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六十年代初，妈妈送我进了芷江幼儿园。和邻近县幼儿园比起来，芷江县幼儿园的条件是最好的。不但教师都是从正规幼师学校毕业，而且学校校址是原来美国人办的育婴堂。校园大，围墙高，设备好。花园漂亮，假山别致，草坪处处。是重视教育的家长们送孩子的最爱。 每天早晨，当家长们带着孩子们来到幼儿园，总会看到和眉善目的李复松老师笑眯眯和大家道早安。李老师五十岁左右，矮矮胖胖，白白净净的。早年从幼师毕业就一直从事幼教事业。当时是芷江幼儿园的园长。她一直单身一人，住在园中，以园为家。是一位精通幼教的专家，更是一位受老师，家长，孩子们喜爱的德高望重的领导。大家都说她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幼儿教育。作为一个女人，为了事业而割舍爱情与婚姻是难以想象的。从年龄来看，李老师应该生于清末民初，她成长在一个还保留着深深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的社会，一个一直动荡的时代。像她那样受过教育的女子是很少很少的。要找一个相互理解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真正的个中原因，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她确实是一位热爱孩子和为幼儿教育而忘我工作的人。 李老师并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我们却天天见到她。 有时她在和老师们谈话，有时有在厨房查看午餐准备情况，有时又去教室帮忙。园中总有她的身影。她把我们当成她自己的小孙子。见谁都高兴，摸摸头，捏捏小脸，拍拍肩。脸上总是露出无限的慈爱。孩子们都愿意看见她，听她说话。幼儿园就像一个温馨的家，李老师就是家中的老奶奶。 离开幼儿园，我上了小学，又经过文化大革命，上中学，上山下乡，上大学，到毕业出来工作，我很少见再到李老师。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想起幼儿园，就会浮现出李老师的音容笑貌。听说她在文革中也受到一些冲击，不知那个年月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只知道文革后她又出来主持幼儿园的工作了。 大约是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后不久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一天我正走在街上，见前面一位老人很像李老师，我紧走了几步，赶了上去。见真的是李老师。我高兴地叫了一声：“李老师，您好！”。李老师还是老样子，只是头发全部白了。我见李老师转过头笑眯眯地看我，赶紧说：“我是乐维啊，以前在幼儿园是您的学生，您还记得吗？”。李老师还像过去那样和睦可亲：“怎么不记得？知道你考上了大学。有你们这样的学生，我们也高兴啊！”。我说这得感谢老师。她谦虚地说她没有做什么，只是一个幼儿教师。因有事在身，聊了几句我就匆匆地与老师话别了。回到单位后，想起这件事来，越想越觉得内疚。上中学后，还经常去看小学老师。 上了大学后，每次回家都会去看中学老师，偶尔也还去看看小学老师。可从离开幼儿园以后，就从来没有去看过幼儿园的老师。想想我们还在呀呀学步的时候，正是牵着她们的手开始歪歪斜斜地学走路，学说话的。是她们给我们说童话故事，和我们玩游戏。除了爸爸妈妈，她们是我们“人之初”时的最信赖的人。可是我离开了幼儿园后，虽然也时常想起她们来，可却没有去看望过她们。真是惭愧。我拿起笔，给李老师写了一封信。谢谢她当年对我的教育和关怀，使我有了一个愉快的童年， 在人生的路上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也对自己多年未有探望老师而表示歉意。很快李老师回信了。她说，那天在大街上我问候她以后，她很高兴，兴奋得一个晚上不能入睡。二十多年前的孩子还能记得她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并且感谢她，让她心中充满了甜蜜，感到无比幸福。看到自己教过的孩子有出息，就是当老师的最大的愿望。能得到教过的孩子们的感谢，没有比这更能使她感动了。一辈子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读了李老师的信，我也很感动。是啊，学生的一声“谢谢！”，那是老师们一生的企盼，是对她们工作最好的肯定。可是我们却常常忘了说了，或难以启口而没有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在人生的起步时，得到了李老师关爱。那天在大街上偶遇李老师，使我有机会向她说“您好！”，有机会反思自己，有机会给她写信说“谢谢您！”。 大约过了两年，妈妈来信说，李老师过世了。在为失去这么一位好老师而悲伤的同时，我也感到了一丝欣慰。我在老师生前，让她知道我一直记得她，非常谢谢她。 李老师走了，带着孩子们对她的深深谢意。留下的，是她那张慈祥的笑脸和她对孩子们无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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