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頭腦發熱，簡單的否認華佗的開顱手術了，呵呵。我簡單地查了查，其實古今中外，包括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倫，中國古代，等等地方，早就有各種各樣的外科手術了。這些玩意兒，一點也不稀奇。只不過，流傳下來的記載確實不多，比如說華佗的開顱術，就沒有被傳承下來。

而且，古時候的外科手術，成功率不是很高，這是事實。但不能簡單地否認古代外科手術包括開顱術的存在。 

那麼現在的人是怎麼知道古代有外科手術，包括開顱術的呢？除了一些流傳下來的記載之外，主要是通過考古。在一些古墓里，能發現一些頭蓋骨，有非常明顯的手術痕跡。

我轉載了三篇文字《被懷疑的華佗——中國古代外科手術的歷史軌跡》，《我國5000年前就有開顱術》與《埃及小童木乃伊內發現五千年前人造心臟》，裡面有比較詳細的描述。特別是《我國5000年前就有開顱術》這篇文字裡面，記載了不少世界各地的考古發現，其實國外，很多地方，在很久之前就已經有開顱手術了。有些發現的手術器械還是非常精密的。在《埃及小童木乃伊內發現五千年前人造心臟》一文里，說到早在古埃及就有人造心臟一說，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的看法就是，不能因為現代西醫出現了，就把古代的所有醫學成就一律否認掉。這不是實事求是的。現代西方醫學其實只有很短的時間，而人類開化以來，已經經歷幾千年文明了，這個古代文明，不僅僅中國有，在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臘，等地，都是一樣的。尤其是那個時候戰爭比較多，外科手術是很常見的。特別是《我國5000年前就有開顱術》裡面提到的顱骨鑽孔以減輕顱內壓，這種在古代就有了。古代醫學主要是經驗醫學，通過醫學實踐，代代相傳的。

我曾經寫過兩篇文字《淺談中醫與西醫》和《再談中醫與西醫》，談過中醫與西醫的問題。我向來不主張簡單的否定中醫。對於中醫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經驗醫學，應該認真對待。作為中國人，學西方，學西醫是應該的。應該坦然面對西方文化，包括西方醫學文化。但不是說就完全徹底的否定自己的文化，甚至對於一些考古發現，都不予承認。這是要不得的。

在碰到一些用今天的西醫角度看來是不可思議的東西，可以去懷疑，但不能輕易去否定。現代西醫並不代表一切，從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看，西醫本身只是一口井，站在井底看世界，是不全面的。

學習西方文化，需要有科學的態度，需要實事求是的精神。不要做井底之蛙，也不能盲人摸象。需要用開放的心態來看待古文化。

被懷疑的華佗——中國古代外科手術的歷史軌跡

於賡哲

一

毫無疑問，“疾病、醫療社會史”這一跨學科的史學新領域（外史）必須從專業醫學史領域（內史）汲取營養。在此過程中有必要辨清各種外因對於“內史”研究的影響。面對西方醫學的傳入和民國以來數次有關中醫本質和前途的爭論，中醫學界及內史學界在對西學的侵壓進行反彈的同時，又往往不自覺地受到了西學話語權的影響，在某些問題上反倒陷入了“西學鏡像”的怪圈，研究者們不自覺地將中醫中的成就與西醫加以比對，尤其喜於發掘其中與現代醫學理念相契合的個案，並以此作為中國傳統醫學成就的象徵。看待這種現象必須辨清外來影響，追根溯源。筆者認為，看待中國傳統醫學發展史上的各種成就必須堅持“點、線、面結合”的原則，要明了傳統醫學曾經達到過的高度（所謂各個“點”），又要顧及中國傳統醫學“經驗科學”的特色以及私相傳授的教育模式（所謂“線”），還要考慮這項技術是否得到發揚光大，並且轉化成公共技術，從而對醫學的發展和社會福祉產生重大影響（所謂“面”），並非所有的醫學成就都經歷過點——線——面的歷程，有時“點”永遠是“點”，並沒有對中國傳統醫學和全社會產生深遠影響。探索此類現象的原因可能更有助於歷史真相的發掘。本文謹以華佗外科術近二千年來的聲譽變化為例對這個問題進行探索。

目前有關華佗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身世、醫技之上，且多以褒揚為主，其“外科鼻祖”稱號似已成共識。然而二千年來國人對華佗的看法並非一成不變，尤其是他的外科手術的聲譽可謂一波三折，由其在世期間的巨大成就，到身後技藝的失傳，再到後世對其事跡的逐漸懷疑，及於近代則又備受推崇，可以說有着一個馬鞍形的歷程。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引起學界足夠重視，對這一過程的研究比研究華佗本人的醫術更能夠反映中國傳統醫學發展的全貌，並能映射出西學東漸之後中醫重新“發現自己”的心理軌跡。

華佗並非世界及中國最早實施外科手術之人，而且其技術又後繼乏人，以至於細節已經漫漶不清，現代國人對華佗外科手術的推崇，應該說是西方近代醫學在外科方面的巨大成就對中國傳統醫學界的刺激所致，“華佗”在這裡已然是一個符號，對其外科術的推崇包含着近現代中醫界和民眾重壓之下激發出的民族情感，同時還包含着些許惋惜，即對外科手術在中國未能持之以恆的惋惜。清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九《格物部·中西醫學異同考》：

乃知今日西醫所長，中國自古有之。如《列子》言扁鵲之治魯公扈、趙齊嬰也，飲以毒酒，兩人迷死，乃剖胸探心，互為易置，投以神藥，既悟如初矣。《抱朴子》言張仲景之為醫也，則嘗探胸而納赤餅矣。《後漢書》言華佗精於方藥，病結在內，針藥所不及者先與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之中平復矣。他若太倉公解顱而理腦、《抱朴子》言之徐子才剖跟而得蛤、《北齊書》載之，如此之類，指不勝屈，所可惜者，華佗為曹操所殺，其書付之一炬，至今刳割之法華人不傳，而西人航海東來，乃以醫術甚行於時。

這段文字可以代表“睜眼看世界”的傳統醫者面對西方近現代醫學成就時的初期心態，較之現代醫學史著作在感受方面更加樸素自然。其要有三：一則辯外科手術在中國古已有之，二則嘆華佗其術不傳，三則感慨西人醫術之時行。然華佗神術既然在世時已為人所稱道，何故不得流傳？華佗之後，中國雖復有解剖人體之舉，又何故使其不能轉化為醫學革命，如同安德烈·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之於蓋侖（Claudius Galen）醫學體系一般？換言之，華佗外科術的境遇，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

展開論述之前，筆者要強調——本文所探討的主題是以華佗外科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醫學外科手術的歷史境遇，並非華佗本人醫術的全部，因此所謂“被懷疑”也僅僅指他的外科術本身而言，華佗本身的歷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

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云：“夫華佗之為歷史上真實人物,自不容不信。然斷腸剖腹,數日即差,揆以學術進化之史跡,當時恐難臻此。” 陳先生的這一看法應是產生於閱讀古籍時所感受到的華佗時代腹腔外科術之罕見，故有“揆以學術進化之史跡”云云。但是近年來考古活動證明——華佗的外科術並非孤例，以學術進化史而言，似有一條若隱若現的外科手術發展軌跡。據韓康信等介紹，在國內考古中已經發現開顱術案例三十多起，其中可以確信帶有病理治療色彩的約有十一起，時間多為距今2000~4000年前， 而2001年在山東廣饒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遺址392號墓發現的一個顱骨則將我國開顱手術歷史上推到5000年前，該顱骨右側頂骨有31×25mm橢圓形缺損，“根據體質人類學和醫學X光片、CT檢查結果，392號墓墓主顱骨的近圓形缺損系開顱手術所致。此缺損邊緣的斷面呈光滑均勻的圓弧狀，應是手術後墓主長期存活、骨組織修復的結果。這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開顱手術成功的實例。”這種手術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排出某種原因導致的顱內壓。就全球範圍而言，開顱手術的歷史有可能上溯到舊石器時期。

在特定情況下，人體其它部位的手術案例亦有發現，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鄯善縣蘇貝希村發掘距今約2500年的古代墓葬時發現一具男性乾屍，腹部有刀口，以粗毛線縫合，很有可能是腹腔手術，但是顯然沒有能挽救其生命。林梅村先生認為這表明“華佗之前中國西部地區的古代醫師已經開始實施外科手術”，並以此為“華佗外科術西域外來說”之例證，但是既然比剖腹手術還要複雜的古代開顱手術案例在內地屢有發現，我們就沒有理由認定腹腔外科手術必然要由西部傳入。新疆能發現腹腔外科手術實例可能是因為該地區特有的乾燥氣候保留了更多的古代乾屍，從而擁有了更大的發現概率，內地環境只適於骨骼之保存而不利於軟組織保存，因此內地留下的開顱術證據較多，而腹腔手術實例的發現則尚待時日。

綜合以上使人相信，《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記載的上古醫人“割皮解肌”的手術技藝是有一定根據的，傳曰：

中庶子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此段記載不無誇大，但是其程序卻頗有章法（可能是幾種手術的一個概括性綜述），即剖開皮膚肌肉（割皮解肌）——血管結紮和韌帶處理（訣脈結筋）——拉開胸腹膜和大網膜（揲荒爪幕）——病變部位處理（搦髓腦，湔浣腸胃，漱滌五藏），與現代手術基本程序大致吻合，應該說沒有一定的手術經驗是無法做出如此陳述的。另外，馬王堆出土西漢《五十二病方》中有疝修補手術和痔瘡切除術的記載。當然，此時的外科手術並非建立在準確的人體解剖學知識基礎之上，很可能還混雜有巫術成分，至於術後感染問題則只能聽天由命，因此成功率估計很低，可謂是原始性的、經驗性的，帶有嘗試的意味。無獨有偶，古代世界其它地區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即在尚不具備準確的人體解剖知識的情況下進行各種外科手術，今人總是習慣以自己的思維模式來揣摩古人，以為在醫學尚不發達的時代古人應該是不敢動刀剖開人體的，但是，古人有自己的思維模式，有自己的人體觀，他們並不見得認為自己不了解人體。他們的手術並不一定找到了病變位置，並不一定真的起到了作用，問題的關鍵在於這種手術在他們的文化觀之下被認為是正確的、必需的。古人對待其它自然界問題也有類似的做法，例如水旱、地震、日食，古人都有自己的應對方式，而這些行為並不建立在對這些自然現象的科學解釋基礎之上。可以說，原始手術是原始醫學“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體現。當然，其實際效果應該是很有限的。

有關華佗外科手術的記載主要有以下幾條：

《三國志》卷二九《華佗傳》：

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同卷載《華佗別傳》：

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沈約《宋書》：

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陀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內之以藥。

此事或可疑。一般認為華佗卒於建安十三年（208），是年景皇帝司馬師誕生，但月份未詳，華佗死前有請假回家、系獄等波瀾，二者是否有機會謀面不可知。有的學者推斷華佗卒於建安八年（203）或九年（204） ，果如是則絕無可能為司馬師治病，此一疑；為景皇帝治病乃醫人顯跡，《三國志》、《後漢書》之《華佗傳》及二書所保存之《華佗別傳》均無載，相反為縣吏、軍吏治病之事卻有載，此又一疑；《晉書》卷二《世宗景帝紀》：“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 僅雲“醫”，而未雲華佗，此三疑也。但無論如何司馬師幼年接受過眼部手術是確實的，施行手術者很可能並非華佗本人，而沈約將此歸功於華佗，所據應為當時之傳聞，此為當時華佗外科術聲名顯赫之例證。

有學者認為陳壽所依據的史料極有可能出自《華佗別傳》，而此傳作者與華佗是同時代人，果如是則證明傳世文獻中有關華佗外科術的種種傳聞在華佗在世時已經出現。當然，僅根據以上文字來研究華佗手術的技術細節恐怕是很難做到的，因為真實情況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極可能已遭到有意無意的變形和誇大，醫學史上這種現象是很普遍的，“對於某醫有信仰心者、有好感者，則其批評之言，往往有溢實過量之譽；有不信任心者、有惡感者，則必有溢實過量之毀。” 史籍中華佗的神奇大約也包含有“溢實過量之譽”，但我們卻不能因為部分細節的失實就否定華佗外科術的存在。

筆者相信華佗外科術存在的另一依據是史籍中華佗外科術的基本要素與現代外科術基本要素的契合。基於實證基礎的人體解剖和麻醉術的運用是現代大型外科手術的兩塊基石，而這兩個要素在華佗時代似乎都能找到存在的證據，《靈樞》卷三《經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這是漢語中“解剖”一詞的首先出現。《漢書》卷九九《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雲可以治病。” 可能稍晚於華佗時代成書的《八十一難經》中也記有大量關於人體各個內臟器官的度量數據，當然，這些解剖活動所帶來的人體結構知識可能並不準確，但是卻能促使我們產生聯想——華佗對於人體結構的認識很可能淵源有自，並非空穴來風。如果說這些解剖行為構成了那個時期的醫學文化觀的話，那麼它們可能就是華佗敢於操行腹腔外科術的要素之一。當然，這種“解剖”很可能是粗淺的，它所帶來的療效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現存史籍中的華佗外科手術案例實際上只有兩條（本傳正文中只有一條），外科手術在其醫術生涯里大約並不占據主要地位。至於現代外科手術的另一大要素麻醉術，毫無疑問，華佗的麻沸散恰恰與之契合（麻沸散的運用大概也是華佗比他之前的那些外科手術實施者更成功的原因），麻醉的目的（施行手術）、全身麻醉的狀態（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麻醉的效應（不痛，人亦不自寤），與現代麻醉術如此吻合，很難想象這一切都是某個毫無手術經驗的人向壁虛構出來的。

曾經存在的原始手術、華佗外科術兩大要素與現代外科術的暗相契合——以上因素每一個單獨拿出來也許都不足以證明華佗外科術的存在，但是它們合在一起的說服力恐怕還是有說服力的。

三

筆者懷疑華佗健在的時候腹腔外科手術已然是醫家另類。約定型於漢代的《黃帝內經》及成書於六朝的《八十一難經》記載了當時對人體結構的認識，歷來被奉為醫界寶典，但均未顯言華佗這種“刳破腹背，抽割積聚”的腹腔外科手術。華佗在外科手術方面取得的成就隨着其身亡而失傳，《千金翼方·序》云：“元化（華佗字）刳腸而湔胃，……晉宋方技，既其無繼，齊梁醫術，曾何足雲。”《後漢書》、《三國志》記載華佗身邊有廣陵人吳普和彭城人樊阿二位弟子，華佗給吳普傳授了五禽戲，給樊阿傳授了針法和服食，據《隋書》卷三四《經籍志》記載，傳世的吳普作品有《本草》六卷和《華佗方》十卷，均為本草類著作，可見吳普還擅長藥物。但是沒有明文記載吳普和樊阿繼承了華佗的外科術。《三國志》卷二九《華佗傳》：“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 華佗臨死所要託付的應是生前未曾傳授於人的醫術，很可能就包括了外科術及麻沸散配方，惜其未成。華佗之所以對其弟子有所保留，估計還是受了當時醫界技術保密風氣的影響，所謂“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妄傳也”，此為傳統醫界之痼疾，華佗可能也未能免俗。不過話說回來，假如當時社會上外科手術療法是普遍現象的話，華佗一人之死，也不至於使腹腔外科術和麻沸散就此失傳。因此華佗當時傳奇般的名氣及其死後技藝的失傳，很可能反襯出當時腹腔外科手術的罕見。在他那個時代或者更早，腹腔大型外科手術就已經從中國醫學的主要治療手段中被排除了，《靈樞》卷七《病傳》有云：“黃帝曰：余受九針於夫子，而私覽於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爇、飲藥之一者。”這裡提到了幾種當時流行的治療手段，無外是湯藥、針灸、按摩、導引之類，《素問》卷四《移精變氣論》：“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針石治其外。” 案“毒藥”乃當時對藥物的稱呼，這裡提到的治療手段是藥物和針砭，均未把外科手術列入其中，所以說華佗生前就已經是一個“另類”了。《千金翼方》卷二九《禁經上》：“故有湯藥焉，有針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導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術也。”案“救急”即“治療”之意，觀文意可知隋唐時代治療手段是湯藥、針灸、導引、咒禁，與《內經》時代無大異。此後直至明清，中國醫學的主要治療手段也不外乎如此。就現有史料來看，至少自南朝開始，醫界就開始將華佗外科術排除在“正道”之外，陶弘景云：

春秋以前及和緩之書蔑聞，道經略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備藥性，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耳。至於刳腸剖臆，刮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

陶弘景距離華佗時代不算久遠，且身為名醫，但卻將華佗“刳腸剖臆刮骨續筋之法”斷言為“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言下之意似暗指屬於巫覡行徑），以今之觀點看來，“刳腸剖臆”非醫家事復誰家事耶？但是當時醫療技術已經基本局限於湯藥針灸，故陶弘景將外科手術摒於醫門之外自有其時代根基。無獨有偶，唐代孫思邈對於胸腹腔外科手術也採取消極保守態度，而北宋校正醫書局校正《備急千金要方》序言對此則加以讚揚：

合方論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驗，四種兼包，厚德過於千金，遺法傳於百代，使二聖二賢之美不墜於地，而世之人得以階近而至遠、上識於三皇之奧者，孫真人善述之功也。然以俗尚險怪，我道純正，不述刳腹易心之異；世務徑省，我書浩博，不可道聽塗說而知。

“我道純正，不述刳腹易心之異”，“我道”者，醫道也，“不述刳腹易心之異”竟成為醫道純正之體現，“易心”乃指《列子·湯問篇》所記扁鵲為二人易心的故事，確實不可信，而“刳腹”當包含華佗故事，竟也被歸為異類，可見華佗那種腹腔外科手術已被以北宋校正醫書局館臣為代表的主流醫家目為奇說異聞，此思想與陶弘景如出一轍。可以說華佗身後的中國古代醫界已經基本上沒有了胸腹腔外科手術的傳統，湯藥針灸占據了主流地位。應該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歷史的進步，在人體解剖知識極不完善、感染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胸腹腔外科手術一定有着巨大的風險和較高的死亡率，前引華佗本傳為某士大夫剖腹治病之事證明，華佗本人對外科手術也採取極其謹慎的態度，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施用。所以外科手術被逐漸放棄是可以理解的，湯藥針灸等危險係數較低的療法逐漸成為主流也是順理成章的。發展及後，人們甚至對華佗事跡真實性也產生懷疑，這種懷疑主要表現有二：一為不信，一為神化。

《宋史》卷四六二《方技·龐安時傳》：“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龐安時是名列正史傳記的名醫，但看起來他從未涉及腹腔外科手術，也不相信這種手術是人力所能為。亦有人從醫理角度否定華佗事跡的真實性，宋葉夢得《玉澗雜書》：

華陀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髮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云云，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陀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毀者複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以破裂斷壞，則氣何由含？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陀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復施矣。

葉氏認為人體不可“破裂斷壞”，否則“氣”（應指中醫所謂“真氣”）無所含，則“形”亦不復存在，《靈樞》卷二《壽夭剛柔》：“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 葉氏概以此為據（此可視為今世民眾“動手術傷元氣”觀念之濫觴）。明末清初名醫喻昌同樣不相信華佗事跡，他認為這是撰史者的虛妄，氏著《醫門法律》卷二：“華元化傳寖涉妖妄，醫脈之斷，實儒者先斷之也。”正因為超出了人們的認知能力，所以華佗故事的真假成為縈繞古人心裡的巨大疑問。有人曾以奇特的方式加以“驗證”，明代葉權《賢博編》：“雞瘟相次死。或教以割開食囊，探去宿物，洗淨，縫囊納皮內，復縫皮，塗以油，十餘雞皆如法治之，悉活。莊家所宜知，且華佗之術不誣也。”葉權在給雞動手術的過程中悟到“華佗之術不誣”，不過這種驗證方式對當時人來說恐怕是缺乏說服力的。

在質疑之外，後世對待華佗外科手術還有“神化”的一面。有的人將華佗之術看作是異怪傳說，例如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篇》：“夫耳目之外，無有怪者。余以為不然也，水至寒而有溫泉之熱，火至熱而有蕭丘之寒。重者應沉而有浮石之山，輕者當浮而有沉羽之水。淳于能剖臚以理腦，元化能刳腹以浣胃。”明宋濓《贈醫師賈某序》：“淳于意、華佗之熊經鴟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刳腹背、湔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亦有將華佗技能看作是天賦異稟者，元末明初呂復云：“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明孫一奎《醫旨緒餘》卷上：“世傳華佗神目，置人裸形於日中，洞見其臟腑，是以象圖，俾後人准之，為論治規範。”華佗何以能“刳腸剖臆”？因為華佗“造詣自當有神”或有“神目”——這就是二文對於華佗的“能”與後世的“不能”之原因的解釋。應該說對華佗外科手術的“神化”過程本身是一個“去人化”的過程，即將曾經實際存在的腹腔外科手術看作是非人力所能致，將華佗這個實際存在的人物塗抹上神異色彩，究其根本，這是對腹腔外科手術的另一種懷疑。宋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肺胃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 宋樓鑰《跋〈華氏中藏經〉》：“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於獄。使之尚存，若刳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所能道也。”明末清初名醫程衍道：“若夫刳腸湔胃，無論其方不傳，即令華元化方傳至今，而亦難乎效其為方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非紙上語所能道也”、“難乎效其為方也”，古人與華佗外科術的距離感在這些話語中表露無遺。

綜合以上可以看到，華佗外科手術的真實性在他身後受到了很大的質疑，這種懷疑的根源就在於人們對腹腔外科手術的陌生。從這個角度來說，儘管華佗是公認的名醫，但是其醫技之精華卻隨着時間逐漸消逝，這並非偶然現象和個人悲劇，而是因為中國傳統醫學沒有給他的外科術提供生存的土壤。

四

華佗外科手術的失傳，標誌着中國傳統醫學領域內腹腔外科手術的斷絕。前文說過，原始的顱腦和腹腔外科手術成功率可能很低，風險很大，被逐漸淘汰是合乎情理的，也是歷史進步的體現。僅存的一些外科手術基本局限於體表型或搶救型。現將華佗時代直至隋唐具有代表性的外科手術史料列表如下：

表一：中古時期外科手術代表性史料

上表證明，中古時期的外科術主要是體表型手術或者創面開放的搶救型手術，醫人不會主動切開腹腔進行內臟手術。宋以後的相關史料更多，涉及骨折及脫臼、鼻息肉摘除、穿刺引流、導尿術、咽喉異物剔除、針撥白內障、痔瘡切除等等，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舉，和前面列舉的手術案例一樣，這些手術絕大多數屬於體表小手術，“（這一階段）我國外科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即強調整體的理論觀念日漸發展，而外科手術的發展除小手術外，已接近停頓。”這些技藝往往是醫家經驗積累產物或者經由世家秘傳，仍然帶有個案性質，未能做到蔚然成風。操行外科手術的人可能絕大多數是民間草澤醫，恃一技以糊口，被主流醫家目為“庸俗”之人—— “況能療癰疽、持割補、理折傷、攻牙療痔，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宋金元以後中國的外科治療越來越強調整體治療、辨證論治、“外病內治”，外科手術被湯藥針灸主流療法取代的趨勢越發明顯，宋代陳自明已經開始強調“內外合治”，尤重脾胃。至元代齊德之《外科精義》以“內消”、“托里”兩法，結合針砭灸療等法攻療外科，極力主張“外科內治”，齊氏云：“獨瘡科之流，多有不診其脈候，專攻治外，或有證候疑難，別召方脈診察，於瘡科之輩，甘當淺陋之名，噫其小哉如是！原夫瘡腫之生，皆由陰陽不和、血氣凝滯，若不診候，何以知陰陽勇怯、血氣聚散耶？由是觀之，則須信療瘡腫於診候之道不可闕也。”明代汪機云：“然外科必本於內，知乎內以求乎外，……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治外遺內，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其實在宋以前，一些較為簡單的體表型手術已經開始逐漸被藥物或針灸療法所替代，及至宋元明清，這一趨勢更為明顯，我們在上古、中古史料中看到的一些手術技法逐漸失傳，即此理也。中國古代的外科手術可謂命運多舛。

實際上，“外科”這個詞在古代的含義與現代漢語之“外科”有較大區別。《周禮·天官》中把外科稱為“瘍醫”，無論是《漢書·藝文志》還是《隋書·經籍志》、兩唐書《經籍志》、《藝文志》均未記載以“外科”為名的醫書。自宋代開始使用“外科”字眼。伍起予《外科新書》始肇其端，專以“外科”為名。古代“外科”一詞大概有二指向，一指“針灸”，如南宋王執中《針灸資生經》卷二《針灸須藥》條：“世所謂醫者，則但知有藥而已，針灸則未嘗過而問焉，人或詰之，則曰是外科也。”一指攻療體表“癰疽瘡瘍”之術，明代汪機《外科理例·前序》：“外科者，以其癰疽瘡瘍皆見於外，故以外科名之。”明代薛己為《外科精要》所作序言云：“外科蓋指瘡瘍門言也。上古無外科專名，實昉於季世，後人遂分內外為二科。”觀歷史上有名的外科專書（如《衛濟寶書》、《外科精要》、《外科精義》、《外科正宗》、《外科理例》、《外科證治全生集》）無不是以癰疽瘡瘍為主題，基本不涉及內臟器官手術。廖育群指出：“近代西方醫學的‘外科’（surgery），是以手術、器械治療損傷、畸形和其他病變的技藝，但其核心是手術；主要處理急性損傷和一些非手術治療不可的慢性病。而中醫外科基本上沒有以手術治療內臟疾患等慢性病的內容，……在矯形（如唇缺修補）、損傷、痔漏、化膿性感染等方面雖然也使用手術療法，但更注重藥物療法。由此構成了中西外科醫學的主要區別。因此，如果將所謂的中醫外科譯為surgery，是不能正確表述其內涵的。對此有較多了解的外國學者，往往使用external組詞以表明中醫外科的本質。”可以想見，將近代西方醫學的surgery附會為中國古代的“外科”，實際上是由於漢語語境中缺乏與surgery相對應詞彙的結果，只好以概念勉強接近的“外科”代替之，究其根本，這是中國傳統醫學對華佗的“遺忘”在語言上的體現。

可以這樣說——華佗之後中國醫界的外科手術在性質上已經與華佗術存在區別，日趨保守，呈現出簡單化、體表化的特點，是針灸湯藥之外的輔助療法，有時會在某方面呈現出高超的技藝，但始終是星星之火，未能形成燎原之勢。

五

與中國相類似，在西方歷史上，以蓋侖學說為代表的形而上學醫學體系也存在了上千年，在教會的支持之下，也曾擁有不可質疑的權威性，同時，屍體解剖也為當時宗教和法律所不允許，以至於一些想觀察屍體結構的人不得不與盜墓賊同流合污。社會上流行的外科手術也以小手術為主。但是，伴隨着文藝復興的大潮，安德烈·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年）向傳統醫學發起挑戰，在解剖觀察人體的基礎上推出《人體的構造》，從而拉開了醫學革命的序幕，他身後不久蓋侖學說逐漸崩塌，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近代醫學逐步登上歷史舞台，對於人體結構、醫療技術、藥物的認識較之以往都有質的改變，人常說現代醫學是“最年輕的學科之一”，道理即在於此。

維薩里的時代相當於我國明朝中葉，同樣都是無經驗積累可言，同樣都沒有先進的觀察技術，維薩里的懷疑精神卻如手術刀一般破開了蓋侖體系對醫學發展的束縛，而萬里之外的中國，一切依舊平靜。至於外科手術存在的兩塊基石麻醉術和人體解剖知識，前者失傳，後者則受到證聖法古思想局限，錯訛迭出且缺乏進展，使得大型外科手術繼續沉寂。

兩塊基石之一的麻沸散早在華佗死後就失傳了，後世出現過多種麻藥，但是從下表中可以看出來它們絕大多數都另有用途：

表二：麻沸散之後的麻醉藥

這些麻藥並非服務於胸腹腔手術，而且目前無從證明它們與麻沸散之間的關係。其麻醉效果是否足堪胸腹腔外科手術之需也值得懷疑。

至於人體解剖問題，如前所述，中國古代對人體的認識有一些解剖觀察作為基礎，但是受制於技術水平的限制和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錯訛迭出，在傳統醫學理論基本定型的漢代，思想和學術正在由戰國時期的百花齊放走向僵化和“統一”，國人思維模式也在那時逐步定型，“證聖法古”思想左右着人們的頭腦，《尚書·說命》：“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歷史大環境如此，醫界自然無法獨善其身，唐代名醫甄權云：“且事不師古，遠涉必泥。”在《內經》的光環之下，對於人體結構的探索陷於停滯，醫家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付之闕如，對人體的實際探索往往先入為主，幾次可以修正模糊認識的機會被輕易錯過，二千年來對人體結構的認識始終未能完全超越《內經》時代。前揭王莽時期解剖王孫慶案例的一個細節值得關注——“（解剖者）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雲可以治病。”案經絡之有無在今日尚且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而王莽的太醫們竟然能夠“以竹筳導其脈”，李建民指出這是將血管當作脈絡了，由此可見太醫們的頭腦早已被經脈學說占據，絲毫沒有批判懷疑的打算。李建民指出：“在經脈體系大抵成型的年代，王莽刳剝人體的結果，只是證成醫典已知的知識，尊經述古，並不一定發現了新事物。”觀王莽人體解剖活動之後，中國醫學界並未引發什麼大的變化，顏師古注這段文字時還是大段引用《內經》，可以說這次人體解剖除了證聖之外別無收穫。

宋代有兩次人體解剖活動在醫學史上較為有名，《賓退錄》卷四：

慶曆間廣西戮歐希范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為圖以傳於世。

然而遺憾的是，這次解剖顯然也對匡正誤識無所助益，比如他們觀察咽喉的結果是認定人的咽喉有三竅，分別是水、食、氣的入口，如果說對心臟、大腦、血管的詳盡觀察為當時技術條件所不允許的話，那麼對於咽喉的觀察竟能得出如此結果，只能說觀察過於粗略。沈括就此批評曰：“又言人有水喉、食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范真五臟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

數十年後，又有一次人體解剖活動，較之前人觀察更為仔細，其成果繪成圖畫傳世，《文獻通考》卷二二二“存真圖”條：

崇寧間泗州刑賊於市，郡守李夷行遣醫並畫工往，親決膜摘膏肓曲折圖之，盡得纖悉，介校以古書，無少異者，比《歐希范五臟圖》過之遠矣，實有益醫家也。

《存真圖》影響較大，“明清諸多臟腑圖與內景圖均以《存真圖》為藍本，或原圖引用，或衍化成新圖，影響長達七百餘年。” 《存真圖》對於內臟的觀察較為仔細，許多描述比前人更加精細（請參看前揭靳士英論文），但就整體而言它也只是在補充古人空白，對於《內經》等經典並未作出什麼大的突破，例如對部分血管的描述仍然使用“細脈”、“細絡”等字眼，對於生殖系統的描述也基本照搬古人說法。當然，要求這一二次解剖就能使宋人掌握血液循環和內臟主要器官功能知識未免過於苛刻，不過問題在於，主持解剖者的頭腦里事先就不存在以實證推翻古人成見的意識。既然照搬以血管為經絡的成說，那麼可以想見，他們必然以已有的經絡學說覆蓋眼前，從而使對血管的觀察流於表面。請注意，作者在繪圖之後還有“校以古書，無少異者”的舉動，可見他還是無法擺脫證聖法古的思想束縛。

面對“不準確，非實證”的責難，現代中醫常常強調自己是不同於西醫的獨立體系（例如藏象學說的創立和發揚），強調傳統醫籍中有關人體結構的記載注重的是“功能”和相互關係的闡述。現代醫學史研究者則喜歡以中西方解剖學比較為視角強調文化的差異，但就本文所探討的主題而言，人體就是人體，外科手術所依據的必須是實證基礎上的人體結構知識和數據，中國傳統醫學在這方面的理論不能保障大型外科手術的生存，這一點已經被華佗外科術的境遇所證實。

六

不獨是醫學問題，與漸進性的中國歷史相比較，西方的歷史常有階段性的突變，由古希臘文明到基督教文明，由中世紀到文藝復興，西方文化往往會對“過去”進行大幅度的修正甚至顛覆，就醫學而言，古羅馬時期對蓋侖醫學理論的接受和近代對蓋侖的否定其實都有着同樣的文化基壤，既對過去的“揚棄”。而中國的文化基壤中缺少這樣的成份，秦漢以來證聖法古的思想束縛住了人們的頭腦，變革只能是漸進的、緩慢的，要做到與“過去”的決裂更是不易，這就是國人思維模式特徵之一。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即便出現對《內經》《難經》的懷疑也會被裹挾在思維定勢的大潮中迅速湮滅。所以中國傳統醫學始終不能以實證主義的態度面對人體。而且醫學理論的發展趨勢也越來越不利於大型胸腹腔外科手術的生存，可以說胸腹腔手術缺位勢在必然。從這個角度來說，中西方的外科手術並非一條跑道上孰先孰後的問題，而是壓根就在兩塊不同的場地上各自奔跑。

華佗當年的腹腔外科手術，一定是在掌握了一定的人體結構知識基礎上取得的成果，但這可能是他個人經驗的積累，隨着他的死亡，技藝立即湮滅。不僅僅是醫界，這是中國古代技術階層的普遍現象——許多技藝的突破性發展依靠個人經驗積累，傳授依靠血緣、師徒等身份關係，一有變故則往往人亡技亡，華佗的外科術也就因此不能轉化為公共技術。正如本文開篇所說，華佗外科術僅僅是中國傳統醫學歷史上的一個“點”，並未形成“線”，遑論成“面”，那麼這一技術在中國傳統醫學歷史上也只能被視為一條不大的枝蔓。在華佗身後的近二千年裡，他的技藝逐漸被懷疑，這實際上是中國傳統醫學界“遺忘”胸腹腔外科手術的結果。

西學東漸大潮之下，這個局面發生了微妙變化。明代至鴉片戰爭之前，西方醫學已通過傳教士等渠道滲入中國，但是國人對其並不十分了解，而且許多傳教士帶來的並非近代醫學，而是中世紀醫學。及至鴉片戰爭前後，近代化的西醫大舉進入中國，“西人東漸，餘波撼盪，侵及醫林，此又神農以後四千年以來未有之奇變也。”觀此階段內清人有關西醫的許多文章可知西醫給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有外科手術、化學藥物、牛痘、金雞納霜、醫事制度、衛生觀念等等。不少民眾對其始則畏疑，繼之以嘗試，最終產生信賴乃至崇尚，而中醫則面臨着重新“解釋自己”的局面（尤其面對着國人近代以來對“科學”宗教般的崇拜熱情，中醫必須對自己與“科學”不一致的地方做出“科學”的解釋），不過也有意外收穫，外科手術使得中醫獲得了重新“發現自己”的機會——原本對華佗外科術的懷疑已然泥定，但是在目睹西醫精湛外科手術技藝之後，國人恍然大悟，原來華佗之術確實有存在的可能！《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九《中西醫理優劣論》：

後漢華陀傳雲疾發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先令服麻沸散，剖腹背，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積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即愈。亦與扁鵲換心事相似。人皆以神醫目之，乃不謂西醫入中國，竟有飲病人以麻藥而割視臟腑，去瘤取蟲等事，是幾與古之扁鵲華陀無異矣！

“發現”之餘，立即有“西學中源論”者指稱華佗實為西醫外科術之鼻祖。明末清初西學入華之初，中國知識分子中已開始出現“西學中源論”，其初衷本在於“縮小中西學術的隔閡，引進西方科學”，其所涵蓋的範圍也僅限於天文曆法等。但是隨着清後期西方文化的侵迫，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強烈反彈，開始以新式“西學中源”論收復民族自信，其所涵蓋的範圍幾乎擴大到自然科學各個門類，重點在於強調中國自古所重乃是“人道”之本，雖不重視格致奇巧之末技，但是西方各門學科早已為我古人所發明，惟不屑而已。此論雖牽強而從事眾。俞樾為王仁俊《格致古微》作序云：“自堯舜三代以來，吾人皆奉聖人之教以為教，專致力於人道，而於物或不屑措意焉。是以禮樂文章高出乎萬國之上，而技巧則稍遜矣。彼西人之學，務在窮盡物理，而人道往往缺而不修。……苟取吾儒書而熟復之，則所謂光學、化學、重學、力學，固以無所不該矣。”民國時期此種言論的代表性人物北京大學教授陳漢章云：“我明知我編的講義，講外國現代科學，在二千年前我國都已有了，是牽強附會，但為什麼要這樣編寫呢？揚大漢之天聲，說對了一半。鴉片戰爭以後，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養成一股崇拜外國的風氣，牢不可破。中國人見洋人奴顏婢膝，實在可恥。忘記我國是文明古國，比洋人強得多。即如校長胡仁源，也是崇拜洋人的。我要打破這個風氣，所以編了那樣的講義，聊當針砭。”可以看出來，西學中源論目的在於重塑民族自信，所據縱然薄弱亦勉力為之。

清代翻譯家王韜述及自己參與翻譯的《格致新學提綱》（1853）時說：“格致之學，中國肇端乎《大學》，特有其目，亡其篇。……蓋（西人）格致一門，所包者廣，如算學、化學、重學、電學、氣學、聲學、地學、礦學、醫學、機器、動植，無乎不具；皆由古人所特創，後乃漸造其微。觀此書可以略窺一斑矣。”這裡的論述已經涉及醫學，可以想見，與西醫外科術神似的華佗外科術必然會被“西學中源論”所涉及，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二云：

如此之類（指華佗等人的外科術），不勝枚舉，實為西醫剖割之祖。

（西醫）其外治諸方儼扁鵲、華佗之遺意。有中國失傳而逸於西域者，有日久考驗彌近彌精者。

再例如王仁俊《格致古微》：

（華佗之術）此亦西醫所本也，《（華佗）傳》及注引《別傳》所載醫案甚多，西人有竊其成說者，有變通其法者。

許克勤《中西醫理孰長論》：

至今刳割之法華人不傳，而西人航海東來，工製造，精化學，乃兼挾其醫術鳴。如產難幾死剖婦以出其兒，小便石淋刳小腸而去其石，以及割瘤去贅、截足易木之類，彰彰在人耳目焉，蓋皆中國之古法，西醫頗能用之者也。

再如前揭清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九《格物部·中西醫學異同考》：

乃知今日西醫所長，中國自古有之。……至今刳割之法華人不傳，而西人航海東來，乃以醫術甚行於時。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大約就是華佗“外科鼻祖”稱號的由來。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醫學史專門著作（如陳邦賢《中國醫學史》、謝觀應《中國醫學源流論》等）並沒有加入這種合唱，反倒是熱衷於中西比較及保存國本者操持此說，可以說這並非是一個嚴肅的學術話題，更像是一種“宣傳”，正是在這種思潮作用下，華佗逐漸聲名再起，影響至於今日。最近這幾十年來加在華佗身上的讚譽比以前一千多年的加起來還要多，不僅是一般性出版物，就連很多教材和專業論文也都給他冠以“外科鼻祖”的稱號，我們看到，歷史上華佗外科術經歷了被推崇——被懷疑、被“遺忘”——再度被推崇的馬鞍型歷程，而後面這個高峰實際上是面對西方醫學外科手術成就時國人在華佗身上重新認識自己、重新建立自信的結果。相較而言，筆者認為那個馬鞍型歷程的中間部位不應該被遺忘，而且更值得深思，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的塌陷？華佗術聲名的塌陷與隆盛，究竟哪個才反映了傳統醫學歷史的真貌？

從本文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來，假如沒有弘揚傳統醫學的需求，就不會有近百年來對華佗外科術事跡的推崇，因為按照中國傳統醫學發展的脈絡自然發展的話，華佗外科術將繼續被視為神怪傳說，永遠塵封在故紙堆中。耐人尋味的是，國人近百年來對華佗的推崇，首先是因為西醫外科成就使其重新確認了華佗外科術的真實性，其次是因為華佗外科術諸要素與西醫暗相契合，這等於是完成了一次小規模的建立在西學話語權基礎上的民族自信重建。除了外科手術問題之外，類似現象在近百年來內史研究領域內是屢見不鮮的，總而言之，現代內史的研究無論是問題的提出，還是問題的研究仍然無法脫離西學話語權的影響。對於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者來說，借鑑這樣的研究模式並無不可，只是我們要做到“進退自如”，要明白借鑑來的成果中哪些已經接受過西學的“洗禮”，並在此基礎上明確“問題”的提出與解決之道。

我國5000年前就有開顱術

解密開顱術

巴牛

2008年3月11日，希臘考古學家宣布，他們發掘出一具距今約1800年的年輕女子的骸骨。女子頭骨上的傷痕再次證明，早在古羅馬時期，技術高超的醫生們已經可以實施複雜的腦部手術了。

這個頭骨是考古學家去年在希臘城市拜尼亞進行考古挖掘時發現的。英國遺產組織的人體骨骼專家西蒙·邁斯在研究後認為，這名女子大約25歲，死前頭部曾受過重擊，而頭骨上的小洞正是醫生為挽救她而實施的手術所致。根據邁斯的說法，手術“看起來最後並沒有成功，甚至可能在手術過程中她就死掉了，因為傷口面積很大，並且旁邊沒有癒合的痕跡。”

這次考古活動的參與者之一格萊科斯說：“古代拜尼亞有着悠久的醫學史，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就曾在著作中提及這種開顱手術。此次發掘出的這個頭骨，其上面精確的切割痕跡，再次印證了古羅馬時期一些文獻關於腦部手術的記載。”

其實，這並不是希臘第一次發現有開顱痕跡的古代頭骨。2003年，希臘考古學家就曾在一座公元2世紀的墓穴中發現一個男子頭骨，上面也有環鋸術手術痕跡。而且研究顯示，這名男子在手術後又存活了多年。同年，在愛琴海的琪奧斯島上，考古學家又發現一個公元前250年左右的穿孔頭骨。位於頭骨後部、直徑2厘米的孔已經癒合，說明這個人在手術後也至少活了五六年。

遍布世界的古代開顱術

而種種考古發現、實地考察以及一些文獻記載表明，自石器時代開始，這種古老的開顱手術就在世界各地出現，甚至至今仍存在於一些處於原始階段的社會之中。

1865年，一位考古學家在對法蘭西南部的一座石器時代陵墓進行考察時，發現一塊令人稱奇的人頭骨。頭顱上有一大塊骨頭被鋸下來，鋸孔的一邊好像被拋過光。這位考古學家覺得給這一部位拋光“顯然是為了讓它不磨嘴唇”；換句話說，這塊顱骨被當成了可怕的飲酒器皿。他的結論同19世紀人們的思維定式是十分吻合的。早期的學者們通常把我們的史前祖先視作未開化的野蠻人，只會用戰敗的顱骨當作酒具，狂飲某種劣質水酒，根本干不出什麼好事。

幾年之後，這塊頭骨落入法國人保羅·白洛嘉手中。白洛嘉是外科學、解剖學和人類學領域一位傑出的先驅者。經過反覆研究，白洛嘉證明，這塊“拋光”，其實是“切下骨骼之後再生的骨組織”，是頭部經過開顱手術後傷口癒合所致。他還提出：顱骨手術的施行從石器時代末期開始就沒有間斷過。

此後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許多進行過開顱痕跡的古人頭骨不斷地在世界各地被發現。而最早有證據證明的古代開顱手術也被提前到一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

2002年，英國考古學家在泰晤士河畔發現一個距今約4000年的男性頭骨。這名青銅器時代的男子被命名為“切爾西”，居住在叢林之中。切爾西的頭骨頂端有一個寬4.5厘米、長3厘米的洞，表明他曾做過開顱手術，也就是把頭骨的一部分從一個活生生的病人腦部切除。

專家研究發現，手術後切爾西的幻聽、頭疼以及腦部出血等症狀得到了控制和減輕，並繼續存活了很多年。迄今為止，英國共發現了約40個鑽洞的頭骨，其中最古老的一個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大約在5000年前。這些都證明，當時英格蘭的醫學已經有了較高的水平。

在美洲，秘魯的馬丘比丘和帕拉卡斯地區也出土了大量做過開顱手術的頭骨，證明幾千年前古代印加人的祖先就已經實施開顱手術了。馬丘比丘出土了一個成熟中年女性的頭骨，上面有五個穿孔，均為環切痕跡。雖然每個孔的時間都不相同，但旁邊都有癒合的痕跡。很顯然這位病人大約做了五次這樣的開顱手術，而且每次手術後似乎都痊癒了。

中國近幾十年來在山東大汶口，新疆吐魯番，青海民和、大通，河南安陽和黑龍江泰來等地也都發現了一些留有開顱手術印記的古代頭骨。以大汶口為例，2001年6月，著名人類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韓康信發現，大汶口392號墓的墓主顱骨的右側頂骨靠後部有一個圓洞，周圍有明顯刮削痕跡和骨組織修復的跡象。後來經過深入研究，證明該墓主人死前曾進行過顱骨手術，並且手術很成功，病人在術後有存活了至少兩年的時間。這項發現將中國的顱骨手術開始年代推到了5000多年以前的新時期時代。

除了考古發現，人類學家經過實地考察，發現直到上個世紀，歐洲的南斯拉夫農民、南太平洋和非洲東部的部落仍保留着這種原始的開顱手術。精神病學家愛德華.馬吉茨博士1958年曾調查過的一個病例。他把這個病例描述為“人們一直希望看到的最驚人的奇蹟”。

病例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出於顯而易見的理由而被稱為“戴帽摘帽”先生的紳士。此人年屆五十，曾在肯尼亞基西部落中擔任部落警察。他頭戴舊帽，並無非同尋常之處。待他摘下帽子，“人們會驚奇地發現他的整個頭頂全都沒了”，就像被咬去一半的熟雞蛋。X光照相顯示，他的顱骨上竟有一個大約70厘米見方的橢圓形孔洞！

“戴帽摘帽”先生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有一天，在調查案情時他走進一座小屋，頭部撞到門梁上。劇烈的頭痛持續了四五年。1945年，為了緩解頭痛，他在部落醫生那兒做了顱骨鑽孔手術。為了醫治揮之不去的頭痛，他後來又做了若干次手術——據他自己估計，在5-30次之間。其間成功地切除了顱骨的大半部分。最後，醫生為他配置了一頂塑性顱骨帽，以保護暴露在外的大腦。

而在我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也提及了開顱術。第七十八回，華佗為曹操治頭風，華佗說：“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沸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可惜曹操認為顱腦手術是不可能的，還以為“此人慾乘機害我”，急令追拷華佗，一代名醫就此被枉殺。

開顱為何？

眾所周知，開顱術是一種技術難度大、危險性高的外科手術，即使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要實施開顱手術也非輕而易舉之事，難道古人就會那樣無所畏懼或心甘情願地讓別人在自己的腦袋上打孔嗎？這恐怕不是一個願意不願意的問題了。今天的開顱術是為治病，古代人冒着巨大危險打開腦殼也是為了治病嗎？

其實，學者們對這個問題也是眾說紛紜。

一些人認為，這種手術是一種神秘的宗教儀式，或為驅邪、或為祈禱，或為供奉祭祀之用。在許多文化，尤其那些崇拜頭的文化中，在顱骨上開孔十分常見。人們相信頭是人體靈氣所居之地，因而取自頭骨中的圓盤狀骨頭可以驅除邪異。在戰爭過後，獲勝者會從俘虜或戰死的敵人頭骨上直接穿洞取骨，作為對本族神的祭祀之用，祭祀完後則帶在身上作為護身符。

也有人認為古代開顱術可能是巫師的一種治療法。古代開顱術起源於最早的巫醫結合時代，他們相信打開頭骨會將寄居在病人體內“邪惡的靈魂”或惡魔放出。患者如果出現精神疾病、癲癇症、失明等症狀，就可能會被巫師們認為是被妖魔鑽入腦中附體，因此實施開顱術將妖魔驅除，從而去掉邪惡的精神。這種方式逐漸成為古人治療精神類疾病的一種方法。某些時候病人病情會有所緩解，但這至多不過是一種心理暗示罷了。

而更多的學者認為，古代開顱術是一種被用作治療一些已被確認了的腦部疾病的方法。此類疾病包括顱骨骨折或受傷、嚴重的頭疼、骨髓炎、腦炎、由腦部腫瘤等引起的腦部壓力過高，等等。

從石器時代開始，戰爭就伴隨人類社會至今。因此就有人提出了古代開顱術的戰爭負傷理論。皮亞·本尼克和喬伊斯·法勒（兩人分別是哥本哈根大學和不列顛博物館的古病理學家）注意到，古人的大多數顱骨鑽孔手術都是在頭部的左側或正面做的。絕大多數人都用右手執器，在戰場面對面搏鬥時，受害者們往往是頭部左側遭到擊打。本尼克還注意到，接受鑽孔術的史前丹麥人多為男性，這一事實可以為戰爭負傷理論進一步提供佐證。

另外，患者有時也會因碰傷或其他原因而導致頭疼，比如顱骨本身長了溶骨性的腫瘤，或者顱內腫瘤向顱外發展，等等。此時醫生也會進行開顱手術，一方面對腫瘤進行切除，一方面減低顱內壓，以達到緩解疼痛的目的。當然了，古人可能沒有刻意減低顱內壓的意識，只是代代相傳的經驗讓他們在無意之中歪打正着。

事實上，對於這些疾病，顱骨鑽空技術是真正能發揮效力的，因此它在目前的神經手術中仍被使用。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曾記錄下用顱骨鑽孔治療疾病的詳細說明。這些以非常切合實際的術語寫成的著作頗有說服力地表明，這種實踐也被證明是一種嚴肅的醫學傳統的組成部分。

令人費解的先進醫術

在當時醫學落後的條件下，醫生們是如何對顱骨進行鑽孔的呢？即使患者們能夠忍受沒有麻醉的複雜鑽孔帶來的痛楚，可是在沒有消炎藥的情況下，手術的成功率又會不會讓人滿意呢？

其實，當你看過古代顱骨外科醫生們所使用的器械有多麼複雜和精良之後，你對醫生們是否抱有嚴肅態度的所有疑慮便會於頃刻之間煙消雲散。

在秘魯的帕拉卡斯大墳場，考古學家們曾找到一整套令人咋舌的外科手術用具：有各種尺寸的黑曜石手術刀具，有用抹香鯨牙齒做成的小勺，有縫合的針和線，還有繃帶和棉球等等。古代的醫生就是用這些簡陋的工具成功地為自己的同胞打開顱骨。除此之外，人們還找到幾具窟窿覆蓋金箔的顱骨，這些金箔的邊上還長出了新的骨組織，有一些窟窿覆蓋的是干南瓜皮。看來，幾千年前的古印加醫生們在做完顱骨手術後，又對那些沒有癒合小洞安裝了保護層。

在德意志的一座羅馬外科醫生墳墓中，考古學家們也發現了一整套用青銅製造的鑽孔手術器械。那件管狀鑽具上有一根可在手術最初階段為鑽據定位的拆裝式中心針頭、一根拉弓和一隻護手杯。古羅馬的醫生們就是使用這件鑽具把頭部的一塊環形骨片去掉的。

而就在去年，意大利考古學家在完成了對一座罕見的古代診所的考察後發現，1800年前的醫生已經掌握了食療、藥療和手術等一系列治療方法，有些醫學器具的設計還相當獨特，令現代人自嘆不如。人們共發現的醫療器械多達150多種，其中許多器械今天的外科醫生們並不陌生，包括解剖刀、刻度尺、藥臼、藥瓶等。還有一些則非常罕見，比如用來拔箭頭的鐵鑷子、拔牙的鉗子和用來開顱骨、取碎片的小鑿子。

據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們研究，古代開顱術的實施手法主要有四種，即漸進式刮骨、切割、環鋸和穿孔，而很多時候都是同時使用幾種方法。比如帕拉卡斯墳場出土的穿孔顱骨，其多半用的就是刮骨和切割兩種辦法。

在古代鑽孔術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實還是開顱術後病人的存活比例。在古代秘魯為214名印加人施行的顱骨鑽孔手術中，有55％的病人在術後完全康復，在做完手術後可以肯定存活了數年。只有28％的人沒有留下痊癒痕跡死去。另外，在為古代德意志人所做的一組鑽孔手術中，也只有23％的受術者沒有留下康復的痕跡。直至今日，人們還是無法徹底搞明白這些神奇的古代開顱術。

埃及小童木乃伊內發現五千年前人造心臟

現代人覺得隨着人類數千年的發展，醫學越發昌明，器官移植、各種疫苗、先進豪華的醫療設備，令人們覺得古代的醫學很落後。但在考古遺蹟中，卻發現了古埃及的人造心臟和心臟外科手術的證據;在中國古籍中，也有扁鵲換心手術的記載，不得不令現代人在表示不可思議的同時，去重新審視古代醫學的璀璨。

名中醫胡乃文表示，中國古時的醫學，無論理論和實際操作都很發達。中醫外科醫學，幾乎都是醫生們實踐的完整記錄。它有非常好的接骨和補傷技術，為了手術中不至於疼痛而中斷治療，早就具有使用麻藥的好方法，所使用的麻藥又很容易控制，只要讓被麻醉者喝甘草湯即可復甦，而甦醒後不會像現代外科手術使用的麻藥那樣難受。

同樣，在地球歷史上，不僅僅中國古代有發達的醫術，通過對其他文明古國的考古，也發現當時的文明古國也擁有非常發達的外科手術技術。

扁鵲換心手術三日康復

現代醫學上首例成功的原位心臟移植手術，於1967年12月在南非完成，人類對此引以為傲。

《列子.湯問》記載一個關於扁鵲為魯公扈、趙齊嬰兩位病人3天內調換心臟的故事。大意是，他們2人中，一人志弱氣強、一人氣弱志強，扁鵲給兩人使用“毒藥”麻醉，又給他們做了心臟互換手術，然後又用神藥催醒，在3天內全都恢復了。(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

這個記載，用到了麻藥、用到了外科的手術摘除、用到了縫合的手術。久遠之前的古代，並沒有近代醫學的血型、排斥、感染等理論架構，但卻很簡單的在幾天之內動完手術而且恢復健康。

埃及的心臟移植手術

1986年在埃及金字塔中，一支由日本、埃及聯合組成的考古隊伍從一具男童木乃伊的左胸中發現一顆人造心臟。5,000年之前，古埃及人就已經能夠用精密外科手術，將人造心臟安進人的胸腔。

另外，德國、比利時、埃及的考古學家在埃及挖掘了15個月後，也驚異地發現了一具木乃伊的胸腔內有一個人造心臟，這和那具男童木乃伊所安裝的人造心臟，一模一樣。

根據研究，這具木乃伊女屍約三十～四十歲，因為患了晚期心臟病，才被施行了人造心臟的移植手術。這顆人造心臟和成人拳頭一般大，是用塑膠和一種不知名的合金製成的，和現在被廣泛採用的人造心臟相似，手術可能持續了數星期之久。科學家們表示：“即使是在科學如此昌盛的今天，做這種手術也不太流行，我們感到很意外。”

華佗的麻醉術

西方醫學在19世紀才開始作麻醉手術。但在公元2世紀，名醫華佗就已經創製“麻沸散”實施麻醉手術。據《後漢書.華陀傳》記載，如果發現胸腹里的病症，針灸藥物很難醫治，華佗就採用手術治療。他先給病人用酒調服麻沸散，待病人如同醉酒失去知覺時，就運用手術，切除腹腔腫塊和腸胃內病變。這是世界醫學史上驚人之舉。

自此，運用麻醉藥進行外科手術開始在中國流傳，公元4世紀，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的醫生進行兔唇修補術，隋代巢元方和元代危亦林的斷腸吻合術，明代王肯堂和陳實功等進行的落耳再植、斷喉吻合術和截肢術等，是至今仍令國內外醫學家折服的麻醉手術範例。

古人對腫瘤早已認識

時至今日，人們依然談癌色變，人類無法找出對付癌症的醫療辦法，而中國古代早已開始認識腫瘤，並用外科手術治療腫瘤。

2000多年前，《黃帝內經》書中提到的“腸覃”、“石瘕”、“積聚”，都是指腫瘤，而且對腫瘤的病因、症狀和治療，也有較為詳實記述。

宋代的《衛濟寶書》最早提出“癌”的病名。稍後的《仁齋直指附遺方論》對“癌”的特徵進行簡述，認為癌是“上高下深，岩穴之狀，顆顆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里”。明代如竇漢卿曾用金屬烙鐵烙唇癌，陳實功曾用火針、枯瘤法治療腫瘤，可見古人早已對腫瘤的手術療法作了大膽嘗試。

古代的開顱手術

古代開顱術或腦外科手術的起源可以劃分為歐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幾個中心。歐洲的開顱術據說可以早到10,000年或8,000年。從數量上看，南美洲最多。

根據目前的資料，中國在新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都有開顱手術現象，中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廣饒傅家大汶口文化遺址中，曾發掘出一成年男性頭骨。在頭骨右側頂骨的靠後部，有一直徑為3.1公分×2.5公分的圓形穿孔。此孔的整個邊緣呈現非常光滑、均勻的圓弧形。

醫學專家對該頭骨進行人體標本觀察、X線攝片、螺旋CT掃瞄及三維圖像重建後，發現頭骨上的圓孔有人工用銳利工具刮削的痕跡。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教授鮑修風說︰“這明顯是做過手術的痕跡。”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吳新智說：“這種開口邊緣的圓弧狀屬自然修復，只有在十分精細的修飾和骨組織修復後才能形成，表明該墓主在手術後依然存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因而，這一史前外科手術是成功的。”

羅馬智慧大學的醫學歷史博物館中，收藏了1個西元2世紀的孩童頭骨，頭顱上有個直徑5公分的圓孔。經過多年研究，專家認為男童生前曾接受開顱手術，博物館館長嘉薩妮加(Valentina Gazzaniga)告訴“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男孩的頭骨比一般人大，很可能長腦瘤，致長期為頭痛和癲癇所苦，醫生決定為他動刀。

她說，“醫生使用特殊的解剖刀，儘量接近病痛處並避免大量出血，精確選擇下刀的部位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