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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乡小记（3)：对话驻华洋记者 |
| | 上回本人返乡时，参加了一次在华洋人、假洋鬼子和土鳖的聚会。也是巧合，在聚会上，我遇到了一位好久没有见面、几近失去联系的驻华洋记者。 驻华洋记者曾经和我同时服务于同一个东家。当时，他是网络媒体部门的一个头儿，我们两人的办公室在同一个楼面，上班时，大家在楼道里常常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没有实质互动。后来各奔东西。
说来汗颜，我作过是那位洋记者赴华前中国事务的业余培训师，且很不厚道地往他东家的铜钱眼里快刀斩了一把。
记得，那是北京奥运会前一年左右，他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用业余时间为他做一点有偿的咨询和培训。原来，他的新东家要在北京奥运会前派他赴华做为期三年的记者。培训的内容不外乎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的为人处世之道。我也根据他原始洋名的音译和实意给他取了个复姓中文名字--欧阳培德（以下以欧阳称呼之）。
这次，两人在中国不期而遇，虽然没有两眼泪汪汪的感觉，却也抑制不住各自的兴奋。初始的寒暄之后，谈话进入酣热阶段。不知不觉中，我和他的角色呈现了换位的状态--我成了提问的记者，他反而成了被采访者。
我问：“三年过了，都进入第五个年头了，你怎么还在中国？”
欧阳记者：“哈哈，我爱上中国了。我在华的工作合同已经延期到2014底。”
我又问：“那么工作合同到期后，又有什么打算？回老家吗？”
欧阳笑着说：“谁也说不准，我的感觉好像是我要在中国永久搁浅了。原先的三年期合同好像要演变成无期徒刑了。”
我：“在中国期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他的回答不加思索、却让我始料不及：“那是中国春节辞旧迎新的爆竹，犹如置身于巴尔干半岛的原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的内战。”
我：“当时培训时，你对我说你选择到中国的初衷是想见证中国的发展。几年下来，这个初衷变了吗？”
欧阳：“没有变，因为每天走在大街上，迎面而来的都是初衷想见的；比如说，光是北京的汽车数量就净增了300万辆。”
我：“你在中国新闻选题的标准是什么？”
欧阳沉默了一会回答：“经济、人文、环境、突发事件，同时捎带一点政治。”
我：“说到政治，你是否因为报道敏感的政治话题而受到刁难？”
欧阳大笑起来：“官方的刁难还没有，这个还得感谢当年你做咨询时给我的提醒。但我有一位挪威同事可惨了，刘晓波获奖那年我的那位挪威同事以颁奖国记者的名义在北京折腾得厉害，结果导致他在中国的工作许可被吊销。”
我：“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过你发回来的有关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报道，你不怕你在中国的工作许可也被吊销吗？”
欧阳：“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中国的涉外新闻主管当局没有对我的报道作过检查、也没有要求对内容预审。”
我：“那么说来，中国的涉外新闻主管当局对你是不闻不问咯？”
欧阳：“那也不是。中国的涉外新闻主管当局和我有一年一度的喝咖啡谈话，20分钟左右。期间，中方谈话者会问到我为什么会采访中国的持不同见政者。回答时，我只要表现得态度诚恳、加上实话实说，就能过关。”
我：“在中国这么多年，最让你感到不快的是什么？”
欧阳：“那是中国人的客气和迂回。比如说，我联系一个采访对象，被访对象也不明确拒绝，而是以先研究研究作回答。结果就没有了下文。刚开始时我很气愤，现在习惯了。”
我：“我读过你出版的有关中国话题的书，你都成了中国事务通了。”
欧阳：“哪里哪里！我脑中还有一个谜--要是13亿中国人都富有了，世界会怎样？”
我笑道：“上一阶段，你是见证中国的发展；下一阶段，你就看中国人致富吧！”
不料，欧阳半真半假地对我说：“2014年后你也回中国吧！我们在中国一起致富。” 我回答道：“我这个人经不起诱惑，会得红眼病的。你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搁浅了，我好像也要在北极圈当永久的白桦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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