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发生的一切看，1951 - 1952年，或许正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关键却又常被忽略的分水岭。有人在希望破灭之后选择南渡，有人在岁月流转之后选择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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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归旋即南渡的应该没有。

用新中国来赖账，用自古以来继承旧中国的一切权益。真是个强人与狠人，最后还与西方世界达成谅解。

毛泽东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目标，继承旧中国的全部财产，赖掉旧中国的全部外债。

为什么四川龙门阵不遗余力地几十年造谣诽谤毛泽东效果几乎为零？因为事实摆在那里。

中国在二战中的战利品规模巨大，可以说是经济上最大的赢家。

东北的很多工业属于满铁株式会社，是日本人的，在战后协议中归属了中国。

毛泽东得仁德就是表现在对东北人民得态度。提拔王洪文到接班人位置。其实毛泽东比邓小平更广泛地被中国人接受。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说一不二，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有他自己的道理，并不是邓小平周恩来之流的直接用权。他选择和尼克松握手，改变了世界，这是尼克松在北京的祝酒词中明确说过的。回头看，这个握手比所谓的三中全会重要得多。

是的，满洲国的经济基础和工业生产能力，在全亚洲都是首屈一指的，继承还来不及，哪里谈得上清算。

50年前毛也许完全正确，因为他拥有巨大的权利和影响，能够说一不二。50年以后，就完全就不同了。人都是很渺小的，包括毛在内。所谓不可一世，也就是三十年。

是的， 凡事没有绝对的。1949年之后的人生道路，运气成分和时代成分都极大。去了台湾的人里面，确实有不少人长期穷困潦倒、怀才不遇；去了香港、东南亚甚至欧美的人，也不是人人都能出头。同样，留在大陆的人里面，尤其是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教授、工程师群体，很多人在1950年代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和资源配置，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体制内精英”。

问题在于，这种地位往往带有很强的政治条件。顺风的时候，他们是座上宾；政治风向变了，又可能成为批判对象。所以很多人的命运不能只看某一个时间点，而要看整个生命周期。不能看现在怎么样，要看50年和100年以后又怎么样。

还可以跟你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反美底层逻辑就是残余势力的反扑，与不明真相的人民。要正确认识毛泽东，这非常重要，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两广两湖一定要坚定地维护一个符合世界文明主流的价值选择，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世界大势中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的选择都是无比英明的。他是撬动世界的重要因素，历史会公正评价他的，我一直认为自己可以凭一己之力对抗全部中国精英的底气就在于世界秩序与逻辑。

当然站错队的也不仅仅是满蒙藏回，华北自治政府，汪伪政权，所以在汉族农业区一样要清算的。

满洲国的军队是土共夺权的最大功臣，哪来的清算？

你碰到毛粉脑残，也太客气了点。

我觉得你最好的一点就是有开放的心态，知道事情的复杂性。去了台湾的也有在台湾过了非常凄苦生活的人，留在大陆的也有成为了被中共认可的高等人，这些人如果是知识分子，还真的多数被中共接纳为高等中国人，不过文革或其他政治运动中不少人受到了一点冲击，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在人生的几十年中看用什么时间点来判断吧。比如邓小平的时代，他是说一个美国农民顶500中国农民，一个日本工人顶300中国工人，是极度自我贬低的时代，一切在外国的人都是成功的，这是他这种四川龙门阵思维最让人讨厌的点。大家经历过，应该重新评估一下。

“一些对毛泽东非议的所谓大学者，张爱玲算李鸿章家的吧，金庸是满清劣绅后代吧，就连高晓松这种人都可以往满清追溯。一般人都会朝前看的，不会对历史纠缠不放。可真正地较真了，还真是世界秩序的一环而已。”

这里有个容易混淆的地方：个人家世背景和历史解释框架不是一回事。张爱玲出身名门，祖上与李鸿章家族有姻亲关系；金庸祖上是浙江士绅，与清代体制有联系；高晓松也属于近代知识精英阶层。这些都可以讨论。但仅仅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家世，就把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归结为“旧统治阶层后代的不满”，解释力其实很有限。

按这个逻辑，同样出身地主、士绅、官僚乃至旧式大家族的人里面，也有不少后来成为中共的重要支持者和参与者。例如周恩来、郭沫若、钱学森等人。历史上人的政治选择，往往不能简单地由祖先身份来决定。

二战后世界秩序重组当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大背景，但如果把所有分歧都归结为旧统治集团及其后裔对新秩序的不适应，就容易把具体问题抽象掉了。毕竟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支持者和批评者讨论的往往是土地改革、大跃进、文革、国家建设、现代化道路等具体历史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家族出身问题。

你强调把土改放进二战后秩序重组的大背景里看，这一点很赞。很多只盯着村庄内部阶级矛盾的叙述，确实容易忽略国家重建、政权更替和旧秩序崩解的因素。

不过问题在于，如果把土改主要解释成对“满人、蒙古人、藏人、回回及其同伙”的清算，就不是事实了。因为土改发生最彻底、最广泛的地区，恰恰是华北、华东、中南等汉族农业区，当地被打击的地主绝大多数也是汉人地主。无论从人数还是土地占有规模看，土改的主要对象都不是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的遗产。

东北的例子确实能说明一个问题：满洲国灭亡后，土地、企业和权力结构都要重新分配。但东北的特殊情况未必能够直接推广到全国。全国土改涉及的逻辑更加复杂，既有革命意识形态的权宜之计，打土豪分田地，也有苏维埃政权动员的需要，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还有农村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商品粮和剪刀差，诸如此类。

还不算是先知，春江水旱鸭先知，先知早跑了，例如胡适和傅斯年，这几个人是拿一生的命运换的啊。

想起了郑义，当时没走，结果是家破人亡，受尽了折磨与屈辱，最后还是一个走。

还有北大的那个毛子水，倒是先知。胡适没有接他，他自己爬飞机去了台湾，虽说是个小人物，可是头脑清醒：

胡适到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被围城了，他派专机到北京接人，他有个名单。名单里接的有很多人，首要的是汤用彤。蔡德贵：那个名单有没有您? 季羡林：我当然不够资格，那时候我是个小毛孩子，不够格的。大概有汤用彤、徐炳昌，还有马衡，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胡适在南京机场恭候，与老友见面。结果飞机一到，名单上有的，一个也没有去，名单上没有的，毛子水倒去了。听说胡适当时大哭，哭了一场。那时候，北京旧知识分子的心理是这样子的：共产党我们不了解，但是国民党我们了解啊。怎么能跟他走呢? 毛子水，那个人也不能说是学者，也没有什么著作。蔡德贵：他的名气还是很大。季羡林：名气不知道啊，北大图书馆馆长也是个人物啊。胡适在台湾的墓，那个字都是毛子水写的：胡适之先生之墓。

一些对毛泽东非议的所谓大学者，张爱玲算李鸿章家的吧，金庸是满清劣绅后代吧，就连高晓松这种人都可以往满清追溯。一般人都会朝前看的，不会对历史纠缠不放。可真正地较真了，还真是世界秩序的一环而已。

近年的中国文化主流基本上都是缺乏大势与大事件的把握能力，我觉得如果不能把握大的核心逻辑，什么事都说不通。其实我坚持的一些说法还是被中共官方接受，他们也开始说二战后的世界秩序。

如果讲土改，讲清算不能不讲2战后中国的秩序。

1）满人，蒙古人，藏人，回回都站队错误而失去在中国近三百年的统治地位，面临从根底上的彻底清算。所以真正的大地主大庄园都要退出来的。民国没有清算过满人蒙古人藏人回回及他们的汉人同伙的土地财富。而小地主的问题都是村庄中宗族间的矛盾，不是起因。虽然用的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却掩盖了这种清算的合理性。

2）东北就是最真实的例子，二战后满洲国就是亡国了。

这三人，堪称先知。

除了张爱玲，另两人还是第一次听说，谢谢介绍。

良禽择木而栖，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是再没人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巨大的人道灾难。

张爱玲曾说：破坏已经在来，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同一个预言。她走时，好像是和一批上海文艺界人士一起走的，例如抛妇弃雏的陈蝶衣。

想起在美国时，胡适去看望张爱玲，张送胡出来，天近黄昏，西风猎猎，他们从前的世界已经坍塌，两人立在风中，久久说不出话，只是无限惆怅……

惭愧！那是候光炯院士的老师、中国农民党的创始人董时进啊：

董时进（1900年10月18日（农历）-1984年4月16日），男，四川垫江（今属重庆）人，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农业经济学家，曾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9年12月，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六十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几十年的折腾之后，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了的问题。

他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就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而且，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没有热忱，土地将退化。此外，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还有一位农业专家，曾向毛主席党中央建言，不得要领后去美康内尔大学任职。

但以我党的宣传教育到位，毛周魅力没法挡，估计至少１０入１出，在我党正式关门打狗之前。

我妻子的爷爷是香港富二代，带同一家和绝大部分家产回祖籍佛山响应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结果被我党没收财产，几十年被我党修理，祸延子女，且改开十几年后仍被禁足香港－－不批单程证。显然，是我党的边控对象。

后来有片区民警暗示，他可以申请移民加拿大与已经留学美国移民加拿大的儿子团聚，这样才得以离开比他年纪小的祖国。

是的，能沧海横流，并坚守底线，才显示人格的高尚。可惜的是在毛的淫威之下，人不人鬼不鬼，聪明人不少，但好人不多啊。

历史大潮，方显人间智慧，

和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