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網絡上不少老右們有不少好的思考，民主程序選出了穆而西，穆而西要搞專制，要搞政教合一，怎麼辦？於是人們同情，認可軍政府的政變，對軍政府的屠殺平民的行為不敢譴責，有的甚至認為穆而西代表的穆斯林兄弟會等是偽民主，所以該殺。這個邏輯當然是荒唐的。

其實，通過這件事情，我們應該深入思考，過去中國知識分子說過，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就不會選出壞政府嗎？顯然不是的，埃及的例子說明了，民主本身雖然是好東西，但民主是可能選出壞政府的。

那麼問題是，民主選出了壞政府怎麼辦？是象埃及軍人那樣用非民主的方式推翻民選政府和民選總統嗎？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我們的台灣也經過民主選出過壞政府和壞總統，當時台灣總統陳水扁把台灣搞的烏煙瘴氣，台灣百姓忍無可忍，包括民進黨內不少有識之士，包括前主席施明德等也走上街頭，抗議，絕食，等等。

幸虧當時的台灣國軍沒有象埃及軍人那樣衝動，那樣鎮壓，那樣屠殺百姓。要不然，經過蔣經國李登輝和台灣百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將會毀於一旦。

所以，一個健全的民主制度應該有有效機制來約束民選政府和民選總統，最最大不了就是等到下屆大選。為此，選民需要為他們的錯誤選擇造成的惡果而承擔責任。那種認為民選總統可以被暴力推翻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只有一種情況可以例外，就是象當年的希特勒那樣的法西斯，希特勒是犯了國際法，犯了戰爭罪，犯了反人類罪。

民主是個好東西，民主的精神就是應該服從多數，尊重少數。

我有一個疑問，象埃及那樣既古老又現代的國家，又是一個穆斯林國家，如果真的走民主程序，如果絕大部分百姓願意政教合一，願意建立穆斯林國家，那麼國際社會是否應該尊重呢？

這樣的問題同樣適用於中國。如果在中國，真正的走民主程序，進行選舉，如果共產黨還是被選上台，那麼是否應該被尊重？甚至共產黨的左派壞蛋薄熙來被選上台，是否應該被尊重呢？

我對這樣的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與這個國家的民智的開啟有關。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時候，如果來一個選舉，毛澤東還真有可能合法當選中國總統。中國百姓進行公投的話，還真有可能選擇專制集權。

所以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順利不順利，與這個國家的民智的開啟，公民意識公民權利的教育有關。我看，這就需要這個國家知識分子的力量，公知的力量。所以，公民意識公民權利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好在現在網絡發達了，文化的傳播容易了。

在埃及，同樣的，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時間完善，這個過程中需要民主意識公民意識的崛起，需要民智的開啟。在埃及，因為有穆斯林，這裡有文化的衝突在裡面，處理起來需要十分敏感。

在中國，專制文化已經幾千年，民主化進程十分緩慢，這裡同樣存在文化衝突，同樣需要文化更新，需要民主意識公民意識的崛起。

我觀察，這次埃及軍人屠殺平民，有人把它同中國的六四事件聯繫起來，以說明當年六四鎮壓的合理性。這是荒唐的。在我看來，無論是六四還是這次埃及軍人屠殺平民，都是應該被譴責被問罪的，沒有任何合理性可言。屠殺平民是一種反人類的罪行，不分是“好”的屠殺還是“壞”的屠殺。

但是這次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平常主張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們，對埃及軍人屠殺平民的那種尷尬和不忍譴責的態度，對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是有害的。

對埃及軍人屠殺平民的“合理化”解釋是十分有害的，這會給中國那些屠夫們藉口，他們可以用來為六四鎮壓開脫，也可以為未來暴力阻礙中國民主化找到藉口。

我是一開始就譴責埃及的軍事政變的，後來又譴責軍人屠殺平民，因為這樣的反民主，甚至是反人類的行為是不能被容忍的。

回到本文的主題，一個國家的民主質量是與這個國家的民主意識公民意識開啟的程度有關的，民主化的過程就是一個文化更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主是有可能選出壞政府的。那麼當民主選出了壞政府，應該怎麼辦？我不贊同用武力解決，而是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當年的六四，趙紫陽先生就是主張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今天的埃及民主危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

當然，民主化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主制度，對當選人和當選政府的約束也應該納入民主程序，比如說公投解決重大分歧等等。

隨着公民意識的崛起，民主意識的開啟，民主制度的完善，民主選出壞政府的可能性會降低，對民選政府和民選總統的約束會加強。

而在這個過程中，這個國家民族和百姓都會付出相應的代價，而民主選出壞政府則是選民們可能需要付出的代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