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插秧和夏天雙搶時節，知青必須去所在生產隊勞動。即便是農民，這也是全年最辛苦的時候。對知青來說，最艱難的就是下生產隊春插和雙搶。除了高強度的農活以外，離開了茶場，林場，一個人或兩個人來到生產隊，住在農民家裡。人生地不熟，生活不方便，什麼事都要靠自己忍受。不論是對體力，還是對意志力都是嚴峻的考驗。

春插在四月中下旬到五月初。當時的口號是：“插完早稻迎五一”，因為過了五一的早稻可能會推遲晚稻插秧，而晚稻如果不再寒露前灌漿則可能顆粒無收。雙搶在七月中下旬，也有口號：“插晚晚稻迎八一”。

過了八一插的晚稻，就不能保證在寒露前晚稻完成灌漿。比較起來，雙搶更加忙。因為不但要收早稻，還要插晚稻。所以叫雙搶：搶種搶插。有句話很生動的形容春插和雙搶：插田不躲雨，打穀不歇涼。

剛開始時，農民在我們知青面前，說話比較禮貌，都不叫名字，而稱“老”。姓張則“老張”，姓劉則“老劉”。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尊敬人的叫法。我們才十六七歲，讓年紀大我們一倍甚至兩倍的人叫“老”什麼的，覺得擔待不起，也讓人無地自容。懇請他們叫我們的名字，或稱“小張”，“小劉”。後來熟了，加上我們也儘量和他們打成一片，他們就不再忌諱了。不過呢，有時會走到另一個極端

: 什麼髒話都敢在我們面前說，雖然他們不直接說我們，只是相互說。一些結了婚的女人，更是口無遮攔，常常讓我們聽得面紅耳赤的，這與我們過去印象中的貧下中農的高大形象相去甚遠。

對於未來，我們比較茫然。雖然覺得可能會有機會回城，但機會不是很多。我們知道許多老知青下了七八年了也還在農村。不論是父母還是自己，都有一輩子在農村紮根的心理準備。與農民的言談話語中，我們也常常流露出這樣的思想。可是生產隊的農民們幾乎都堅信我們是註定會回城的，而且不會超過四年。我在的水牛田生產隊原來就有一個插隊知青(真正的插隊，天天在生產隊)，75年我們來的時候他剛剛招工走了。我們沒有見到，但農民常常提起他，對他印象不錯。從一個什麼都不會的學生，到說話，幹活，外形和農民沒有什麼區別。他就是在生產隊待了三年後走的。

農民對我們說：“你們不會在這裡待很長的，你們本就是城裡人。毛主席讓你們來，就是來了解一下我們農民的疾苦，知道我們農民的艱苦生活。將來回城做官就不會看不起我們農民了。政府哪能讓你們一輩子待在農村呢？不可能的!”。到底是貧下中農，對毛主席號召的上山下鄉比我們吃得透徹得多。不過我們還是心裡打鼓，沒有那麼有信心。

我們在茶場幹活，一般高大一些的男知青干一天給記10分，也就是說等同與一個農民全勞力。個頭小，體質弱的男生記9分。女生一般是7分。這也是生產隊裡女隊員的最高工分。這點上，知青還是得到了照顧。但是農忙回生產隊，記分就不一樣了。隊裡搞分組包幹制，大家一半自願一半分配組成小組，所有的活經過大家討論定下了工分值。比如收割A田多少工分，插B田又是多少工分。然後輪流挑選各組要干的活，比如第一輪甲乙丙丁的順序選，第二輪就按丁丙乙甲順序選，儘量公平。有點像NBA選秀。

各組分到了任務，每天幹活自己掌握，可以多干，可以少干，但要在指定的時間之前完成全部任務。多勞多得。

因為大家的能力不一樣，貢獻不一樣。每個人應該分到多少工分呢？農民是按照底分來分。比如，一個全勞力是10分，女隊員是7分。如果有5個10分的全勞力，5個7分的女隊員。總底分就是85分。如果那天完成了170分，則用每個底分掙2分工分。這樣10分底分的人掙得20分，7分底分的掙14分。

我們在場裡幹活拿10分是照顧，農民意見不大是因為農閒時生產隊的活也輕鬆。但農忙不同了，所以生產隊對於知青在生產隊幹活有不同的底分，一般男知青是7，或8分，女知青是6分。我們沒有意見，因為我們幹活其實比那些農民女青年都差遠了，但工分和她們一樣差多了，算是很照顧了。

我們當時住在大隊楊副書記家裡，他給我和陳曉洪安排了一間房間，和他們一起吃飯。收我們每人每天8毛錢伙食費。這是當年縣裡開中學生運動會的伙食標準，有點高得離譜。運動會除了早餐是饅頭稀飯小菜，中晚菜都是雞鴨魚肉，非常豐盛。老鄉得知我們交8毛一天時，紛紛詢問我們吃些什麼。當知道吃的就是家常小菜，很少有肉吃時，都搖搖頭說，他怎麼能收這麼高的伙食費？這也是知青個人插隊到生產隊的缺陷，人家要欺負你，你只能忍氣吞聲。好在我們下來不長，一般春插兩三周，雙搶大概一個月。所有知青中，也就我們被要求交這麼高的伙食費。大部分知青交五角錢一天，還有不要錢的，但知青一般都堅持給。

第一年，我們在楊副書記家住了兩次。一次春插，一次雙搶。第二年，我們要求隊裡換一戶人家。隊裡安排我們住到了向老師家。向老師當年50多歲，在離家十幾里的一所小學教書，當了近30年的小學老師。平常住在學校，周末才回家。家裡有妻子和一個二十出頭的兒子。他人很和氣，總是問我們有什麼困難，還將我們的伙食費降為每天6毛，吃得和楊書記家差不多。我們覺得可以了，比起楊書記家，算不錯的了。

春插主要是搶插。早晨拔秧，早飯以後插秧。四月中旬的早晨，秧田裡水仍然冰冷刺骨。颳風下雨就更加冷颼颼了。老話說：“插秧不躲雨，打穀不歇涼”。再大的雨也得出工。我們開始不太會插秧，尤其不會左手分秧，又慢又不好。後來慢慢地熟練了，就快多了。但比起農民來，尤其是和那些農村姑娘來比還是差的很多。

每天要干10個小時以上，整天面對泥土背朝天，屈腿拱背地在水田裡滾。回家時，衣服，臉上到處都濺得是泥。腰又酸又痛，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春插雖然苦，比起雙搶來，還是要簡單得多，時間也短很多。雙搶因為不但要搶收，而且還要搶插，工作量是春插時的兩倍，加上收割比插秧更累。雙搶與春插不同，除了早晨以外，大部分時間，田裡像蒸籠一樣。下午水田裡的水都是滾燙的，頭上還有烈日曬着。氣溫常常是38攝氏度以上，在太陽下面什麼不干都要出汗。

為了減少太陽的曝曬和高溫的烘烤，我們早晨4點起床。4點半左右開始幹活，一直干到8點多。回家吃早飯，9點多再干，干到大約12點多，回家吃午飯。因為中午太熱，午休比較長，一來讓大家喘口氣，二來也是避開一天中最熱的時候。下午近5點鐘再接着干，干到太陽下山，天黑看不見為止。回家吃晚飯一般是9點以後，洗一洗，上床睡覺時已經11點了。

剛開始割稻常常割到手，後來農民告訴我們：蹲低一點，鐮刀口向下就不會割到手了。這個辦法很管用，腿力要求很高，很累。

搶收如同打仗，彎腰猛割一陣，放下鐮刀，雙手摟上一把谷禾，送到踩打穀機的人手裡，再回頭拾起另外一把谷禾送過去，反覆不已。在每邁一步都要下陷的泥巴田裡走路很吃力，而我們常常要小跑才能跟上打穀機的節奏。踩打穀機的人則要手腳並用，腳踩的同時，手握禾把，在飛速旋轉的脫粒機輪上左右翻轉，緊張且危險。還不時的需要將脫下的穀粒裝入籮筐，挑到一兩里外的打穀場去。擔上百來斤的穀子，在田裡的泥巴里陷得很深，兩隻籮筐底部不時貼着泥面，將腳從泥里拔出來相當艱難。幾乎是連拖帶拉將籮筐拽上田坎，再光腳擔到曬穀坪。

割了稻的田，很快就有人來犁田，耙田，有時第二天就可以插秧了。雙搶時期除了偶爾下陣雨以外，幾乎是天天大太陽。頭上就戴一頂斗笠。其實也擋不了什麼太陽，因為大部分時間，我們是彎着腰的，“面對(滾燙的)泥土背朝(熾熱的)天”。下面蒸，上面烤。除了腰酸腿痛以外，還汗如雨下。常常想起那首“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須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種親身體驗，理解最深。

每天就是在泥里滾，衣服上到處是泥巴，也沒法天天洗，就天天當工作服穿。身上是一身汗，一身泥。臉上也常常濺得有泥，有時用沾滿泥的手一抹，就有點像京劇里的黑臉包公了。剛開始，收工回家幾乎虛脫。第二天，全身都痛，起床都難。以後慢慢地適應了，雖然累，但精神還好。飯量極大，在人家家裡吃，常常不能完全吃飽。這種高強度的雙搶，每年夏天至少20多天。76年雙搶，我一個人在生產隊幹了42天，其實雙搶在30天左右已經完了，我還留下幹了十幾天。那一年我是所有知青中下隊雙搶幹得最長的。

除了不會犁田，耙田，其它基本上能做得很像樣子了。腿上有勁了，挑擔也大有長進。我後來可以從楊家界山上挑谷下山。楊家界坡度很陡，有的地方可能超過45度。腿上必須很有控制力才能不往下沖，才能將一擔稻穀穩穩地擔下來。

農民們喜歡扎紮實實幹的人，尊重他們的人。看到我肯干，也很謙虛，農民對我的表現很滿意的。77年深秋，大隊還任命我做大隊團支部書記。只是我並沒有履行過一天職責，因為我很快就去上大學了。

雖然我又黑又瘦，幹活也越來越像農民。但我還是有兩怕：一怕螞蟥叮咬，二怕用手拋撒糞便。

平常田裡都有螞蟥，每次下水田都會被叮咬幾次。開始有點緊張，後來也就不太在乎了。但是有一天上楊家界去薅田，那些田在山頂上，常年沒有人去。螞蟥可能一年也叮不上幾次人，所以很窮凶極“餓”，而且數量很多。開始我不知道，下了田，用腳慢慢薅田。過了半小時，發現腿上叮上了幾條螞蟥。趕緊將手掌併攏，手背上拱，這樣拍下去打不着螞蟥，但往上拔時形成一定的真空而將螞蟥吸離身體。直接打會使螞蟥吸得更緊，強行拉開螞蟥，傷口會流血更多。一經有血流出，螞蟥就會更多。螞蟥一聽見水響，就會游過來或從泥里鑽過來。有時可以看見它們游過來。只好每隔兩分鐘就提腿檢查，打掉剛剛吸上來到螞蟥。那天幹了四五個小時，感覺真是漫長之極。而農民們卻比我要鎮定自若得多，不過螞蟥叮他們的次數要少多了。可能知青的皮膚相對來說還是細嫩一些，螞蟥叮起來容易，所以就我們就被螞蟥“擇優錄取”了。

手撒糞便是將豬牛圈裡的漚爛的草和糞從圈裡剷出，擔到田裡，再用手抓起撒在田裡，又髒又臭。不過撒豬牛糞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有時要將人糞尿先撒在田裡，然後插秧。撒的時候是用糞瓢，還不算太難。但插秧時就難受了，滿田的糞便浮在水上，臭氣熏天。人還得站在田裡插秧。插完以後用肥皂將手腳洗了幾遍，洗了澡，換了衣服都還覺得臭。深刻體會了“沒有大糞臭，哪有五穀香”的真諦。

農民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大部分事情做得都是很合理的。我參加過幾次生產隊大會，印象很深。基本上沒有政治學習，都是討論一些實事。比如年度計劃，公社修水庫要人，那些人去？春插雙搶前，討論每一塊田插秧多少分，收割多少分？誰和誰一組？一般是幹部先說出計劃，存在的問題，大家討論怎麼辦？我們知青來住誰家，工分怎麼計算，他們都事先討論過。分小組時，有那些人願意自己組合，那些人誰也不想要的。大家就做一些調整，比如讓有知青的組先選活。儘量做到平衡。年終分配之前也要討論，今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有多少可以拿來分配，留存多少，大家要討論，然後表決。我什麼都不懂，坐在那裡聽，問我有什麼意見，我就說沒有。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會議效率很高，處理事情都很公平。當時文革還沒有正式結束，有這樣自發的民主很不容易。

78年1月底，我接到大學錄取通知後，去了生產隊，領了分給我的錢和糧食。78年3月去北京上大學去了。後來生產隊因為結餘較多，又分了一些東西。雖然我離開了，生產隊還是按工分給我補分了錢和糧，並托人捎信讓我父母去取。大概有一百多塊錢，二百多斤稻穀。一個當年和我關係很好的青年農民，將稻穀賣了。專門到我們家，將賣稻穀的錢和分到的一百多塊現金交給了我父母。媽媽寫信告訴我，讓我深受感動。雖然很多人說水牛田的人不大方，沒有想到他們做事這麼很認真。是你的哪怕你離開了，你的就是你的，一定會交給你。

農民說得對，我們是應該下來看看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疾苦。下隊和農民一起幹活，讓我真正了解了他們的生活，而不是走馬看花似看到一些表面現象。我們只在農村生活幾年，他們卻是一輩子，一代一代地那麼過。

經常聽到從國內回來的朋友說中國有蓋了多少高樓，多少漂亮的立交橋，人們的生活多麼好了。因為這段插隊生活，我卻總想知道占人口80%的農民的生活怎麼樣了？如果他們生活仍然貧窮，那麼我們的發展又有什麼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