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指出了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在給毛建言時所採取的方式方法，以及時間點上的種種不當之處。這些我是比較認同的。特別是，彭是軍人出身，可能不擅長察顏觀色。

然而，彭和張這樣的所謂錯誤，或者說不當，與毛在廬山會議上所犯的錯誤甚至罪行的性質是不同的，二者是不可比的。而且，彭張這樣的錯誤或者不當，完全不能用來替毛所犯的錯誤甚至罪行開脫。

而且我認為，毛在廬山會議上的表現，與其後來在文革中的表現是一脈相承的，這與毛的人格缺陷以及惡劣人品有關。要不然也解釋不了事後毛對彭和張等人所做的迫害了。

話又說回來，在本文我完全沒有怪罪朱永嘉老先生的意思。他為他所做過的事情坐過牢，受過苦，他說這些話有他的理由，有他的背景。

原文：《說說廬山會議這件事》- 朱永嘉

廬山會議離開現在已有五十年了，當年上廬山親歷其事還健在的人實在不多。李銳是親歷其事之一，他留下了當時在山上參加會議的原始記錄，並寫有《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使後人得以窺見會議的過程及其變化。在廬山會議上受批評和處分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早已平反了，這件事本身已事過境遷。它已成為黨史上的歷史事件。從事件本身講當然是一個悲劇，無論從那一方面講，都是如此。但從何以會發生這個悲劇的原因，那還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凡事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唯知其所以然才能為後人取得有益的經驗教訓。到現在再去追求當事人的責任，其實已毫無實在意義。因為當事人都已離開這個世界。但李銳則不同，耿耿於懷地追究毛的個人責任，這既不利於黨的事業，更不利於大家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五一勞動節三天節假日，我休息在家，閒中讀書，便找了李銳的書來讀，總有一點不是滋味的感覺，我只是想從這個事件的所以然上做一點個人的思考。

從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看，也能清楚地看到，毛召開廬山會議並非是為了整彭德懷他們，而是為了繼鄭州會議到上海會議以後糾正左傾方面的錯誤，繼續處理人民公社與大躍進方面的遺留問題，形成一個這次會議的《議定紀錄》，以便於做好今後的工作。毛提出希望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也是為解決實際工作中左傾方面的錯誤，從五九年七月一日毛上廬山，到七月十日，在廬山上召開的是神仙會議，放開大家的思想，討論如何解決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如何統一認識，加強黨的團結。沒有任何要整人的跡象。七月十日，毛在廬山上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會議上毛有長篇講話，彭德懷是參加這次會議的，毛這個講話對會議上討論的許多問題，一一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講到形勢問題時他說：“對形勢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黨內要團結，首先要思想統一。黨外右派否定一切，說我們人心喪盡了，修天安門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萬里長城，說過去歷代開創的時候，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至於黨內，他講到“天津有些局長科長議論，去年大躍進是得不償失，是不是這樣？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實際上反映了毛對黨內越來越多對形勢估計的不同意見，已表示出他有些不滿了，故他不準備把會議開得太長，打算十五日就結束會議。在這個背景下，毛指定一些同志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紀錄》，以便結束這次會議，李銳也是參加起草的人員之一。彭德懷的信是十四日送給毛主席的，彭自己講寫信的原因是小組會上經驗教訓探討得不夠，而且十五日便要結束會議，情緒上有點急躁，故寫了這封信。這表明雙方對形勢的看法不一致，黨內團結要建立在對形勢認識一致的基礎上，所以會議便不能結束，這樣才有了後半段的廬山會議。

從彭德懷寫信這件事本身講，是正常的，從言者與聽者的角度講，這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過程，言者的目的是如何使對方聽從自己的意見，從聽者角度講如何善於傾聽與自己不同卻又合理的意見。對雙方講都有一個修養的問題，都需要有一個換位思考，應為對方設想一下。對於聽者而言，要去掉自己已有的成見，才能聽得進不同意見，《呂氏春秋》中有一篇文章，題目叫《去宥》，宥通尤與囿，去尤是去除對自己的蒙蔽。文章說：“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聽話者已有成見，那麼聽人言時已有好惡，“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之所惡。”由於有成見的局限，那麼聽話時，在主觀上便有好惡。毛那時聽話時對形勢的判斷已有定見，對與其相近的意見容易接受，與其想左的意見便聽不進去了。毛十日的講話實際上已經在給這次會議定調子了。故對與其在十日關於形勢估計相反的意見，他會感到刺耳。這是從聽者的角度講，毛有不足之處。彭寫信是扮演言者的角色，對言者來說言者不能是單方面的強加於對方，否則往往會走到自己願望的反面。你講的話是否正確是一回事；如何在說的技巧上，選擇的言的時間和場合上，使對方能接納你的意見又是一回事，不能簡單地骨梗於喉，一吐為快。《呂氏春秋。順說》講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從說話的技巧上講，要善於揣摩聽眾的心理，順其思路，讓他高高興興地接受你的意見。因為你說話的目的是使對方接受你的意見，不是促使聽者與你對抗。彭德懷這封信屬於直諫的範疇。所謂直諫也就是極言，把話說到盡頭，《呂氏春秋.直諫》說：“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就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這裡面的思想有好幾個層次，一是“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那是講言者不能極言而使聽者發怒呀！如果你的坦言刺激聽者發怒的結果，只能使自己出於極其危險的境界，因為聽者與言者都進入了情緒化的階段，也就是非理性化的階段，對雙方都是危險的境地。非到緊迫無可迴旋的餘地，那就沒有那個必要極言而諫，只有真正的賢者才能犯顏直諫以取得積極的效果；另一種情況是故意用極言來激怒對方，那是有它的個人目的。那樣做的結果是把事態推向進一步惡化，那就屬於別有用心了。這是古人關於如何說話的經驗總結。儘管彭德懷信的內容今天看來基本上是好的，但在選擇說話的時機、場合，技巧上還是有缺陷，所以連贊同彭德懷那些思想的黃克誠在七月十七日上廬山看了這封信也講：“你的意見我贊成，但信的寫法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樣幹什麼？”還講“你總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應該互相了解較深，這些話何不與主席當面交談，何必寫信”可見黃克誠儘管他贊成彭的意見，但在當時對彭德懷寫信的提法和做法是有保留的。即這封信表達的技巧，寫信的時間和場合都有不當之處。所以此信沒有達到彭所希望的效果，卻促成了一場難以挽回的歷史悲劇。從言者的角度講，這個教訓還是非常沉痛而又寶貴的。因為你說話的目的是讓人能愉快地接受呀！不僅僅是個人情緒化的宣泄。《韓非子。說難》之末有這樣一段話值得讓人記取。它說：“夫龍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鱗則幾矣。”其實，這不僅僅對人主而言，與任何人對話時，都有一個說話的技巧問題，並不僅僅是為了迎合對方，而是為了使對方高興的接受自己正確的意見。《戰國策·趙策》與《史記。趙世家》都記載了左師觸龍說趙太后的故事。趙太后是不願意自己小兒子長安君去齊為質以爭取齊國出兵救趙的，而左師去見趙太后。太后盛氣相待，他能順着趙太后疼愛小兒子的思路將心比心地慢慢說服趙太后改變她原來的態度，同意長安君去齊國作質。最終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之。”於是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如彭德懷那樣帶兵的將領們，不僅要在戰場上勇猛作戰，也應該有一點文化，如何在言論上，善於達到自己目的，不能以個人脾氣和性格原諒自己的不足。

廬山會議的事，是在七月十四日彭德懷寫信以後，矛盾才慢慢地不斷激化的，它也有一個演化過程，毛批示將這封信印發給全會同志，並且提出通知林彪、黃克誠、宋任窮、安子文等人上山，重新編組，放手讓大家議論這封信提出的是非問題。促使矛盾進一步激化的是七月二十一日張聞天的發言，張發言前，田家英已經與他通電話，給他打了招呼，那就是別再火上添油了。結果張聞天說：“不去管它！”張在二十一日的小組會上，一個人整整講三個小時，結果矛盾升級了。張聞天直言極諫的勇氣可佳，但從效果上講於己、於毛、於彭、於黨，於國都不可能是正面的。張聞天在毛心目中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了解張個人經歷的人都能理解這一點，張這一通發言給他換來了副帥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實在得不償失。這不僅僅是講話內容的是非問題，同樣也有一個從會議的實際狀況出發，如何爭取一個比較好的結局的問題。把這一切置之肚外，也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吐為快，那麼這個場子就很難圓了。《韓非子。說疑》有這麼一段話：“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從個人講，充當關龍逢、王子比幹這樣的角色，可以因直言極諫而付出極大的犧牲，使自己名垂青史，從國家和民族的視角講，這並不一定是吉祥的預兆，問題是如何扭轉這個垂敗的大局。這樣的辦法，對改變敗局未必有益。張聞天那次慷慨激昂的發言，不僅幫不了彭德懷所處的困境，反而使問題更加複雜化。進一步促使毛在七月二十三日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以非常激烈的態度，一反上廬山時糾正左傾錯誤的那個初衷，變成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反右傾，從效果上講，於國、於民、於毛、於彭，於自己都是一着敗棋。直言極諫，要看對象、看時機；要講究方法，不能只圖個人情緒上的一時痛快，而不考慮實際效果；應該既要達到目的，又要保全自己，要善於因勢利導地達到自己的目的。既定的制度環境是客觀給定的，不是你想象的；即便要改變制度環境，也急不得，不能亂了自己，故張聞天那天的發言，仍有不少值得總結的地方。

促成毛七月二十三日在廬山會議上轉向的還有複雜的國際因素：我們知道一九五九年一月，蘇共二十一大的召開，赫魯曉夫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在大會上不點名地發言攻擊中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公開了中蘇之間的分歧。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南省一個生產合作社的群眾大會發表演說，借講蘇聯當年成立公社的情況攻擊中國，蘇聯《真理報》在二十一日全文發表赫的講話。這與張聞天在廬山會議的講話發生於同一天。次日，美國《紐約時報》與台灣中央社都對這件事有反映。上述情況迅即通過內參反映到毛那兒，對毛能不有所觸動嗎？所以毛在七月二十九日批了新華社《內部參考》的三篇報道，其中有《赫魯曉夫談蘇聯公社》、《外報就赫魯曉夫談公社問題挑撥中蘇關係》。現在我們可以認定這一切都是巧合，但從當時看，能不引起毛的疑忌嗎？《韓非子》中有一篇文章，它的題目叫《八奸》，而八奸中的第八條叫四方，它說：“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把這段話說簡單一點，那就是外有強者壓境，借外力以逼迫國內，難免有裡應外合之嫌。毛問過彭，是否從外面取經回來；周總理在八月一日的會上，還問過當年他與彭總一起同斯大林談話後，斯大林送彭出門時，說過什麼話。由此可見涉外關係上之敏感到了何等程度。因為這一類事，從毛的視角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還是多一分小心為好！這也許就是促成毛在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中出現那麼激烈地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一個重要原因。

促成毛生這一分多疑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此之前彭與張的行蹤。彭在此前，四月間曾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與東歐各國，而張聞天也於此時要出席華沙條約締約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長會議。兩人同一天起程，目的地都是波蘭華沙，張聞天及其隨行人員搭乘了彭德懷的專機，二人同在前艙。彭德懷在東歐與蘇聯訪問期間，二次受到赫魯曉夫接見，彭於六月十三日回國，幾天后又與張聞天同在中南海不期而遇。六月三十日啟程赴廬山時，二人又是同乘一節專車，在車上隨便交談，在廬山上兩人又是相鄰而住。這一切都是巧合，沒有問題時，都不成其為疑點，一旦有問題，就不期然地成為疑點。何況彭德懷作為國防部長處於關鍵位置。蘇聯當初是國防部長朱可夫的支持，赫魯曉夫才得以轉危為安擺脫危機的，這對毛不會沒有印象。再說，我們都知道蘇共一直有干涉中共黨內事務的傳統，特別是第三國際時期。共和國成立以後，尤其是中蘇關係出現分歧跡象後，毛對這方面的任何跡象都會非常敏感。從維護國家主權的獨立，民族的尊嚴，這方面的警惕性還是應該有的。斷然防患於未然也只是一種防衛措施，問題是錯在防衛過度，傷害了自己的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毛講話以後，提過不同意見的同志，當然會思想不通，有一些背後議論也是很自然的。李銳在他那本《實錄》中也講到：“自己那天晚飯後，千不該萬不該，又到了小舟和周惠住處去了。這當然是由於思想不通，滿肚子意見要發泄，去找他們談談，平息一下情緒。小舟同我一講，比較激動。他懷疑毛澤東的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只有個人專斷獨行，這終將導致黨的分裂。我們都同意這種看法。我又說，這樣的講話不是翻雲覆雨啊？小舟也認為這個講話，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使人轉不過彎來，不僅他們三個在那裡背後瞎議論，而且跑到黃克誠那兒去，又說了這番話。李銳還說毛不能一手遮天。黃克誠反而勸他們不要激動，要他們多想想自己的錯誤，有意見還是當面去找主席說。後來彭德懷來找黃克誠了，他們退出來時，周小舟又在路邊碰到了羅瑞卿。羅瑞卿可是公安部長，這說明毛已在注意彭和黃的行蹤了，李銳他們幾個人去得實在不是時候，怎麼不知道避嫌呢？如果我們現在想一下，在那樣的場合，幾個人到處瞎議論對自己，對會議可能產生什麼結果啊！以後八月十日，黃克誠在自己組內檢查時看到李銳進入會場，後面還跟着羅瑞卿，因為李銳不屬於這個小組。黃克誠立即會感到李銳已把那天晚上他們的瞎議論和盤托出。黃克誠便說：那天晚上，李銳說我們現在是否像斯大林晚年。這句話還不像一顆炸彈一樣，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嗎？他們這些背後的小廣播，瞎議論不是反過來坑了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他們嗎？正如一滴水滴在沸騰的油鍋里，炸開了鍋。我回顧這些事，並非是要責怪在廬山會議上受委屈的各位同志，是為了說明廬山會議這場悲劇是雙方互動的結果，是許多因素偶合的結果，要避免重演這方面的悲劇，不能簡單的責難某一個人，不能把所有責任推在毛一個人身上，而是如何共同來吸取這樣的歷史教訓，在黨內營造一個和諧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圍，在處理各種複雜問題時，如何避免任何情緒化的因素，冷靜地依照一定程序慢慢地冷處理，才是正確的方式。對於李銳那種一味責難毛澤東個人的說法則本人不敢苟同。我不否認毛晚年有不少缺點和失誤的地方，從黨的根本利益看，我們可不能倒旗，因為如李銳那樣一味情緒化的倒旗，會危害我們黨的基礎，這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更不利於方方面面從這件事吸取有益於後人的教訓，研究歷史問題，總結經驗教訓應該為後人如何行事多提一點有益的啟示，而不是一味地去追究死者的責任，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毛也是如此。應有一個理解的態度。

再說毛在這次廬山會議上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有七十萬個生產隊，七十萬條錯誤，都登報，一年也登不完。這樣國家必完蛋，專辦講壞話的報紙，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所以，今天我們辦刊物也是這樣，如《炎黃春秋》那樣專門把毛妖魔化，如辛子陵那樣專講毛建國以後的錯誤，並把許多道聽途說無中生有的東西添油加醋無限放大，那可真是禍國殃民啊。我真誠希望這些朋友能知過即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他們不再往佛頭上著糞，少作一些孽吧！新聞和言論的自由是公民的權利，但它本身不是我們生活的目標，只是公民維護自身權利和社會公正的一個工具，是我們營造社會和諧的一種手段。而作為手段，則有一個熟悉和掌握的過程，所以它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應該有一個慢慢營造良好氛圍的過程，它只能在共和國社會穩定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在言論上多一點理性、客觀的東西，少一點偏激而又情緒化的東西；在新聞報導上，多一點正面引導，少一點負面問題的報導，對大局穩定還是有利的。為了加快對各種負面問題的及時處理，確實需要一些負面問題的報導及批評的言論，群眾中的不滿情緒應該有一個宣泄的口子，但這一切應是有控有序地進行，這對大局穩定也是有利的。

廬山會議離開我們已經五十年了，冷靜地看待和總結其方方面面的教訓還是有很多事情可做，本文只是從言者與聽者這二個不同的視角講一點這次會議的教訓，使人們懂得如何在言者與聽者之間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換位思考是正確處理問題的一個非常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條件。這篇博文沒有就這次會議爭論有關對當時形勢的認識這個實際問題的是是非非來講，這決不是我這篇區區短文所能完成的使命。而且有一些複雜的事情，亦決非是或非二個字所能下定論。需要作方方面面的評估，所以本文的這一缺陷只能請讀者諒解了。

馬立誠點評：一篇關於廬山會議的奇文

　　
曾經滄海的朱永嘉先生近來有不少文章問世，再度活躍。

朱先生上一次活躍，是以復旦大學教師身份協助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憑此“功勞”，出任上海市委寫作組組長，並一路升為上海市革委會常委。其紅紫軌跡，與“文革”相始終。“文革”結束，朱先生以“積極參加‘四人幫’餘黨組織的武裝叛亂罪”，獲刑14年，1988年提前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