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從墨西哥毒城Tijuana搬回來的Tequila酒一瓶把教授‘收買’。通過教授的推薦我得到了出國後的首份白領工作。東家是國營電信公司。
工作上可謂是得心應手。轉眼間，兩年過去。又到了簽證的延簽時間。於是，問東家要了就職證明等文書作為附件，把簽證申請遞交到警察局。
一天，家裡的信箱裡來了一封警察局的郵件。按以前的慣例，我以為是讓領取簽證的通知。不料，打開此信一看，是封約談通知，上面寫明了讓我上警察局談話的時間地點。信的行文措辭給人沒有商量的餘地。心中雖覺奇怪，但也坦然，自認為這是警察的履行公事。
屆時，我按圖索驥來到了約談地點。先在候客室中等待。候客室里已有一位中年洋人婦女。我沖她笑笑，算是打了個招呼。又過了一會，洋人婦女開腔，說的竟然是中文，嚇了我一跳。她拘謹又帶恭謹地問：你是XXX？我說：是。她接着說：我是你的翻譯。她這一說，讓我嚇了第二跳。我想，什麼事搞得這麼隆重還要為我請專門的中文翻譯，我又不是不懂英文。
正狐疑、恍惚間，來了位英俊便衣小伙。驗明我和翻譯的正身後，他把我們七拐八彎地帶到一處看似很禁森的接待室。在走廊上走得時候，我注意到了有些門上的標牌：這可不是什麼普通警察，而是反諜機構--- 肩負類似美國的FBI和CIA雙重職能。
大家坐下後，小伙開門見山地對我說：這是審訊（Interrogation），你所說的一切都被記錄在案，你必須如實回答，如有不實，這將影響到你的工作和未來。
我想：不用‘談話’、‘訊問’這類辭彙，而直接用審訊一詞，事大了。他這一說，聽得我頭髮都豎起來了。
我自酎清白。在這種場合下，就只好以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應付。於是，警察、翻譯和我之間的一番言語車輪轉盤就這樣啟動了。
便衣小伙：你來這裡多久了？
我：19XX年來的。
便衣小伙：你是如何得到電信公司工作的？
我：教授推薦，然後面試考試。
便衣小伙：你以前在中國干哈？
我：也是通信公司；不同的是，這裡是運營商，在中國是製造商。
便衣小伙：在這裡你和中國人有何接觸嗎？
我：當然，我常和在中國的家人聯繫。
便衣小伙：有沒有和到這兒的中國人聯繫、接觸？
我：。。。 我。。。我。。。記憶中參加過公司安排的中國使館商務處的來訪接待、中國電訊公司的到訪接待，總共有那麼個四、五次。
便衣小伙：還記得什麼時間嗎？
我：具體時間，我現在記不起來了，但我可翻看我的工作日誌；你要；我可複印給你。
便衣小伙：中國使館來人到你公司，你自己去過中國使館嗎？
我：肯定，逢年過節去；護照延期也去；噢。。。 還有那次中國使館商務處來訪後，公司回訪，我是公司的代表之一。
便衣小伙：你為什麼要到電信公司找工作？
我：這個。。。簡單，我以前也是電信行業的；後來教授又推薦，現在的東家也要我，就這麼簡單。
便衣小伙：你還有什麼要補充麼？
我：沒有；如果你有問題，我可繼續如實回答。
就此，三人（便衣小伙、我和翻譯）簽字畫押後，各奔東西。
後來在公司的吸煙室，遇見公司的人事經理。我說了那次所謂的‘審訊’。人事經理赫赫一笑說：“我知道，你去看看你的聘用合同的條款；這也是國際氣候所致，我們也沒有辦法。”
回到家，一翻工作合同，居然真是有這麼一款：公司有權、員工也同意公司在認為合適的時候對員工實施背景調查。
怪我當時找到工作的時候，高興得屁顛屁顛似得，都沒把這款放在眼裡。
所謂的‘國際氣候’，指的是美國的李文和案。受此案的影響，當時歐洲的大公司也跟屁蟲似得說要對外籍雇員作更嚴格的背景調查。
我想這是我那次反諜甄別談話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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