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全国一片砸烂公检法的呼声中，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已被关进牛棚一年有余的“走资派”父亲的问题又得以升级，他和母亲被送到离家100多公里外的学习班去革新洗面。由于早已知道形势不妙，最小的弟弟由于年幼不用上学和婆婆于2年前就回了老家，家中仅留下十余岁的我和刚满9岁的妹妹。100多公里，现在也就一两小时的车程，可在当时对我来说，无异于海角天涯。

   由于走得急，母亲来不及对两个年幼的孩子做出妥当的安排，仅留下一些散碎银子给她的一个要好的朋友熊阿姨，同时留下一句话给我：没钱就去找阿姨要。

   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必须要承担起安排我和妹妹的衣食住行。衣好说，能保暖即可，那时也没什么洗衣机，洗衣服都是手洗，洗得干净与否就不知道了。住也还将就，父母留下的2间房子还在。2年前已经由大房子搬进小房子了，暂时没人赶我们出去。最困难的就是吃饭，这玩意儿一天得3次，少了还不行。饿一顿饱一顿自不用说，或夹生或烧糊也是常事,  还得自己去粮站买米,  粮站离家至少2公里，10斤米对10余岁的我来说还是不轻的，不知要折腾多久才能折腾回家。这些都不要紧，最难的是我不会未雨绸缪，经常是缸中没米，家中没菜了才想起该买了，可如果遇见第二天是周末或节假日就只有饿肚子了.

 

   其实父母机关是有食堂的，父母亲在家时我们也经常去买饭。但自从父母走后发生了那件事，我就再也不去食堂买饭了。

   记得那是父母走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刚刚当家做主的我工作经验还很是欠缺，当发现母亲走时留下的米没有了已经是该做晚饭的时候了，买是来不及了，看着睁着一双滴溜溜转的大眼睛看着我的9岁的妹妹，我胸有成竹的说：没关系，我们买饭吃算了。妹妹忽然变得兴奋了：姐姐，今晚食堂卖肉包子。我英雄气概十足的一挥手：买！

      食堂有两个炊事员，一男一女；女的姓马，是一个粗脚大手的有六个孩子的健壮妇女，她在连生四个女儿后再接再厉又生了一对龙凤胎才打住，她与丈夫长期两地分居，一个人拉扯大大小小一堆孩子实在不易，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能与另一个城市同样是工人的丈夫调在一起，可当年一个工人要调动工作谈何容易啊！另一个炊事员是一五大三粗的矮个子李姓男人，脾气暴躁，吼声如雷。当年机关人不多，没有什么锅炉烧开水，干部们喝的水都是由厨房每天烧两次，上午9点和下午3点各一次，每天一到时候他便站在厨房门口一声巨吼“打开水吃药”。然后人们便三个一群两个一伍提着暖瓶向厨房鱼贯而入。

    妹妹自告奋勇去食堂买包子，饥肠辘辘的我等了约十几分钟，耐不住肉包子的诱惑往食堂走去，还没到食堂饭厅门口就听见里面大声喧哗:  “你个狗日的狗崽子还想买包子，你那走资派的爹和你妈的粮油关系已不在这里了，你凭什么来食堂买包子？”我快步冲进食堂，见我那个头不高的妹妹，头顶刚露过买饭的窗口，一手拿着个空饭盒，抽抽搭搭的哭着, 窗口里面买饭的李姓炊事员将头伸出买饭的窗口，正大声朝她呵斥。我一手拉起妹妹，另一只手顺手拿过妹妹手中的饭盒，猛地朝李姓炊事员扔过去“你才是个狗日的狗崽子！”趁着食堂的人还没回过神来，拉着妹妹就快速跑出了食堂饭厅。

    所谓粮油关系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当年每个人每月的肉油供应量是有规定的，每个人仅一份，人走粮油关系随之结束，因为干部和家属子女的定量是不一样的，例如肉，干部每月一斤，家属子女每月仅半斤。而油，干部每月半斤，家属子女每月仅二两，所以食堂不接受家属子女的粮油关系，家属子女必须自己作饭。不知是我那心思不那么缜密的母亲忘了告诉我们，还是不明事理的我没有弄懂"粮油关系"的深刻含意，而忘了母亲的叮嘱:  她走后即使有饭菜票也不要去食堂买饭菜，尤其是我们身份特殊。 

   回到家后，我茫茫然的坐了不知多久，自文革开始,这种在公众场所受欺侮的事早已习以为常了，我不知为何此次反应如此强烈，或许是父母亲不在家，或许是受欺侮的不是我自己。天渐渐黑了,可能是扛不住饿了，妹妹怯怯的问我：姐姐，我们吃啥子？我不得不站起来，从地上拿起仅有的半把黄叶菜，再去米缸中扫出最后一把米: “我们煮菜稀饭吧。”

   天已完全黑了，半锅清水似的菜汤还在炉子上翻滚着。

    “砰砰”，有人敲门，妹妹去开了门，门口站着马姓女炊事员，进门后,只见她拿出藏在怀里的饭盒：二妹，我给你送包子来了。妹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马阿姨，我们没有粮油关系”  我倔强的说。马阿姨叹了一口气，将饭盒放在桌上，用她那粗大的手摸摸妹妹的头，眼中闪着泪花：“大妹，以后有事到厨房来找马阿姨"， 然后迅速的消失在黑夜里。

   从那以后，在父母离家近一年半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去食堂买过任何饭菜。

   文革后，马阿姨调离机关，终于与分居二十余年的丈夫团聚。

   李姓炊事员一直在机关食堂工作至退休，我们仍叫他"李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