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對華高調頂牛塵埃漸定時，其高管又不時出來發表一點言論，搞得該事件總是餘音繚繞，驅而不散。這使我想起了我親歷的一九八九年六四時期涉華外企的兩面做派。不妨把之在這裡曬曬，藉以推導谷歌在中國的未來走勢。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轟轟烈烈。其時，法國政府以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為契機，以自由、平等、博愛之先驅為自我標榜，想領導一次全球制裁中國的世界“大革命”。我當時的東家是一家法國在華的合資電信設備製造公司。不知是一時腦熱還是受到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鼓舞，該法國公司積極響應法國政府的號召在西方媒體上公開表示三撤，即撤資，撤員，撤技術。因為該合資公司是中國引資歷史上首家合資企業，是一面旗幟。法資公司的公開表態着實讓中國政府緊張了一下。於是派了位政府對口部門郵電部的副部級官員到合資企業做所謂調研，實際是向外方做思想動員和遊說。大致意思是：中國政府真誠希望外方留下，繼續合作; 萬一對方真要撤資，那也只好悉聽尊便，但希望外方認真考慮未來市場的發展。想不到法方高層這麼說：其高調“三撤”聲明只是為了應對來自法國政府的壓力，向民眾有個交待（事後想想應該說是向民眾有個“欺騙”），從商務層面上講該公司是不會離開中國市場的，但迫於歐洲方面的壓力，其在中國合資企業的外方派遣員工將在當年的七月份統一回法國和比利時。向西方稱是撤員，向中方稱是集體度年假。與此同時法方留下兩名人員，一是技術總監，一是專家小組組長。之後外方總經理在一個月後及時回到中國上班（為此他得到了所在城市首屆向外籍人士頒發的“白玉蘭”獎），其他外籍員工也在當年中國的國慶節前（挺講究時間的象徵意義）回到工作崗位。

當然法國企業初始時落井下石的急先鋒做法還是要懲罰的。鑑於其在中國的企業是合資性質，有中方的股份，因此合資企業免受懲處，但這巴掌最後讓該法國公司的母公司ALSTHOM消受了。它為其政府和子公司的行為付了代價。據說ALSTHOM失去了北京地鐵擴容和大亞灣電站的巨額訂單。

再觀今日之谷歌，它和當時法國企業成為法國政府自由、平等、博愛幌子之急先鋒有異曲同工之處：谷歌做了美國政府項莊舞劍式“自由網絡倡議”之馬前卒。

但須知，此時已非彼時。 當年六四後的中國在政治、經濟層面上都有求於西方。縱然這樣，法方企業為了自己在華利益，用了兩面、變通的手法迎合了本國政府和中國政府之所好。如今中國，在政治、經濟和自由度方面早已和八九年六四時期不能相提並論。

谷歌式的直接衝撞法，其後果不堪設想，因為首先谷歌不是合資企業，中方在懲處時無需擔心中方企業的連帶損失，其次在現時中美關係惡化大背景下，中國可能正高興有一隻出頭鳥來做替罪羊。當然，未嘗可知谷歌或許已用我老東家的相同手法彌補其急先鋒之失足。

Philip Kotler 在其營銷學一書中談到了跨國公司在特定國家所遇的特定政治風險。對此，一個公司的行為準則首先是避險，而不是把政治風險擴大化，更不能把政治因素“恐怖”化。縱觀谷歌式的反其道而行之，則大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