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樊建川先生早年就是由于对川军抗战这段历史的兴趣，才开始涉足收集抗战文物。20多年前，樊建川先生看了一部抗战电影叫《血战台儿庄》，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川军将领王铭章率领5000川军在山东滕县阻击日军，在日军攻破县城之后举枪自杀。王铭章为著名抗日将领，在抗日战争徐州会战中，因保卫滕县而牺牲殉国，为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这个电影让樊建川热血沸腾。从此他开始研究川军抗战的历史，搜集川军文物。经过十多年的收藏之后，樊建川在他的博物馆聚落当中，专门修建了一座川军抗战馆。这个馆里珍藏着抗战时期川军出川抗战，奔赴前线的悲壮历史。
该馆以大量的资料，图片，文物文献等展示川军在八年抗战中做出的特殊贡献，由此以纪念先辈。“30万”和“300万”这两个数字是川军馆的两大主题，突出表现30万川军出川抗战，300万壮丁奔赴前线的史实。尽管当时的四川是居于抗战后方，但仍然提供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前往前线浴血奋战，非常地悲壮，惨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与蒋介石素来不和的刘湘于8月7日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会上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26日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9月1日刘湘率部出川抗战。10月26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境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曾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在抗战期间，多名川军将领为国捐躯：刘湘出师未捷身先死，刘湘于1937年9月1日带领川军出川，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因胃病突然复发，吐血去世，终年仅48岁。死前他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川军杨森部血战淞沪的时候，在大批中国军队向西退守南京的时候，四川资阳的饶国华正率领145师继续东进，1937年11月27日，日军出动机械化部队4000多人猛攻泗安阵地，战斗打响三天后，日军依靠装备优势攻陷泗安，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饶国华拔枪自杀，慷慨成仁，年仅44岁，他是抗战中第一个自杀殉国的川军高级将领。
1938年3月14日，在血战台儿庄一役中，四川将领王铭章指挥川军死守滕县。三天后日军攻破城墙，王铭章多处中弹，随行官兵也多被打死，眼见大势已去，王铭章遂拔枪自戕，壮烈殉国。王铭章是抗战中第二个自杀殉国的川军高级将领。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1944年，抗战进入第六个年头，这时的川军已由最初的两个集团军增加到七个集团军，他们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中战场，参加了正面战场的所有大规模对日作战，当时川军将领成都人许国璋率领150师在常德保卫战中，被日军三面包围，而背面是滔滔江水，无可退守，许国璋率部坚守阵地时负伤昏迷。等他醒了后发现阵地已失守，便自己拔枪自杀，许国璋是第三个自杀殉国的川军高级将领。
而在抗战期间，川军牺牲更多的是无名英雄，普通战士。川军装备十分简陋，肩背斗笠大刀，身穿单衣短裤，脚蹬麻眼草鞋是他们典型形象。1937年杨森率领出川的部队最先到达上海，正赶上了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场恶战，这是川军在抗日战争中打响的第一仗。参加淞沪之战的川军，在陈家行一线与日军激战七昼夜，一万四千名官兵伤亡一万多人，几乎全部打光。
国难当头的时候，当年300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了川中父老的嘱托，一步一步走向生死未卜的前线。出川之时，虽已秋风萧瑟，但士兵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单被一条，草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而已。至于武器装备，就更低劣了，主要武器为四川土造的“单打一”——七九步枪，且使用已久，质量很差，大多不堪使用，仅能打个山鸡，野兔之类。至于轻机枪，每个师仅有十多挺。火炮方面，每师除几门土造的迫击炮外，山炮，野炮一门没有，更没有交通，通信，补给，卫生等装备和器材。这真是“衣被难以御寒，武器不堪杀敌”！可就是这样一支“如此不堪”的队伍，当年的他们却遍布全国各大战场，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实现了作为军人的价值！
抗战八年，川军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五分之一。抗战中的川军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中国军队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地方军阀武装。无论是部队的装备和军事素质，部队待遇，都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提并论。但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用自己大无畏的牺牲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名声。
有一个故事曾在四川广为流传，四川北川县城居住着一位叫王者成的老人，1938年大爷的长子王建堂报名参军，在儿子即将出川时，大爷买了一大块白布制作了一面旗帜送给儿子，旗帜正中写了一个“死”字，“死”字两边写道：“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往勇直前，勿忘本分！”（见《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辑）
大爷书写的“死”字旗，送儿当兵的故事很快流传开来，四川男儿勇跃参军。王者成老人的儿子王建堂参军以后，一直带着父亲做的“死”字旗，7年间他曾四次负伤，每次都是用“死”字旗包裹伤口。解放前夕，王建堂随川军起义回到家乡，于1992年去世。
樊建川先生听说王者成老人的故事以后，复制了一面“死”字旗珍藏在川军抗战馆里。在建川博物馆聚落珍藏的几百万件文物中，这是唯一的一件复制品！
八年抗战中，300万川军出川抗战（占全国同期实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还强！），川军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中国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故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其中64万多人伤亡（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贡献伟大！
八年抗战中，四川还提供了全中国近三分之一的财政粮赋……四川人民这段英勇悲壮的岁月，是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
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各界市民无不踊跃捐献。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也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以致挤翻了主席台柱子。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滴挤出来的血，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1941年至1945年，四川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四川献金总额则达5亿多元（信息来源网络）。
小时候听长辈讲过一个故事：抗战高潮的一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破烂，又冷又饿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圆的小摊子前，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圆……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这是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啊，是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圆啰！消息传开，附近市民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呀！”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祭奠那些为国捐躯的川军子弟……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极感慨地说：“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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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抗战馆
樊建川先生复制的王者成老人送儿子的“死”字旗
川军出川时用过的斗笠，蓑衣
川军抗战展馆内
川军将领邓锡侯说：川军战而胜，凯旋归，战而不胜，裹尸还！
四川将领王铭章遗言：我死在这里很痛快！
战场上缴获的日军战利品
战时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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