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所謂的缺席審判了。我們不一定必須依賴當事人的自述才能進入歷史解釋，但也很難只靠一句高度概括性的判斷就“終結性地”解釋歷史人物。

錢理群那種說法，本質上是一種結構性歸類：把複雜的政治實踐壓縮進“專制主義者”這一概念框架，用來強調某種權力結構的連續性。這種表達的優點是鋒利、抓核心，但代價也很明顯。它會過濾掉大量關鍵差異，比如治理技術、政策邏輯、時代約束、以及同一權力結構內部的變形與張力，也很難完整回答在這個歷史階段和權力結構中具體發生了什麼，以及人們能夠從中學習到什麼。

但從認識人的角度說，卻是一種損失。我們不知道他在大躍進、反右、文革、六四這些重大事件中的真實心理變化，也不知道他如何評價自己曾經的判斷失誤。

我們一定要他的自述才能找出歷史的真相嗎？我倒是覺得錢理群的那個判斷說的完全對：“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專制主義者”。這麼一句話，就夠了，鮑彤給他美化的“總設計師”一下子相形見絀了。

我覺得誰也嚇唬不了誰，一場革命，一場鬥爭，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後人都是為別人哭哭啼啼地撈取自己的好處，這是中國人的特性，如此而已。

您提醒得有道理。我並不否認文革結束後，確實有不少人（所謂三種人）在揭發、檢舉和落實政策過程中受到追究，有些人的結局也相當悽慘。對於受害者而言，無論加害者當年的身份高低、行為輕重，只要造成了傷害，要求追究責任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另一方面，不同群體在平反和追責過程中的處境也確實存在差異。有的人獲得了申訴和糾正的機會，有的人則長期背負歷史包袱，甚至在後來的歲月里仍難以擺脫當年的影響，更多的是逍遙法外，不知為恥反以為榮，這些情況都是真實存在的。

我認為討論這段歷史，既不能忽視文革中受害者所承受的苦難，也應當看到文革結束後不同人群命運的複雜變化。歷史往往比簡單的誰贏誰輸誰得利誰倒霉更加複雜，需要儘量客觀、公正地看待和反思，以警後人。

我覺得文革中一些有迫害他人甚至僅僅是輕微傷害他人的人，只要有提出被害遭遇的人，都有清算，被清算者的命運在多數情況下是非常悽慘的，這是大多數人們想象不到的。當然，如果是在文革中受高乾子弟打擊的人又是一副永遠倒霉的狀態。這些事情希望你有公正一點的眼觀。

季羨林自己說過：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這句話後來被許多人奉為處世智慧，但換個角度看，也說明他始終沒有完全擺脫內心的顧慮。盧梭追求的是把真實的我展示出來，哪怕因此名譽受損；季羨林追求的則是在允許的範圍內說真話，連古代史家所追求的秉筆直書都沒有做到（其實那也只是一直境界，歷史上沒人做得到，都是春秋筆法）。兩者不是同一個境界。

鄧小平作為政治人物，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很少留下可供後人解剖自己的材料。他不寫自傳，不系統寫回憶錄，也極少公開談論自己的內心世界。後人看到的更多是政治敘事中的鄧小平，而不是生活中的鄧小平、矛盾中的鄧小平。從政治上說，這或許是一種高明。因為歷史解釋權最終留給了後來者，也留給了官方敘事。但從認識人的角度說，卻是一種損失。我們不知道他在大躍進、反右、文革、六四這些重大事件中的真實心理變化，也不知道他如何評價自己曾經的判斷失誤。後人只能從零散講話和檔案中拼湊一個形象。這一點，不如丘吉爾等西方政治人物，甚至不如赫魯曉夫。

季羨林則恰好相反。他寫了很多，留下了大量文字。但問題也正在這裡。他敢寫牛棚，敢寫苦難，卻很少深究自己為何相信過某些東西，為何順從過某些東西，又為何在平反後重新接受了某些東西。他觀察別人很犀利，觀察時代也很犀利，但解剖自己的力度終究有限。所以我常覺得，中國許多名人的回憶錄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敢談遭遇，不太敢談責任；敢談別人如何影響自己，不太談自己如何參與塑造了那個時代。這與盧梭最大的差別就在這裡。盧梭最狠的一刀是捅向自己；中國多數回憶錄作者最狠的一刀，往往還是捅向別人，把光彩和榮耀留給自己。

鄧是政治人物，知道自己的短板，所以他說不寫自傳，放開了讓別人去瞎胡吹。他的幾篇自述，也都是權宜之計，言不由衷的。

恢復高考是華國鋒治下的事，鄧當時不過是副總理，我黨歷史上凡是有點名堂的好事，功勞都被鄧攬了去，壞事都是別人的，從八七會議遵義會議和百色起義開始，到劉鄧大軍淮海戰役反右文革高考改開到六四，鄧一向如此，吃相非常難看的說。

季的自傳，也是舞文弄墨賣弄文采東山再起之後的得意之作，有點兒端着，自覺高人一等，玩世不恭，也沒有完全放下架子。缺少的還是知識人的謙卑。

蔣是曾國藩的粉絲，是相信《日記治國》的行動派。是近代中國寫日記最勤、最認真反省自己的人之一。他崇拜曾國藩，相信札記自省日課修身，幾乎每天都要檢討自己的言行得失。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比同時代絕大多數政治人物都更有自我約束意識。但蔣介石曾國藩的反省，與盧梭的剖析，其實不是一回事。

曾國藩和蔣介石的日記，本質上屬於儒家修身傳統。反省的目的，是讓自己成為更好的君子、更有效率的領袖、更成功的政治家。因此日記里的問題常常是：今天是否懈怠了？是否發怒了？是否失禮了？是否辜負了職責？盧梭則不同。他並不急於把自己改造成聖賢，而是試圖把自己真實地展示出來。哪怕是虛榮、嫉妒、懦弱、卑鄙，甚至令人難堪的事情，也照樣寫出來。他關心的首先是真實，其次才是道德。

簡單說，曾國藩和蔣介石是在修理自己，盧梭是在解剖自己。修理的前提是已有一個理想人格標準，然後不斷校正，讓自己成為完人；解剖的前提則是承認自己並不完美，甚至充滿矛盾，然後把這些矛盾暴露出來，讓自己成為罪人。

所以蔣介石的日記，讀到最後往往看到的是一個不斷要求自己成為聖賢的人；盧梭的《懺悔錄》，讀到最後看到的卻是一個充滿缺陷、甚至令人討厭的人。兩者都難得，但後者需要更大的誠實與勇氣。

因此，蔣之日記，和他是不是基督徒，應該沒有關係。

【我還有一個十分不切實際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對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們而說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當時的“造反派”實際上是打砸搶分子的人，為什麼不能夠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狀態和折磨過程也站出來表露一下寫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呢？】

---- 為何季不能就文革中的老幹部黨員有否反省作評論呢？他們中不少，在受迫害之前，不也迫害過別人嗎？其中的劉，鄧是代表人物。劉死在文革之中了，所以也就沒有文革之後對自己迫害別人的反省可能了。但是鄧呢？好象沒見過他成文的反省。本人一直以為，文革唯一的正面結果是右派平反，地富摘帽，高考入學不講成分。到底這是否是鄧的反思結果呢，還是在胡趙推動下他點頭而已呢？

直抄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氣象萬千，河晏海清。

或許最接近的反而是曾國藩日記。曾國藩幾乎天天記錄自己的貪名、好色、暴躁、懶惰和虛偽，經常罵自己禽獸、無恆、可恥。雖然仍帶有儒家的修身目的，卻已經有幾分自我解剖的味道。

---- 蔣介石日記頗有此類自省。本人以為與他昄依基督教（還是天主家教？）有關。

是的，季老晚年（94歲）做的《泰山頌》是這樣的：

　　巍巍岱宗，眾山之巔。雄踞神州，上接九天。

　　吞吐日月，呼吸雲煙。陰陽變幻，氣象萬千。

　　興雲化雨，澤被禹甸。齊青未了，養育黎元。

　　魯青未了，春滿人間。星換斗移，河清海晏。

　　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風起水涌，處處新顏。

　　暮春三月，雜花滿山。十月深秋，層林紅染。

　　伊甸桃源，誰堪比肩。登高望岳，壯思綿綿。

　　國之魂魄，民之肝膽。屹立東方，億萬斯年。

像盧梭及富蘭克林一樣善於刨析自己的名人，中國幾乎還沒有。

這大概不只是個人勇氣的問題，而是文化傳統的問題。

西方自從奧古斯丁《懺悔錄》以來，就有一種向內審視、自我剖析的傳統。到了盧梭，幾乎發展到了極致。他寫《懺悔錄》，連自己的虛榮、嫉妒、卑劣、荒唐都敢寫出來，不是為了樹立道德榜樣，而是為了展示一個真實的人。

富蘭克林則是另一種路數。他不寫靈魂掙扎，而是解剖自己的成功欲望、生活習慣和人格缺陷，把自己當成實驗對象來研究。

反觀中國傳統，史書發達，家譜發達，墓志銘發達，給別人作傳也發達，唯獨缺少真正意義上的自我解剖。

中國士大夫講究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己者諱。文章首先是寫給別人看的，是為了立德、立功、立言，而不是為了暴露自己的陰暗面。自傳往往是自我辯護書，回憶錄往往是歷史說明書，很少是靈魂解剖書。

因此我們看到的多數中國名人回憶錄，重點都在解釋自己為什么正確，而不是分析自己為什麼錯誤；重點都在說明環境如何影響自己，而不是追問自己如何參與塑造了環境。

胡適、傅斯年、陳獨秀、季羨林、巴金等人，都留下了大量文字，但若論對自身弱點、虛榮、怯懦、功利乃至道德失敗的坦率剖析，與盧梭相比仍有相當的距離。

或許最接近的反而是曾國藩日記。曾國藩幾乎天天記錄自己的貪名、好色、暴躁、懶惰和虛偽，經常罵自己禽獸、無恆、可恥。雖然仍帶有儒家的修身目的，卻已經有幾分自我解剖的味道。

所以中國並非沒有自省傳統，而是缺少把自己當作研究對象、甚至解剖對象的傳統。中國人善於評史，善於論人，善於給時代下結論，卻不太習慣把刀子真正轉向自己。

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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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季大師的反思麼？

呵，呵，呵。

http://xysblogs.org/kingsky/archives/5086

中國歷來並不缺少批評別人的聲音，卻相對缺少能夠把批評的目光轉向自身、轉向社會機制的深刻反思。即便有所反思，也往往停留在受害者層面，而較少進入施害者層面；停留在個體記憶層面，而較少上升為制度性、社會性的集體記憶。

---- 總而言之，缺乏同理心。儘管一直“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的古訓。

》》中國士大夫階層最大的局限，確實是難以擺脫對權力的依附。學術與仕途長期捆綁在一起，既造就了一批名臣大儒，也造就了一批御用文人。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學而優則仕。

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講到底，只有仕途，帶來黃金屋和藏嬌顏如玉，自從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大興科舉，令天下英雄盡入榖中。這也令在秦朝以來的中國奴隸制社會進入新的境界。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通往平天下的仕途上，修身就是欲練此功，必先自宮, 方可於東方不敗。

那位名師，只有黃金屋藏嬌顏如玉的境界。在我黨看來，無異於躺平。“為中華崛起而讀書” ，就是新中國的治國平天下。

而新中國的文革憲法和新文革憲法都明確規定，黨領導一切。中華崛起，就是黨崛起。中華是否已經崛起，是否崛起後更崛起高一點這點那點G點，當然由黨說了算。崛起，崛起，崛起起。

https://siubuding.blogspot.com/2023/02/re_24.html

當時連五書四經都不讓看，除了八個樣板戲和毛語錄兩報一刊，沒有任何精神食糧，根本是愚民和信息封鎖。要說對世界文明和傳統文化的摧殘，新中國是頭一號。

歷史弔詭之處恰恰在於：當一個政權掌握了定義“人”和“鬼”的權力之後，誰是人、誰是鬼，往往不再取決於行為，而取決於政治需要。所以老季晚年才被稱為國學大師，這個稱號本身就很有時代特色。它更多是一種社會包裝，而未必是一種嚴格的學術評價。因為國學學問的最高價值往往不是求真，而是致用；不是發現真理，而是進入權力體系。經學如此，理學如此，後來考據學也未必例外。許多學問做來做去，最終都圍繞着朝廷、皇帝和仕途展開。於是便容易出現揣摩上意、粉飾現實、文過飾非的現象。從整體上說，中國士大夫階層最大的局限，確實是難以擺脫對權力的依附。學術與仕途長期捆綁在一起，既造就了一批名臣大儒，也造就了一批御用文人。

我自己小時候超熱愛讀書，各種書籍。可惜生活在一個文化沙漠的街區，有一間小小的新華書店，後來才知道是可能是世界唯一的閉架的書店。連打書釘的機會也沒有。

熱愛讀書，卻讀得書少。

一方面沉浸在我黨得宣傳教育和敘事中，另一方面，偶爾看香港電視（我黨時常禁絕魚骨天線），也接受香港電視劇得民國劇的敘事。也看各種西片。思想相當割裂和分裂。

令我深刻轉變的，是在英國留學讀電腦碩士時，看《邊城》 和香港出版的魯迅文集---與大陸的同樣內容，但不同注釋。

Before the information greatwall is built, CCP won't allow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to operate.

1995年我如是論斷，開始指導我黨網絡大外宣的工作。

反斗活用黨八股 ---- 少不丁自畫像二

2022-06-17

反斗活用黨八股

曝露初心不含糊

黨的教育未落空

移花接木清流毒

說得對，一直被斗的人，大多不會糊塗。

不過領導之間的鬥爭，和普通人的遭遇，其實是兩回事。領導今天被整，明天可能翻身；普通人被斗一次，往往就是一輩子。

所以“難得糊塗”不是不知道誰整誰，而是看透之後，如何與那段歷史相處。有人一生困在其中，有人最終選擇放下。這大概也是季羨林晚年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白毛女的主題。還有我黨各種憶苦思甜的故事中，苦大仇深的人士的總結。

然而，新社會更厲害，大規模系統性把人變成妖魔，那些不願改造的，或自我改造的慢的，被封為被打為牛鬼蛇神。而牛鬼蛇神被平反後，絕大部分成蟲，如季羨林繼續為黨塗脂抹粉。

是不是領導能夠領導，必須進行階級鬥爭，整人。領導相互被整是幫助，整完了還是領導。不存在糊塗與否。

一直被鬥的人，恐怕不會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