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从墨西哥毒城Tijuana搬回来的Tequila酒一瓶把教授‘收买’。通过教授的推荐我得到了出国后的首份白领工作。东家是国营电信公司。
工作上可谓是得心应手。转眼间，两年过去。又到了签证的延签时间。于是，问东家要了就职证明等文书作为附件，把签证申请递交到警察局。
一天，家里的信箱里来了一封警察局的邮件。按以前的惯例，我以为是让领取签证的通知。不料，打开此信一看，是封约谈通知，上面写明了让我上警察局谈话的时间地点。信的行文措辞给人没有商量的余地。心中虽觉奇怪，但也坦然，自认为这是警察的履行公事。
届时，我按图索骥来到了约谈地点。先在候客室中等待。候客室里已有一位中年洋人妇女。我冲她笑笑，算是打了个招呼。又过了一会，洋人妇女开腔，说的竟然是中文，吓了我一跳。她拘谨又带恭谨地问：你是XXX？我说：是。她接着说：我是你的翻译。她这一说，让我吓了第二跳。我想，什么事搞得这么隆重还要为我请专门的中文翻译，我又不是不懂英文。
正狐疑、恍惚间，来了位英俊便衣小伙。验明我和翻译的正身后，他把我们七拐八弯地带到一处看似很禁森的接待室。在走廊上走得时候，我注意到了有些门上的标牌：这可不是什么普通警察，而是反谍机构--- 肩负类似美国的FBI和CIA双重职能。
大家坐下后，小伙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这是审讯（Interrogation），你所说的一切都被记录在案，你必须如实回答，如有不实，这将影响到你的工作和未来。
我想：不用‘谈话’、‘讯问’这类辞汇，而直接用审讯一词，事大了。他这一说，听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自酎清白。在这种场合下，就只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应付。于是，警察、翻译和我之间的一番言语车轮转盘就这样启动了。
便衣小伙：你来这里多久了？
我：19XX年来的。
便衣小伙：你是如何得到电信公司工作的？
我：教授推荐，然后面试考试。
便衣小伙：你以前在中国干哈？
我：也是通信公司；不同的是，这里是运营商，在中国是制造商。
便衣小伙：在这里你和中国人有何接触吗？
我：当然，我常和在中国的家人联系。
便衣小伙：有没有和到这儿的中国人联系、接触？
我：。。。 我。。。我。。。记忆中参加过公司安排的中国使馆商务处的来访接待、中国电讯公司的到访接待，总共有那么个四、五次。
便衣小伙：还记得什么时间吗？
我：具体时间，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我可翻看我的工作日志；你要；我可复印给你。
便衣小伙：中国使馆来人到你公司，你自己去过中国使馆吗？
我：肯定，逢年过节去；护照延期也去；噢。。。 还有那次中国使馆商务处来访后，公司回访，我是公司的代表之一。
便衣小伙：你为什么要到电信公司找工作？
我：这个。。。简单，我以前也是电信行业的；后来教授又推荐，现在的东家也要我，就这么简单。
便衣小伙：你还有什么要补充么？
我：没有；如果你有问题，我可继续如实回答。
就此，三人（便衣小伙、我和翻译）签字画押后，各奔东西。
后来在公司的吸烟室，遇见公司的人事经理。我说了那次所谓的‘审讯’。人事经理赫赫一笑说：“我知道，你去看看你的聘用合同的条款；这也是国际气候所致，我们也没有办法。”
回到家，一翻工作合同，居然真是有这么一款：公司有权、员工也同意公司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对员工实施背景调查。
怪我当时找到工作的时候，高兴得屁颠屁颠似得，都没把这款放在眼里。
所谓的‘国际气候’，指的是美国的李文和案。受此案的影响，当时欧洲的大公司也跟屁虫似得说要对外籍雇员作更严格的背景调查。
我想这是我那次反谍甄别谈话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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