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鲁迅，不能不说他小说的最典型的人物形象 – 阿Q，阿Q的形象确实深入人心，写得惟妙惟肖，是很多中国人喜欢的小说人物形象。而且把中国农民最自私，最龌鹾好色，最愚昧，最圆滑，最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最欺软怕硬，懦弱卑怯，又蛮横霸道，等等等等性格都融合在了一起。用鲁迅自己的话，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是呢，从整个小说，整个人物形象塑造可以看出，鲁迅骨子里是非常瞧不起农民的，尤其是瞧不起那些贫贱的农民，在他的内心世界，是有自己的优越感的。鲁迅自己家是个大户人家，虽然已经败落了，但骨子里那种瞧不起贫穷农民，在他的小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特别是，描写阿Q时，写了他的瘌痢头，而且说是阿Q特别在意别人看待自己的癞痢头，在他发怒的时候，头上的癞痢疮会气得发红，呵呵，阿Q十分忌讳人家说他的癞痢疮疤，甚至提到“癞”音也不行，呵呵。我记得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拿残疾人说事，经常被人们指责他赵本山的人品。其实，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他拿阿Q身体上的这种残疾（头上的癞痢疮）说事，也是非常的不厚道的。当然，以鲁迅的犀利，厚道在他那里就太稀有了，呵呵，有人说他心里阴暗，才写出这么个阴暗角色。

当然，也许是我对他太不厚道了。呵呵，鲁迅那个时代已经有赛先生和德先生，但人权啊，平等啊，等概念可能还比较新鲜。呵呵，也许不能苛求古人。但是呢，从鲁迅的小说之犀利和不厚道，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某些特质。在那个时代，像梁启超，胡适，甚至陈独秀，等，都写不出他那样的小说来。

金庸小说《鹿鼎记》把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也是刻画的惟妙惟肖，韦小宝身上也是有着各种的龌鹾与机灵，但是金庸还是要比鲁迅厚道多了，你看他的韦小宝多可爱呀，他们两个还同样都是浙江人呢。

还有，曹雪芹写《红楼梦》，里面塑造了那么多人，每一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整个小说里面，各种各样的性格都有，但是却把各种丑陋分散给了各个不同的角色，这才是大手笔。

回到鲁迅，在我看来，他不具备现代文明的素质，他的小说，通过讽刺挖苦，通过揭露丑恶，但同时也揭露了他自己的丑恶，那种对贫贱阶层的藐视，俯视，和轻视。你也许从来也没有可能在他的小说里看到平视的眼光。

在万维网上，也有各色人等。有一位以英文字母Q打头的网友，经常被人们取笑成阿Q。我自己也曾经发言不当，同样取笑过他，这里向他道歉。现在想来，他有当阿Q的权利嘛。为什么他就不能选择当阿Q呢？这叫天赋Q权。

还有，最近我的文章《谈访民拦截习近平：阴谋论可以休矣》后，有人留言，有人自愿当太监，当奴才，为什么不可以呢？在现代社会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需要被尊重的嘛，包括了当奴才的权利，当太监的权利，当阿Q的权利。

呵呵，有人说，鲁迅的小说，揭露丑恶，唤醒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我看来，这哪里是唤醒了中国人呢？像是《阿Q正传》，那种对贫贱人士的嘲笑嘲弄，助长了中国人的那种等级观念，那种只会仰视或者俯视藐视的那种文化，而中国缺乏的恰恰是平视的眼光。

其实，中国社会数千年那种愚昧，是不可能通过这些讽刺挖苦的小说来改造的。中国过度到现代社会，也不可能等到这些丑陋的国民性被改造完毕之后才进行。对中国而言，在我看来，社会制度是十分关键的，文化的演变是漫长的，但社会制度的改变则是可期的。

转一篇文字：

鲁迅和周作人

周作人，鲁迅的胞弟，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正是受了大哥的影响才走上文学的不归路；兄弟二人一直感情很好，亲密无间。

他们的决裂发生于1923年7月18日，在这之前，两家共住一座四合院；这一天，周作人给鲁迅写了如下内容的绝交信：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写过绝交信之后，鲁迅搬出八道湾胡同，后来兄弟见面周作人甚至对鲁迅大打出手。

兄弟反目的原因现在几乎可以确定是因为家庭纠纷，至于家庭纠纷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替鲁迅说话，说是鲁迅对周作人夫人信子花钱过于大手大脚的责难引起了兄弟失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鲁迅调戏了弟媳引起了这次家庭之变。而我，倾向于第二种说法，虽然周作人后来做了汉奸，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就事论事地看，以周作人的性格和对有恩于己的大哥鲁迅，如果不是因为无法回避、不能调和的原则事件，他是万万不能决裂如此、大打出手如此的；而且，如果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以鲁迅恣睢必较的个性，他又怎能搬出几乎是他花钱买下来的八道湾住宅呢。

一个对自己的弟媳行为不轨的鲁迅因为替尊者讳被尽可能地掩盖了真相，但是真相就是真相，决不可能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鲁迅和陈西滢

陈西滢，鲁迅笔战史里的第一个论敌，被鲁迅数度痛骂过，因此陈西滢一直被当作反动文人。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认为陈西滢是一名真正的文学家。著名散文家梁实秋也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其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一位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研究员认为，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

而鲁迅对于陈西滢的数度痛骂，原因只是陈西滢著文以讹传讹地批评鲁迅有抄袭的行为。
　　
鲁迅和杨荫榆

杨荫榆，原北京女师大校长，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和知识分子，被鲁迅诬为性变态和戕害刘和珍的元凶。

抗日战争时杨荫榆隐居苏州而无法西迁。一天路过一座离家不远的小桥，看见两个日本鬼子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企图强暴两个正在桥下洗涤衣物菜蔬的年轻妇女。妇女无力，百姓无奈，杨荫榆立即赶上前去义正词严，痛加呵斥。鬼子为杨荫榆的正气、勇气，和那一口纯正规范的日语所摄，不得不愠然离去。谁知杨荫榆却并不善罢甘休，白发苍苍、孤老一身、愤然毅然、兀自追赶，一直闯进日本鬼子的司令部。指挥官尴尬狼狈，虚与委蛇，表示对属下要严加整肃，对肇事者定严惩不贷。几天之后，在桥下作恶的那两个鬼子登门造访，说一为道歉，二为交友，他们的长官备好酒宴恭请先生赏光。依然一身正气，依然一身勇气，杨荫榆跟着两个鬼子前去了。岂料刚刚走上那座小桥，鬼子掏枪便打。也是光天化日，也是众目睽睽，杨荫榆身中数弹踉跄落水。百姓纷纷下河相救，也被鬼子居高临下一一击毙。打捞尸体时，河水殷殷地红。捞出尸体则无法入敛：杨荫榆家买不起棺木。她的丧事，是街坊临里凑钱操办的。

摘录上述文字的时候，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什么是民族魂，这才是真正的民族魂！而这位可敬的老人竟然因为鲁迅的小人之心的唾骂，被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鲁迅和陈其昌

陈其昌，托派文人，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和抗日分子，被鲁迅污蔑为拿日本经费的办报纸。鲁迅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就源自于这段公案。

1936年，鲁迅与周扬等人就“国防文学”口号发生争执，陈其昌觉得鲁迅的立场与他们托派很接近，就给他一向敬重的鲁迅先生写了一封私信，批判斯大林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寄去他们办的一些刊物，希望得到鲁迅的批评指教，将鲁迅拉到自己一方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连同陈其昌的私信，都在《现实文学》第一期上公开发表，陈其昌一下子被惊呆了。他和他的朋友们，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境极为悲惨。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他们的主张比较激进，然而却都是极为坚定的抗日分子。抗战爆发之后，陈其昌本人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监狱中受尽拷打，始终不吐一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戮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就是这样一个坚定固执的人，却被鲁迅极度污蔑，对于陈其昌的辩解，鲁迅在给人家泼了脏水之后就再也不置一辞。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骂人最多、最恶毒的，象林语堂、象梁实秋、象胡适，这些人哪个不是温良敦厚的中国读书人，哪个又没有被鲁迅泼妇骂街一样骂的狗血喷头；一直以来，我们一直沉浸在主流对于鲁迅不容置疑的伟大里，却忽视了文学家鲁迅心理阴暗、人格分裂，极度变态的本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