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写先秦思想家申不害的。这位申不害真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是个治国好手。比如说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就是出自这位申某人之手。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在申某人时代就已经运用自如了。 对于法家思想，我在写韩非子的时候已经介绍过。申不害是法家鼻祖，他的学说是一套刑名法术。他本来是郑国的贱臣，后来做了韩国的丞相，他对内整顿政治，教化百姓，对外应付诸侯，执政十五年。在他执政期间，韩国政局稳定，兵力强盛，没有哪个国家敢来侵略它。《史记》中有对申不害简单的描述。 最近看报道，国内真是很乱，内忧外患。先是江西频频爆炸，再是内蒙古骚乱，又有天津政府挨炸弹，现在又是四川人广东人大打出手。还没有包括各地发生的小型骚乱，以及前段时间的茉莉花事件，艾未未事件，刘晓波事件，等等。可以说全中国大陆现在是民怨四起，各种大大小小的群众骚乱遍地开花，此起彼伏。整个中国处处弥漫着火药味。 另一方面，经济上通货膨胀恶化，股市持续低迷，房市屡控不下，制造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倒闭严重。许多地方的骚乱，游行，可能都与经济恶化有关。比如说南京的千人游行示威就是因为企业倒闭引起的。 再一方面，国内毛派风声鹤起，包括社科院长在内的极左人士，连同乌有之乡一班乌合之众，发起所谓公诉茅于轼辛子陵签名活动；而右派人士则针锋相对，以铁流为首，发起公诉毛泽东；双方人马都试图向中央施压。起因据说是因为中央内部决定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而重庆的薄熙来发起的所谓唱红打黑，也同样风声鹤起，各门各派都有准备大干一场之势。 对外，中美关系十分微妙，周边国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群起而攻中国，试图蚕食中国的南沙群岛。日本，印度也对中国虎视眈眈。 总之现在好象是内忧外患，中央政府威信扫地。最高领导人好象管不住官，像薄熙来这样的地方大吏似乎完全不买中央政府的账。老早就传出政令传不出中南海。 而那些当官的呢，则是大官管不住小吏，小吏管不住百姓。整个社会似乎问题多多，危机重重。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社科院，也是不干好事。那位院长，叫陈奎元的，不踏踏实实研究社会问题，而是长期和极左人士搅和在一起，公开顶撞温总理。温总理向香港人士诉苦，说现在改革非常困难，阻力重重，既有封建残余，又有文革余孽。 而面对这么多的乱象，最高领导人则完全没有办法，既管不住党，也管不住官，更加管不住小吏，只知道用枪杆子对付老百姓，造成民怨沸腾。外加老天也不帮忙，一会旱灾得要命，一会又涝灾得要死。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可以说是天怒人怨！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死胡同，急需有一个能破局的人，就像当年文革晚期有华国锋破局一样。 有网友居然说那个重庆的唱红打黑的家伙就是那个破局的人。我写过文章《警惕薄熙来》，认为其人品不行，无法无天，不可能由他破局。 看到下面这篇写申不害的文章，我觉得治国需要章法，不能以乱治乱。毛泽东说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是实际情况是以乱治乱乱更乱。 外交也需要谋略，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有战略思维。 俗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看看古人申不害的治国谋略，现在的中国领导和贪官污吏，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脸红。 申某人不像孔夫子，孔夫子说得很多，但自己当官当得却不怎么样。申某人是治国安邦之才，值得研究。 当然，看古代思想，不能苛求古人。毕竟时代不同了，那个时代没有现代民主思想，所以对申某人强调君主集权，需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 现在的中国，好像是很集权，但就像前文说的，有时政令都出不了中南海。从这点来说，我认为加强中央权威是应该的。但首先中央权威必须具有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合法性来自于公民的授权。现在的权威的削弱，恰恰就是因为缺乏百姓的授权。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民主改革是必须的。 以下文字为转载： 申不害，尊称为申子。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37年。战国时代韩国政治家、思想家，也是先秦以重“术”著称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东南京襄城）人，曾为郑国小吏，韩哀侯二年（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遂成为韩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 韩昭侯四年（前354年），素与韩有隙的魏国出兵伐韩，包围宅阳（今郑州市北）。面对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申不害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而是要解国家危难，最好的办法是示弱。“故降心以相从，屈己以求存也。”今魏国强大，鲁国、宋国、卫国皆去朝见，您执圭去朝见魏王，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自大骄狂。这样必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战国策•韩策三》）韩昭侯采纳申不害建议，亲自执圭去朝见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兴，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约为友邦。申不害亦由此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逐步成为韩昭侯的重要谋臣，得以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 公元前353年，魏国又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应对。“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战国策•韩策一》）担心自己的意见万一不合国君心意，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惹火烧身，便回答说：“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就是说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随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游说韩国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是否出兵救赵的意见，自己则暗中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于是便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大悦”，即听从申不害意见，与齐国一起发兵讨魏，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从而解了赵国之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发现这位“郑之贱臣”，（《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原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便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 在申不害相韩之前，韩国也曾进行过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政治上造成一些混乱。“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改，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篇》）一些贵族官吏便乘机欺上瞒下，各自为政，导致吏治腐败，国弱民贫。针对这种情况，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说：“尧之治也，盖明法审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艺文类聚》卷五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他认为，要实行“法治”，国君必须集权于一身，主张“明君使臣并进辐凑”。就是群臣要跟着君主转，不容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要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 以致“弑君而取国”。因此他强调国君必须“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而要做到“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就要讲究统治之“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讲究领导艺术。
申不害“术”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申子•大体篇》）这是指国君公开用来选拔、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具体说，就是君主要依才能委任官吏，然后考察其是否称职，是否忠诚，据此决定赏罚。二是君主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篇》）这是驾驭臣下的权术。具体说，就是国君要“去听”、“去视”、“去智”，让臣下猜测不到国君意图，无从讨好取巧。这样君主就能像明镜一样，“静观”臣下的一切，真正做到“独视”、“独听”和“独断”，进而采取出其不意的办法，使臣下慑服。申不害还强调：“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意即各级官吏既不许失职，也不许越权。凡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其目的还在于维护君主专制。这虽然对防止臣下篡权有一定作用，但势必使国君了解不到下情，听不到真实意见。所以，后来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批评说：这是“申子未尽于法”的表现。 申不害还反对立法行私。“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他曾对韩昭侯说：“法者，见功而行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然而，《战国策》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韩昭侯说：“这可是从你哪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对申不害“请仕其从兄官”这件事，史家历来多有微词，有说其虚伪投机的；亦有说其推行“法治”不坚决的，但从申不害重“术”和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来考察，倒不如说这是他对韩昭侯的一次试探，正是韩昭侯对“徇私谋官”的严正态度，使申不害看到韩昭侯真是一位有作为的贤明君主，从而坚定了助其变法革新的决心。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引）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编》）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战国策•韩策一》）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其著作《申子》，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