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昨日2026年3月31日在《外交事務》雜誌就“地緣政治如何壓倒全球化”發表評論。普拉薩德先生是康奈爾大學戴森應用經濟與管理學院貿易政策資深教授、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著有《厄運循環：世界經濟秩序為何正螺旋式滑向混亂》（The Doom Loop: Why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Is Spiraling Into Disorder）。請讀他的評論：

不久前，學術界和決策者曾將全球化視為一股強勁的力量，它拉近了世界的距離，並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穩定。商品、服務、資金、自然資源和人員的自由流動，不僅能惠及所有國家，還能促成知識、思想和技術的跨國界傳播。全球化曾許諾彌合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鴻溝，將它們緊密編織在一個共同利益的網絡之中。當時人們有理由相信，這種趨勢甚至能增進地緣政治的穩定，因為共同的繁榮將激勵各國去平息那些可能擾亂其經濟關係的衝突。

如今，全球化所承載的這一宏大希望已然破滅。全球化對發達經濟體就業市場造成的破壞性衝擊，在一定程度上將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民主國家推向了無序混亂的邊緣。那些試圖利用這股“反全球化”浪潮的政客們，將全球化描繪成一股惡性勢力，聲稱它讓本國的企業和工人暴露在極具破壞性的外部競爭之下。融合的夢想已讓位於分裂的現實：如今的貿易與資本流動格局，與其說是超越了地緣政治裂痕的產物，不如說是地緣政治同盟關係的映射。全球化非但未能如最初設想的那樣成為化解地緣政治對抗的良藥，反而自身淪為了紛爭的源頭。

全球化未能兌現其創造廣泛且公平利益的承諾，由此造就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格局：在這個世界裡，具有“正和”性質的經濟力量，在抗衡具有“零和”性質的地緣政治力量方面，其效力已跌至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過去十年間，中美兩國之間激烈的博弈正是這一轉變的縮影。這兩大超級大國正公開展開較量，競逐經濟與地緣政治的主導權。由於缺乏互惠互利的經濟與金融紐帶所構成的制衡力量來防止競爭失控，兩國關係已變得極具破壞性——受損的不僅是北京與華盛頓，還有被迫承受附帶損害的全球其他國家。這種日趨破裂的雙邊關係，正是當前世界秩序新一輪不穩定性（即經濟融合對地緣政治的約束力日益減弱）的典型寫照。

然而，全球化性質的轉變並不意味着我們應當為其撰寫“訃告”。相反，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必須深刻反思：全球化究竟是如何偏離正軌的？它又是如何從一股促進合作的力量，演變為一股助長衝突的力量的？唯有如此，我們方能重新找到行之有效的途徑，再次充分發揮全球化的積極作用。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潛力來改善經濟成果與民生，同時化解其破壞性影響，如今已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必要——唯有如此，方能抵禦那種持續加劇危險的國與國之間衝突風險的碎片化趨勢。

並非美好的“舊時光”

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着各國政府拆除彼此間的貿易壁壘，國際貿易與金融流動的規模開始迅速擴張。技術進步——其中包括集裝箱運輸的廣泛普及以及貿易物流體系的改良——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國際商業的發展。關於建立一個統一的全球商品與服務市場的構想——即各國皆可專注於生產自身擁有相對優勢的產品——已不再顯得遙不可及。當時形成了一種廣泛的共識：那些熱衷於構建全球供應鏈、並致力於將產品與服務銷往世界各地的商業利益群體，將成為把世界緊密聯結在一起的強力紐帶。

這種安排通過一張互惠互利的網絡，將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緊密地維繫在了一起。來自海外的商品需求，助力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建立了健全的製造業體系，進而推動了其國內中產階級群體的壯大。隨着貿易規模的擴張，這些國家中有許多因出口額超過進口額而實現了貿易順差。與此同時，包括澳大利亞、西班牙、英國以及——尤為引人注目的——美國在內的一些富裕國家，開始向世界其他地區舉藉資金，以彌補其自身的貿易逆差。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樂見全球化對富裕國家國內經濟所帶來的重塑。自由貿易雖然創造了巨大的整體利益，但這些利益並未得到均等分配；鞋履、家具和紡織品等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遭受了毀滅性打擊，而另一些產業則在外部競爭的壓力下被迫裁員緊縮。以20世紀70年代美國汽車市場向日本進口車輛開放為例，此舉確實為美國消費者帶來了顯著利益——即更豐富的選擇和更低廉的價格。但在底特律的汽車工人眼中，情況卻截然不同；隨着外國競爭對手超越美國本土企業，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工作。事實上，那些從全球化中獲益的人，很難找到一種簡單有效的方式去補償那些為此付出直接代價的人。富裕國家日益脆弱的社會保障體系，加之技術進步使得製造業企業得以削減勞動力，種種因素疊加，進一步加劇了工人們的困境。

公眾的不滿情緒，在富裕國家的國內政治中引發了一場極具破壞性的修辭轉向。政客們不再歸咎於國內政策的缺陷或技術進步，轉而將矛頭指向全球化本身或特定的貿易夥伴；對他們而言，這是一種在政治上投機取巧的手段，藉此可以迎合那些因“去工業化”而生活受到衝擊的選民的憤怒情緒。偏袒富人的稅收政策和寬鬆的監管政策加劇了財富的集中，而對社會福利支出的削減則進一步助長了經濟絕望感。全球化由此淪為一個現成的“替罪羊”，用來解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不斷縮減的就業機會，以及政府在緩解伴隨而來的經濟絕望感方面所表現出的無能為力。在美國，針對全球化的反彈情緒所引發的國內政治後果，最終導致了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

那些借着反全球化浪潮的東風而上台執政的政客們，感到有壓力必須將其政治修辭轉化為具體的政策行動。他們效仿特朗普的做法，推行了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例如對進口商品加征關稅。他們聲稱這些措施能夠重振國內製造業並增加就業機會，但實際上，這些政策不僅提高了物價、縮減了消費者的選擇空間，還擾亂了正常的貿易秩序，並對經濟增長造成了損害。全球化未能兌現其所承諾的廣泛且公平的利益，與此同時，國內政治中出現的反全球化轉向又導致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地緣政治層面的競爭與對抗。

休克主義

在過去二十年裡，中美關係的發展歷程恰恰印證了全球化在政治語境中的地位所發生的轉變——即從一種被視為積極向上的力量，淪落為一種被視為具有破壞性的負面力量。 2001年，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舉措得到了美國的鼎力支持）之後，兩國均秉持這樣一種理念：即雙方的貿易關係有望演變為一場互惠互利、共贏共榮的“正和博弈”。此後，雙邊貿易額實現了大幅增長，美國也迅速躍升為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市場。2010年之後，隨着北京方面着手向海外投資者開放經濟與市場，源自美國的資金流向中國的規模也隨之擴大。美國企業紛紛熱衷於將部分供應鏈環節布局在中國，旨在充分利用當地低廉的勞動力及其他生產成本優勢，並藉機向中國這一高速增長的市場推銷其產品。與此同時，美國金融機構也積極向日益壯大的中國中產階級提供各類金融服務；相較於國有銀行所提供的服務，這一群體對服務質量有着更為嚴苛與高端的需求。

然而，隱患早已在暗流涌動。早在2000年，美國對華的雙邊貨物貿易逆差便已高達830億美元。此後，這一逆差額度持續攀升，至2018年已飆升至4180億美元；在同一時期內，該逆差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也從0.8%激增至2%。中國對美國貿易逆差所提供的這種看似慷慨的融資支持，其資金來源主要歸功於中國企業向美國出口廉價商品所賺取的收益。隨着中國經濟實現“騰飛式”崛起——從一個規模較小、收入水平較低的經濟體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那些潛藏在兩國表面和睦關係之下的緊張與矛盾，也隨之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在後來被稱為“中國衝擊”（China Shock）的這一現象中，美國製造業領域中那些高薪優質的就業崗位遭遇重創並大量流失，整個製造業部門也隨之陷入了“空心化”的困境。面對來自中國的大量廉價商品的洶湧衝擊，許多美國企業因無力招架而不得不繳械投降，最終以關門倒閉告終。據部分估算數據顯示，在1999年至2011年間，因“中國衝擊”而導致的美國就業崗位流失總數超過200萬個，其中僅製造業崗位便流失了約100萬個。誠然，技術變革等其他因素也在其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且在與美國製造業展開競爭的低成本經濟體中，中國絕非唯一的競爭對手。然而，美國政客們卻依然難以克制地將美國製造業衰退的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中國。這種將中國妖魔化為“不公平競爭者”的行徑，無疑加劇了兩國關係的裂痕——而就在不久之前，兩國的領導人還曾將這段雙邊關係視為一種互惠互利的典範。

全球化不斷變化的本質，不應成為其終結的宣告。

然而，對於這段曾經充滿希望的關係之所以惡化，華盛頓並不應承擔全部責任。儘管中國領導人曾大談全球化所帶來的“雙贏合作”，但他們實際上卻通過傾斜競爭環境，偏袒了中國企業。北京方面向其製造業企業（無論私營還是國營）提供了各種形式的支持，包括低息銀行貸款，以及在土地和能源方面的補貼；與此同時，卻拒絕給予美國企業自由且不受限制地進入其國內市場的准入權。尋求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外國企業被要求必須與國內企業建立合資公司，這使得中國企業能夠從其外國合作夥伴那裡汲取技術與專有知識，並最終直接與這些合作夥伴展開競爭。

無論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領域的美國企業，都因無法在中國境內自由開展業務而感到日益幻滅。其結果是，商業利益不再充當美中關係中一股強有力的穩定力量。這有助於解釋為何在2018年特朗普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隨後幾年又逐步升級關稅壁壘；以及在拜登政府保留這些關稅的同時，又對貿易與投資施加更多限制之際，來自美國商界的反對聲音卻顯得相對微弱。如今，美國企業已不再像過去那樣竭力呼籲維持兩國關係的平穩運行；隨着對華敵意在華盛頓成為兩黨共識，美國商界對此幾乎未作任何抵制。

中美關係並非所有層面都已淪為純粹的競爭關係；兩國有時仍願意在氣候變化等議題上開展合作。然而，由於維繫平衡的力量遭到削弱，且衝突領域不斷擴大，兩國之間的共存狀態已變得不再那麼融洽。北京與華盛頓日益依賴出口管制手段，正是這種新的、不穩定的平衡狀態的典型寫照。此前，美國在對華科技政策上奉行的是一種更具合作色彩——儘管仍不乏競爭成分——的方針，其顯著特徵在於技術專有知識、人才、物資及資金在兩國間的自由雙向流動。而拜登政府則試圖限制中國獲取技術及先進計算機芯片的渠道，這一舉措正是對特朗普政府時期相關努力的進一步強化與升級。在美國實施多年的出口管制之後，特朗普於2025年4月徵收的關稅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促使北京方面採取報復行動：限制稀土元素的出口——而這正是美國高科技製造商所急需的資源。隨着雙方的一舉一動及相互反制，那種互惠互利的經濟關係前景，在兩國本質上充滿競爭的地緣政治關係背景下，正變得愈發遙不可及。而且，若缺乏一種能夠制衡這種競爭的經濟力量，一國影響力的上升勢必將以犧牲另一國的利益為代價。

模仿遊戲

各國政府及企業在試圖應對這一以貿易壁壘日益高築為特徵的新經濟秩序時，已開始調整其貿易與資金流向，使其與各自的地緣政治陣營保持一致。而這種做法只會讓局勢進一步惡化。

儘管發達經濟體歷來奉行自由貿易原則，但如今它們卻紛紛轉向推行產業政策——即由政府而非市場來決定誰是贏家、誰是輸家。產業政策曾被市場導向型經濟體視為洪水猛獸，但如今在許多人眼中，它已成為一種提升本國企業在國內外市場競爭力的正當手段。以拜登政府於2022年8月生效的《通脹削減法案》（IRA）為例。該法案宣稱旨在維護美國的技術霸權地位，並促進國內對綠色技術及其他新興技術的投資；為此，拜登政府動用補貼和稅收減免等手段，以激勵電動汽車及可再生能源零部件在美國本土的生產。此舉實際上構築了阻礙自由貿易的壁壘。

特朗普重返總統寶座後，廢除了《通脹削減法案》中的部分條款。然而，他並未因此放棄產業政策，其政府反而構築了更多屬於自己的貿易壁壘。例如，其推出的“美國製造製造業倡議”（Made in America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便包含一系列旨在扶持本國企業並鼓勵國內採購的措施——而這些措施的實施，直接損害了外國企業的利益。此外，特朗普政府還將貿易政策“武器化”，以此迫使貿易夥伴做出讓步——且所涉議題往往與貿易本身毫無關聯。而他所推行的關稅制度，更是為全球商業的未來增添了更多不確定性。

這種新形態的全球化，恐將加劇經濟與地緣政治層面的動盪。

對於那些已習慣依賴商品和服務自由流動的企業而言，由此帶來的後果極具顛覆性。那些跨國經營的企業已淪為日益頻發的貿易戰中的“犧牲品”；因為一國實施的關稅措施，加上其他國家隨之採取的連鎖報復行動，往往會迅速升級為更廣泛的經濟敵對衝突。隨之而來的後果是，即便是在那張精密編織的全球供應鏈網絡中，只要有一個環節發生斷裂，就可能導致整個行業陷入停滯。

為應對這些新風險，跨國企業正積極推行旨在增強“韌性”的戰略。許多企業試圖將生產設施集中布局在那些有望免受地緣政治風險侵擾的地區：具體做法包括將生產遷回本國（“回岸”生產）、遷往被視為地緣政治盟友的國家（“友岸”生產）、在多個國家分別設立生產基地以供應當地本土市場，或是採取上述三種策略的某種組合。另一些企業則致力於實現生產設施的選址、原材料的供應來源以及最終產品的銷售市場多元化。以蘋果公司為例，它已開始在印度進行投資，將其部分手機生產業務從中國轉移出去。為了規避美國關稅，中國製造商也加大了對墨西哥、越南以及其他擁有更多進入美國市場便利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力度。如今，將成本（包括勞動力、土地和能源成本）降至最低，已不再是決定實體工廠選址或其他商業運營布局時的首要考量因素。

企業正紛紛轉向那些被視為風險較低的全球商業模式——至少在降低其受地緣政治動盪衝擊的脆弱性方面確實如此——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轉變反而可能給整個世界帶來其他形式的風險。早期的全球化旨在通過將各國經濟緊密交織在一起，從而減少地緣政治衝突；其核心理念在於：一個高度融合的世界將不再有充分的理由相互爭鬥。然而，隨着企業紛紛撤離那些被本國視為地緣政治競爭對手國家的市場，它們便不再能充當維繫良好雙邊關係的“橋梁”。一旦失去了全球化早期所構建的那種互惠互利的商業網絡，這種“新形態的全球化”最終非但無法平抑，反而可能加劇經濟與地緣政治的動盪。

當離別已成定局，你是否會懷念我？

全球化並未就此終結。然而，其最新演進形態卻面臨着一種風險：它非但未能充當地緣政治動盪的“解藥”，反而可能淪為加劇動盪的“推手”。對於那些正處於發展起步階段的低收入國家而言，若想建立並壯大其製造業體系，就必須獲得進入全球市場的通道。製造業的擴張——伴隨着比農業及其他初級生產部門薪資更高的就業機會——依然能夠幫助各國建立起一個足以支撐充滿活力的國內經濟的中產階級群體。然而，如果全球貿易與金融流動的碎片化趨勢持續加劇，這條通往發展的道路恐將被阻斷，從而導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錯失全球化繁榮初期數十年所帶來的種種紅利。這種經濟收縮所引發的後續政治效應，可能會讓21世紀初期的那場反全球化浪潮相形之下顯得微不足道。

即便已是傷痕累累，全球化這一宏大工程依然值得我們去挽救。決策者不應出於一種誤導性的認知——即以為退出全球化能讓國家變得更安全、更不易受外部風險與波動衝擊——而選擇背離全球化；相反，他們需要尋找切實可行的途徑，去化解全球化所帶來的那些負面影響。發達經濟體國家不僅需要推行再培訓和技能重塑計劃，以幫助失業工人把握新的經濟機遇，還必須建立更為健全的收入保障機制，為這些受衝擊的勞動者提供堅實的後盾。而在某些新興市場國家，由於政府仍對經濟和銀行業保持着嚴格的管控，當務之急是改革那些過度干預的政府監管機制，並修復功能失調的金融體系，從而使本國企業能夠更有效地參與國際競爭。負責監管全球貿易與金融的各類國際機構，也必須尋求自我革新、重煥生機。為了維護自身的正當性與權威，世界貿易組織等貿易機構應當加倍努力，以一貫且透明的方式嚴格執行各項貿易規則，並對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和美國這樣的強國——所採取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予以公開指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金融機構，則可以通過改革其內部治理體系，賦予新興市場國家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公平投票權份額，從而重新贏得這些國家的支持與信任。

這一切絕非易事。但若能加以有效管理，全球化依然有望兌現其曾備受推崇的潛力——即作為一股制衡全球碎片化與衝突的力量。若此時對其棄之不顧，世界將陷入一個“厄運循環”：在這一循環中，經濟、政治及地緣政治力量將相互激化，從而引發最惡劣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