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个万维网掀起文化热潮，讨论中国文化，中华文化自然是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是糟粕横流，各位在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能够冷静，不能够心平气和，谩骂，恶语中伤，等等，这些本身都是中华文化的具体表现。

其实我们中国人在讨论中华文化的时候，一向就是这么激动，这么偏激的，这不是万维网独有的。几千年前百家争鸣的时候是这样，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吵吵闹闹，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

五四运动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说是向西方学习，什么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真正学到，别说德先生，就是赛先生，也只是学到皮毛，只学到了一些技术，而不是科学。

我是一贯赞成反思中国文化的，我所谓的反思中国文化，是指采取开放的态度，搞文化开放。过去我们搞经济开放，结果把经济搞活了，我相信，如果我们搞政治开放，政治也会搞活，搞文化开放，那么文化也会搞活。

我们不是一贯相信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吗？既然如此，那怕什么竞争呢？为什么不敢搞文化开放呢？不敢放开手脚，不敢解放思想呢？到底在怕什么呢？

我发现，很多人一提到中国文化的时候，就非常敏感，非常的不冷静，就上纲上线，好象一反思中国文化，中国就会完蛋，就对不起老祖宗似的。所以很多人在回避反思中国文化，这里面有些人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有自己的日程，就象司马南说的，他反美是工作需要。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回避反思中国文化，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几千年文化的敬畏。

所以，在我看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需要冷静，需要理性，不要情绪化。靠谩骂，靠诽谤，靠声音高，这些都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有时候甚至会适得其反，你比如说当年本来搞新文化运动，搞五四运动，学习人家的德赛二位先生的，结果却把西方的垃圾，也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苏联的列宁专制主义引进到中国来了，与中国原本的专制思想，独裁文化一拍即合，这个祸害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不反思中国文化可能也不行，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上，社会制度上，基本没有多大改变，眼下中国众多的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与文化有关。什么样的好制度，好法律，照搬到中国来，实行起来往往会走样，这是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的问题。

网络上很多有识之士反思中国文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具体见解。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国会产生几千年的专制集权呢？

我看，中国数千年来，经历的朝代很多，虽然文化上思想上很多派别，但是归根到底的核心思想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而正是这个所谓的“天人合一”本来应该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也就是说人需要适应自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这个听起来是十分正确，完美无缺的。

可是实际上，谁能代表“天”？自古以来，只有所谓的“天子”才能代表“天”。谁能成为天子呢？在古代，还有所谓的“王道”，也就是说只有帝王的子孙才能成为天子。在《史记》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舜，禹，契，后稷都是黄帝的子孙，黄帝秉持天命治理天下，德泽深远地延及后世，所以他的子孙都又立为天子，这是上天报答有大德的人。人们不了解真情，还以为是从平民百姓兴起的呢。平民百姓怎能无故兴起统治天下呢？这是要有天命的。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天人合一”成了统治者之所以成为统治者的理论根据，也正是这个“天人合一”造就了中国数千年专制集权的怪胎。

不仅如此，“天人合一”的思想否认了“神”的存在。人们要相信天子代表着天，要迷信天子，而不是天子以外的什么超自然力量。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难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人们的生活，思想，都非常的现实，非常的实用。

其实被统治者利用的“天人合一”只强调平民百姓需要顺从天意，即顺从天子之意，与原本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见到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对大自然的破坏的严重程度是任何其他国家其他地区所不能相比的。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最最最根本的就是这被统治者歪曲了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正是这样的思想产生了数千年的专制集权。

如果说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有什么重大贡献的话，我看,这最最最根本的就是这被统治者歪曲了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博大精深的专制集权制度和文化，才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

中国古代的“国”实际上是“家”的概念，顶多算是“家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不同的。所谓“普天之下莫为王土”就是这个概念。这些都是“天人合一”的结果。

中国现在有共产党统治，共产党也同样把中国当成它的私有财产，你与其有不同意见，它可以把你抓起来，关起来，驱出国境，不让你回国，这些都是非常奇怪的，究其原因，都是你自己不好,没有顺从天意，没有做到“天人合一”。

所以说，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把国家的概念现代化，要把中国的文化现代化。

下面转载一篇钱穆先生的文章，谈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虽然观点不同，但可作参考。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顿，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逢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 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界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 ，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瞭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俏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说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相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中华民国七十九年五月端午节钱穆在迁出素书楼之前三日完成于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六岁。

下面转载一篇网络文字

从天谈起

天是中国人最常用的一个字。按中国最早的字书《说文》的解释，表示至高无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天”就是这个意思。

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现，是一个头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见下图 ，据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页705）。最初的意思仅仅是用来表示人的头顶。殷商人特别崇拜鬼神，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主宰被设想住在天上，但在甲骨文中是用“帝”来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专家许进雄教授认为，那时的人似乎还没有把头上的整个空间明确地看成一个系统。

周武王在 伐商誓师时责备纣王“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他这是执行天的命令来了。三篇誓词 ，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现了十九次（《周书·泰誓》）

周战胜了商，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天”也成了宇宙万物的最高权威，道德的最后裁判，后世无不奉行。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称皇帝，他命工匠将李斯写下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刻在灭赵国时得到的和氏璧上，作为他的传国玺。从此这块石头便成了神圣之物，后来被想当皇帝的野心家争来夺去，以为得到这块传国玺，自己便也“受命于天”，即从天那里得到统治万民的合法性了。皇帝被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人民都 是属于皇帝一人的家产，任他予取予夺，“天经地义”。所以刘邦和朱温当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农民的他们的父兄夸耀，你看我置的家业有多大！臣下也跟着呼万岁。别说皇帝，晁盖和宋江占山为王，也是打的“替天行道”的旗子。

当人们处于绝望之际，常常会呼喊“天啦！”“苍天在上！”，“天”成了他最后的希望。这个精神世界之天比自然界之天更是无所不在地渗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 只可惜总是叫天天不应。因为这是个想象出来的，实际并不存在的精神之“天”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隆笼盖四野。这是确实存在的自然之天了，头上的天空。“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这里的“天”还多了一层根据看到的天空现象推测天气的意思。

这个自然之天，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人们到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靠天吃饭。因此历史上的中国人，很注意对这个自然之天的观察，留下丰富的记录。可惜没有能把天作为一种单纯的独立的自然现象去研究，而是把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一起，简单地说就是“天人不分”。《易经》开宗第一章有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系词上篇）这是说人间的伦理秩序，道德规范都是天规定的，体现在自然之天所显示的现象中，而天象的变异则预示着祸或福将降临人间，以后就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行事的准则。这里的天成了和人一样有思想意志，喜怒哀乐，但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出，更把“天人合一”的影响发挥到极至。按照他的说法，人是天按照自己的样式制造出来的，“天人一类”，彼此相通，互为影响。 实际上这个天乃是他从人的角度想象出来的。董仲舒将古圣先贤的思想结合后来兴起的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现象与人事比附，告诫人君，应爱惜百姓，听取和尊重民意，如果善待百姓，把国家治理得好，上天就会降下祥瑞；相反，上天就会发出警告，直至给以惩罚，“自绝于天”更会失去权位，改朝换代。

日蚀，月蚀，陨石坠落，花木不合时令的开放或生长，都被视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泛滥或久旱不雨，蝗虫蜂起，更不只是警告，同时也是上天在施行惩罚了。黄河清，彩云现，禾生双穗等等则是祥瑞，这时群臣上表致贺。

自然界出现不寻常的现象，被认为是人事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非是说人类活动破坏了植被，污染了河流土壤之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是指因为周幽王宠信了褒姒导致歧山发生了地震。这种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天人感应”，将自然界的变动看成是上天在传递某种神秘的信息 。

因此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志的神。    

董仲舒的原意，或许是想让人君看到，在他之上还有个比他更有权威的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使皇帝因敬畏上天 ，也不得不对自己残虐百姓的行为有所收敛，但实际上难以收效。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套自欺欺人的消灾弥祸的所谓禳解办法，如用祭祀以贿赂天地神灵；将责任推给臣下，让他们当替罪羊；让和尚道士给冤死者念经“超度”...等等 。灾害发生，受灾的仍是老百姓，腐败的统治者照样腐败并心安理得。

特别是，如此“天人合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系词上篇》）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贵贱之分，在下者应当服从在上者，也就 合于宇宙的公理。皇帝是“奉天承运”，所谓天人合一，说到底，仍是为巩固皇权服务。

按照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没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间。就在学者们的心中，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就是格物，也可以致知了。

如发大水是“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湧水為災。”因为“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就要闹水灾，而小人属阴。

闹蝗虫，那原因在《易傳》上有：“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征篇》说的更具体：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

这种思维方式扩散到民间，便成了天上落下一颗星，地上就要死一个人，帝王上应天星不说，他的文臣武将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万物皆有灵性，不仅人能修炼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头也可通灵，雷公电母，财神瘟神等众多与人的安危祸福相关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个把他们供奉起来。这一来，闹旱灾了，禁屠宰，关南门，求龙王；出现瘟疫，请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坛神；有人亡故，请阴阳找风水宝地埋葬，以求多福多寿多子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到到民国时期仍是常有的事，我亲身所见。正如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以至风水、气功、武术、房中术……”都是把“天人合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李先生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小传统，并说：“近代以来，中国大传统中的“天人合一”说已经大大式微，但是在小传统中近年却不但重新抬头，而且日见流行”。

由此可以想见，在这种氛围下，哪里能有科学的位置。所以杨振宁先生说易经的思维方式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真实，甚至也是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哲学家来说，天人合一是他们所追求的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达到了一举手一投足均符合宇宙规律。对于儒家或哲学家追求的这种“天人合一”，无疑应当尊重 ，但需要明确，这里的“天”不是自然之天。

对那些修炼者来说，他们的“天人合一”是成仙或圆满了；小传统中其他的“天人合一”，各式各样，台湾的宋七力组织了个“天人合一研究会。便并不 研究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来显示他的“天人合一”境界。

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对于自然之天的表面现象尚未看清，可以产生女娲炼石补天，嫦娥奔月之类神话和幻想故事，对其本质则无科学的认识。

进入到现代，对我们来说，就必须把他们混淆了的天的概念分清，不能把自然界的天，和有人格的神化了的天混为一谈，认清究竟什么是天。

在中国语言中，天和地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完整概念；在自然界中，天和地也的确是一个系统。要认识地就得认识天，对天的认识错误，也必然带来对地的错误认识。因此，要走出认识地球的误区，就认识自然之天。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未能使人重视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相反带来的后果倒是严重的。

前已论证，中国的“天人合一”并非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虽然其观念可以发展为人与自然的协调，但因为天人不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不到理性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处理。最明显的例子是秦始皇，他自以为权力为天所授，便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为所欲为。南巡至湘山，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红色的土壤，作为对山神的惩罚；一次梦见与海神战，解梦的方士说海神是看不见的，但要有大鱼、蛟、龙出现，就表示他在那里了，于是出海去找寻，在山东之罘见巨鱼，自用连弩射杀。

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一”的，而且身体力行，为修炼成水火不进，能陵云气与天地长久的“真人”，动用七十多万人修阿房宫，因为“真人”需要住这样复杂深沉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为此，四川、湖北的许多山头被砍光了。

秦始皇筑长城的一个原因是相信了“亡秦者胡”的预言，还有修驰道要求笔直，堑山堙谷。这些工程，对环境的破坏，该有多大？

所以有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并不一定就去保护自然，那时没有这样的概念，什么环境保护的观念，是今人塞进去的。

因此秦始皇干出的一些事，比唐吉诃德还令人哭笑不得。武则天下令百花在冬天开放，当然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也说明着“天人合一”并不尊重自然。所以在某些人自诩为中国文化传统不与自然作对，而是追求“天人合一”，那是纸面上的东西，不是实际。

实际是，中国的土地上许多山头早就是童山濯濯，黄河下游因泥沙淤积成为“悬河”，举世无双；楼兰古国成为荒漠废墟；就是因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倒是西方把自然作为独立的对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种自然现象之间，以及他们和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使人能够正确处理。这个结果不用多说，仅就绿化一项和欧洲对比一下，就可以看清楚。

“天人合一”的主导思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使我们无法认识自然规律，得不到在大自然中的自由。

按照天人合一的观念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应该是不变的，特别认为地是“至大至静之物”，因此每当有可以感觉到的变动发生，便要视为异常，附会人事休咎。

然而自然，或者说天地之间的事物，无一不在变，而且是时刻都在变。

在这些变化过程中，人类的活动当然是有影响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宠信褒姒就会导致地震这样的因果关系，而是人作为地球生物圈的一员，他的任何行为，包括生命终结后躯体回归自然，都会对地球这个大系统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渗透在地球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而不是孤立地起作用，因而常常不能认识。 譬如沙尘暴起，有的黄尘竟落到了香港，而香港人未必都知道与他们喜欢吃发菜有关，因为滥挖发菜，使内蒙一些本来长草的地面失去了植物的保护。再如一百多年前，黄浦江边沉没了一条船，没有及时打捞，结果泥沙在那里淤积，使江边增加了一块陆地。还算好，没有造成港口的堵塞，那块地后来建成了今日的黄浦公园。人类对他的活动所能给自然带来的影响，一开始常常没有想到。

对于自然界中那些逐渐发生的细微变化，人的感觉器官多能察觉，误以为不变。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以为年年岁岁都一样，其实年年有不同，大气的成分和气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这是清朝时在黑龙江西边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坚如磐石，安如泰山是普遍的习惯的认识。但泰山其实是在不断升高，同时在因受到风化剥蚀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自然界本身的变化比人所能产生的影响不知大了多少倍。在人类没有出现以前沙尘暴就有了，而且规模很大，否则何以能有黄土高原形成。人类的活动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些变化，但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并不是所有活动都会产生坏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只能守成而不能进取，关键在于能不能认识自然变化的规律和遵守这些规律。

恩格斯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仅仅是因为我们胜于其他一切动物，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已。”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我们可以用电来为人类服务，但同时要遵守电的规律，否则就会电死人，出乱子，没有用电的自由了。 自由是相对的，遵守客观规律与得到自由是矛盾而又统一的。

遵守客观规律并不等于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需要自觉地运用自然规律去改造世界，雷击使人死伤，而由此发现电的存在并进而加以利用，造福于人，就是我们比鸟儿高明之处。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去探索自然，认识自然，走出那些习以为常的认识误区，譬如愚公移山的构想就是一个。

中国的皇帝通常也称为王天子，古书上有：“王，天下所归往也。”“王者尊，故称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称呼皇帝，既表达了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又显明普天之下要服从一个人的统治。《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孔子的“天命观”宣扬“天无二日”，天确实只有一个太阳，但这只是太阳系中的情形，怎能轻易断定别的星系没有二个太阳呢？天无二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就是国无二君[西方古代国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当家作主]，“天意”只能由一个人来代表。这就根本上扼杀了民主制度诞生的可能。一切围绕君来转，“朕意即天意”，一切以君上的是非为是非，一切以君上的好恶为好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在中国野蛮的专制文化中，流行的是“打江山、坐江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导致的是新专制代替旧专制，百姓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成王败寇”是一种家天下的观念。儒家认为：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授的，臣民的权利是天子授的。将人分为三流九等乃天经地义。

这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在政治上的反映。中国古人把人间的等级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级秩序最早出现于马马迁《史记?天官书》，天上的一个个星都是天的官员或官厅，天做为整体象征了国家的官僚等级体制。天上本没有帝、后宫、匡卫、贵人、骑官、上将、贵相等特权等级尊卑，是古人为了维护王权臆造出来的，这种权力等级从国家延伸到家庭。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

董仲舒讲：“三”代表了天、地、人，“1”是把握、参悟；“王”就是掌握了天、地、人规律的圣人，也就是说王是把握了宇宙的知识神。“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蚀），星辰不陨，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处，深渊不涸”。董仲舒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就该“受命于天子”。“天人合一”把统治者地位神圣化、绝对化、永恒化；如果谁敢反抗专制统治，就是“天理难容”，身首异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种“天人合一”我们要回归吗？

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写道：“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大约从夏代开始救护日食就成了国家礼制的一部分。“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护，“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传正义》），即不以其君为君，这样的罪名谁敢担当？

春秋时晋人伯瑕认为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因日食而下诏自责的当属汉文帝。公元前178年，日食之后文帝下诏：“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汉文帝把日食原因归咎自己，并广泛征求进谏者，他成为后世帝王遇到重大灾异时下“罪已诏”先例。

《全唐文》卷410中对举报私藏天文书籍者，给予升官或五百贯赏钱。对民间私习天文者给予流放、充军甚至死罪的惩罚。明太祖朱元璋还规定只允许有世袭权利的人学习天文。青年学者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中认为，中国古代天学“在上古是王权的来源，到后世是王权的象征，因此，如果谁打破了天学的垄断，就意味着王权受到挑战并被削弱。……天命的确认（王权的确立），除了依靠经济、军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资本是天学。”

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机械性地混合在一起，可以简单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华。仅仅笼统地高喊回归“天人合一”，恐怕对急需民主化的中国有害而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