優秀的過程，所以，一切都是為了當官。

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官民體制，官壓着民，當官的統治貧民百姓，這當官的可是好處多了，當官的可以欺負老百姓，老百姓只有被欺負的份兒，對當官的是沒有絲毫的約束力的，你要反抗，則會被鎮壓。官民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會官逼民反，反到一定程度就會改朝換代。而老百姓要想出人投地，只有科舉一途。

到了大清末年，民國時期，科舉已經被廢除，西學被引進，但是中國傳統的以“仕途”為目的的傳統並沒有改變。在過去有科舉的時代，科舉制度實際上是很嚴格的選拔優秀的制度，雖然也有作弊，但相對還算完善的，狀元需要皇帝欽點。科舉被廢除了之後，選拔制度相對就缺乏了，人們削尖了腦袋還是想當官，但因為沒有嚴格的選拔制度，那麼就八仙過海了。

到了共產黨執政之後，一切都是黨的領導，黨票成了仕途的必不可少的門票，當然除了黨票，還有其它的因素，包括走關係，等等。當然也重視學習，有高考制度（除了文革期間靠所謂工農兵推薦）。但是高考制度本身並不能代替科舉。全國高校一千多所，參差不齊，雖然考卷可能一樣，但整個選優的過程則是各自為政的，當然也在黨的領導之下。

所以，整個社會，“仕”是目的依舊是大多數人的目的，但“學”和“優”則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當然有好的變化，也有亂七八糟的。好的變化是，過去的中國科舉是重文輕理的，以儒學為主。現在的“學”則有了很多西學的成分，理工科占主要。但同樣的，學理工科的也同樣要當官。

由於這些制度上的變化，現在的人們，已經從“學而優則仕”，變成了“學而仕則優”，甚至是“不學仕也優”，也就是說，只要當官，就會成為社會精英。加上眼下政治經濟體制的亂七八糟，權錢交易普遍，要成為精英，並不只有“學”一途。所以，現在的很多所謂的精英，文化水平不高的，但財大氣粗，象暴發戶似的。

久而久之，人們對於是非好壞，都模糊了，扭曲了。這就是中國人學西學，按照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結果。

在西方正常民主國家，當官和做其它行業相比，不一定有多少優越性，而且比較難通過當官而發財或者實現自己的價值。而別的行業，包括那些生產，研究，教學，服務，等等領域，都有各自的社會價值。

在中國則不同，要是和權勾結在一起，那什麼都能得到，包括金錢美女社會地位，等等。所以，人們削尖了腦袋還是想考公務員，哪怕是荒廢學業，所以很多碩士博士畢業生都考公務員。也因此，中國的公務員數量也逐年上升，據官方數字，已經達到一千多萬。當然，中國的官方數字不准，因為中國體制問題，很多吃皇糧的都不算公務員。按照某些學者的研究和統計，中國現有公務員性質的人數，包括事業單位，也就是靠吃皇糧過日子的人數大約有七千萬，平均大概每十八人口就有一人吃皇糧，還不包括一些國有企業員工。

當然，如果橫向比較，可能一些西方國家的公務員人口比例可能比中國還高，比如說美國，但計算方式不一樣，不完全具有可比性。

最關鍵的是，在中國，由於體制的缺陷，中國是個富政府窮社會的國家，在中國當官，只要有權，就有得貪污，貪官比例非常高。這方面國家統計局沒有確切數字，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中國當官的當中，貪官比例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最最關鍵的是官員貪污被查出來的比例是很低的，根據有些學者的說法，不到百分之一，我不相信這百分之一的說法，因為你拿中國的貪官人數除以那七千萬的話，比例少得可憐。就好象是人們開車出門，出交通事故的比例一樣。你不能因為你出門可能出交通事故，就選擇不出門吧？對這些心心念念要當公務員的碩士博士們，好不容易考到了，當然要撈回來。

所以，在中國社會，當官其實是最保險的，成本受益率最高。尤其是現在中國政府富了，有得貪了，所以貪污的數目是越來越大了。呵呵，每次查出什麼貪官，說貪污了多少多少，那些平頭百姓們一方面恨得牙痒痒的，另一方面羨慕得不得了，恨不得自己能當官，也能貪污點就好了。

所以，中國這個體制，造就了那麼多當官的，也造就了那麼多貪官。其實現在隨着電腦等辦公自動化越來越普及，生產率大大提高了，真的需要這麼多吃皇糧的嗎？

前面說了，橫向相比，可能中國的吃皇糧人口不算多。但如果縱向比較的話，現在是中國自古以來，官員比例最高的。據有關記載，中國歷代官員占人口比例大約是：漢朝：1比7000；唐朝：1比3000；明朝：1比2000；清朝：1比900；1949年：1比290。現在是1：18。當然，同樣的，由於現在和古代的體制上的差異，這些數字僅有參考價值，並不具有嚴格的可比性。但大概可以看出來，實際上現在的中國貪污程度是歷來最嚴重的。

問題是，古代的官員還是學四書五經考上來的，不管怎麼說，還是有些是非觀念的，現在的官員都是考學什麼的呢？現在的高校還在教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等。基本的是非觀其實是沒有教的。人們都是從實踐中學，從社會中學的，包括從《甄嬛傳》和《大長今》等流行電視劇中學的。

所以，體制的扭曲，造成了社會價值觀的扭曲。當然，我不是說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有多好，古代社會有多廉潔。我只是說，現在拋棄了科舉制度，百多年來，教學上引進了西學，但並沒有引進西方的體制，包括西方官員選拔制度。沒有替代品。

我是不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其實，我覺得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是有價值的，拋棄是可惜的，特別是沒有任何替代制度的時候，產生了如今的後果。

其實，西方在學習中國的時候，什麼時候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呢？包括這個科舉制度，英國的文官制度就是吸取了中國科舉的精華的。  

現在的中國，已經從“學而優則仕”，演變成了“學而仕則優”，甚至“不學仕也優”了。我想，這可能可以解釋為什麼價值觀扭曲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從體制和文化上下手，首先需要改變體制，不能把“仕途”作為人們成功的唯一途徑。事實上，如果社會精英都集中在公共部門，都去當官，那麼在社會上，企業界，科技界，將會人才缺乏。一個比較健康的社會，最優秀的人才應該在企業，在製造業，在科研，在教育，等等社會領域，而不是在政府部門或者公共服務部門。而公共服務部門的服務，和其它類型服務一樣，也是一個專業，只有把它當成一個專業，一個學科，才能提高中國社會公共服務的水平。

總之，應該造就小政府大社會，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政府官的錢也越少越好，政府官員的權也越少越好，把政府職能從管理轉變成服務。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杜絕，至少減少官員貪污。做到“學而優則企”，“學而優則研”，“學而優則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