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評價季羨林，最值得討論的其實不是他有沒有德國女朋友，而是他留學十年究竟留下了什麼學術成果。

德國十年，本來是研究德國語言文學、哲學的黃金時期。相比不少留德學者後來留下大量德文譯著、學術專著，季羨林幾乎沒有系統翻譯德國文學、哲學經典，這確實容易令人疑惑。回國後幾十年，他的主要貢獻也並不在德國文學研究，而是逐漸轉向梵文、吐火羅文、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

因此，說季羨林是中國最重要的德語學者，並不符合事實；但說他毫無學術貢獻，也失之偏頗。他在梵文和中印文化研究方面還是有相當建樹的，只是這些成果與他十年的德國留學經歷並不完全對應。

至於1957年沒有成為右派、文革中受到的衝擊相對較輕、晚年受到官方高度禮遇，這更多反映的是時代和政治環境，並不能直接證明一個人的學術水平高低。

民國留學生中，確實有不少人沒有取得博士學位，卻成為後來中國學界的重要人物，如陳寅恪、錢鍾書等。但他們是否稱得上“大師”，最終還是要回到作品本身，而不是學歷或政治待遇。真正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終究還是著作、譯著和原創研究。

季留學德國10年， 無論如何應當是中國難得的德語專家， 德國文學和哲學都和他學業相關， 沒看到他翻譯過任何德國名著，10年時間可以翻譯幾本， 回國幾十年也可以翻譯幾十本。 他自己說當時有個德國女人，否則對於他10年沒有學術成就無所謂， 沒有sex life是萬萬不能 。總的來說， 季不是什麼學術大師， 他一輩子也就混日子，也因為如此所以57年沒有成為右派，文革沒有成為德國納粹間諜。在晚年被政府捧為活寶，可以老死在301醫院。

所有民國時期留學後來在國內成為“大師”的文科生基本上是同一套路： 胡適的哥大博士學位是研究道德經， 喬冠華德國不是論文是研究莊子， 陳寅恪日本歐美10多年一直在中國古書堆翻滾， 沒有任何西方文化研究， 也沒有學位。 錢中書也沒有博士學位，然後寫《圍城》嘲笑別人博士學位“都是克萊登”。 當然許多留學歐美日本獲得法律經濟西方現代文化博士學位的， 留在大陸者， 要麼死在反右， 要麼死在1968. 幾乎沒有能夠正常人生活過1976！

很難簡單地把裹腳的起源解釋為"為了禁錮女性"。因為中國父權倫理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自春秋戰國時期便已形成，而女子裹腳不過一千年左右的歷史。如果禁錮女性是其唯一目的，那麼此前兩千年的父權社會又是如何維繫的？更合理的解釋是，裹腳最初可能源於宮廷審美和社會風尚，後來在宋元明清逐漸被賦予倫理和婚姻意義，並最終演變為限制女性行動、強化父權秩序的一種社會制度。換言之，它未必因禁錮女子而生，卻確實因禁錮女子而盛。

季羨林在德國留學十年學梵文（為什麼不去印度學？）。 從來沒看到他關於德國歷史文化科技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文字，為什麼？ 他回答國內， 共產黨政府一直重用他， 經常出國。

"讀書人打不過老婆"是極端情況。范進就打不過他老婆，他老婆就沒纏足。

主要作用是禁錮女性。展開說，就是削弱女性的行動能力，限制她們的活動範圍，好關在家裡，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安心在家裡操持家務。防止她們過多地拋頭露面，招蜂引蝶。

https://blog.creaders.net/u/25251/202312/476712.html

真正動搖纏足制度的，並非幾篇勸戒文章，而是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民族危機的刺激。過去，三寸金蓮曾被視為文明、教養與身份的象徵；當它被日本和西方公開陳列為中國落後的標本之後，又迅速由所謂"國粹"變成了"國恥"。歷史上許多所謂"傳統"，並不是因為人們突然發現了它的是非善惡，而是在新的文明比較和國家競爭中，被重新賦予了新的意義。審美會改變，倫理會改變，所謂傳統，也會改變。這或許正是纏足史留給後人最深刻的啟示。

民國時期，天足運動和政府禁纏法令雖然已經大大削弱了纏足習俗，但由於基層行政能力有限，加之婚姻觀念和鄉村社會壓力仍然存在，在不少地區纏足依然延續。

直到1949年以後，新政權依靠深入鄉村的基層組織、戶籍管理和婦女動員體系，將放足與婦女參加勞動、接受教育、社會組織建設結合起來，纏足才最終在全國範圍內基本絕跡。

哈哈，這種觀點比較新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女子無才便是德"，將一半的勞動力禁錮在家裡，確實符合傳統父權社會維持秩序的需要，因此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至於"讀書人打不過老婆"的說法，則更像一種雜文式的諷刺，缺乏史料支撐。劉仲敬的解釋也頗有特色，但目前仍屬於一家之言，並非學界主流，也缺乏決定性的史料證據。

在《南唐書》《道山新聞》等宋人筆記中，都記載了南唐後主李煜宮中舞伎窅娘的故事。傳說她纏帛於足，在金蓮台上起舞，後來士大夫競相效仿。不過，這類記載多成書於宋代以後，與事件本身相隔較遠，真實性一直存在爭議。較為可靠的是，到北宋時期，纏足已經相當普遍，並主要流行於士大夫和富裕家庭。所謂"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小腳遂逐漸成為一種審美標準和身份象徵，到了程朱理學盛行以後，更被賦予了貞靜、柔順、婦德等倫理意義，並逐步融入以父權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倫理。

此後，纏足逐漸與婚姻制度、社會身份以及父權倫理結合，最終演變為一種廣泛約束女性身體與社會角色的陋習，在北方漢族地區尤為盛行，並通過母親、婆婆等女性長輩的代際傳遞不斷得到強化。也就是說，纏足最初未必是為了禁錮女性而產生，但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它確實承擔了強化父權家庭秩序、限制女性社會流動的功能。這一解釋，比簡單歸結為"纏足就是為了禁錮女人"，或單純認為"只是為了美"，都更符合現有史料。

沒錯，對於新成立的革命政權而言，更重要的是把原本附屬於家庭的女性人口，轉變為能夠直接組織、動員和管理的成員，為了革命、土改、工業化和國家建設服務。這樣，女性獲得了更多個人權利，也同時成為國家能夠直接組織和動員的社會力量。例如1950年《婚姻法》、婦聯組織、勞動動員、單位制度、大躍進、人民公社、上山下鄉和計劃生育等，都能作為國家直接組織女性的歷史證據。

新中國做過許多備受爭議的事情，但徹底終結纏足，確實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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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將女性從男性的管制下解放出來，是為了直接奴役女性、讓女性投入到國家革命和建設中。傳統社會，皇權缺乏足夠的控制手段，不得不讓父母管制子女，丈夫管制妻子。以維護統治秩序。所謂“三綱”。五四新文化以來，開始廢除“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但並沒有致力於廢除“君為臣綱”。而是致力於將所有人都直接置於“君權”之下。而中共具備了足夠的控制手段，最終完成了這一任務。

就結果而言，中國女性因為投入了近現代革命和建設，縮小了與男性的地位差距。就這一點而言，算是進步。但中國近現代革命解放女性的真實目的並不在於追求男女平等，而在於國家權力要直接“使喚”女性。

很明顯，纏足就是為了禁錮女人。貧困家庭的父母不會讓女兒纏足。女兒將來要麼干粗活，要麼當丫鬟。只有富裕家庭的小姐才會纏足，準備將來嫁給士紳或官宦人家。中國的讀書人被皇帝圈養，搞得弱不禁風。如果不摧殘女人，就在身體上占不了優勢。不一定打得贏健康成長的老婆。

劉仲敬有一個解釋。他認為纏足是舞鞋瓦房店的表現。唐朝時掌握了波斯傳來的舞鞋製作工藝。後來與波斯的交流中斷後，舞鞋製作工藝就逐漸退化和失傳，就逐步被纏足所替代，以讓女子可以翩翩起舞。他這個解釋可能在起初確實是這樣，但當文人們發現纏足有禁錮女性的作用，就轉向了。顯然，大戶人家強迫女兒纏足並不是為了讓她成為舞女，而是為了嫁入同樣背景的家庭，以滿足男性文人方便禁錮老婆的需要。

不錯！

》》但未必能夠永久決定後人如何解釋這些史料。

例如本大少就對之進行魔鬼解讀。

“人民創造歷史，歷史學家編輯歷史，政客強菅歷史。”

https://siubuding.blogspot.com/2002/05/blog-post.html

９０年代初我還未出國門，就認識到改開的實質不過是放鬆管制，沒有什麼了不起，並非我黨文過飾非英明高大上。雖然到９７年鄧小平死時我仍對鄧小平有好感和尊崇，

後來，也看到有人比喻，我黨一直用繩勒你頸，一腳踩你頭，令你勉強可以呼吸生存，後來套頸索放送一點，腳踩得不那麼重了，謂之改革開放，你感恩戴德。

所以，很多人能各自獨立見解出魔鬼解讀，雖然他們是社會中的絕對少數，少於５％。而我黨以舉國體制，強菅歷史和強加歷史，總體還是９５％的人是有效的，從而能可持續性的維繫極權統治。

歷史是前人創造的，但是是後人解讀的。從二十四史到清代《明史》，再到近現代各種官方史書，政治權力與歷史書寫從來都沒有完全分離過。古代皇帝有史官，現代有宣傳部和黨史研究所有立法，權力可以決定哪些史料被保存，哪些史料被作假，那些史料被掩埋和毀滅，但未必能夠永久決定後人如何解釋這些史料。

>>劉少奇曾提醒毛澤東歷史是人民寫的

劉少奇太不厚道了。話曬我黨代表人民，領導人民，雖然當年的黨國憲法未正式規定。而毛主席領導我黨，歷史當然是毛主席寫的，我黨寫的。

“歷史是人民寫的”，明顯是反賊逆賊言論。

主席明察少奇威脅鞭屍，實屬自然，除倀殺狽，不計代價摧毀黨組織來掀翻清除樹大根深的各級資產階級司令部。

也許是出於防患於未然的考慮，毛主席的我黨於１９７５年徹底修改憲法一二章，為黨國正名，當然也為我黨修史打下憲法基礎：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二條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雖然在改開後於１９８２年在一二章把我黨字面上隱去。但２０１８版憲法又搬回文革憲法。

非我黨修的史，皆屬歷史虛無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