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我原来办公厅的一位同事，曾经是一位副省长的秘书，到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湖南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做副院长。我们交道不多，但都很豪爽，所以相见如故。见面总会聊一阵，非常投缘。一天碰到他聊起他们学院刚刚请了外教来教英文，培训机关干部。我就说：我可以来学吗？他说：当然！

于是我就向领导提出去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英语的请求，很快就批准了。秋天开学，我就全脱产去学英语了。

两位外教老师都来自加州，一位叫John, 32岁，身高近一米九（6’3” ）的白人大个子；另一位是美籍华人杨先生，34岁，身高一米六五左右的小个子。

杨先生出生在柬埔寨，在红色高棉屠杀华人的时候跟着家人逃出柬埔寨，几经周折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上的学，英语虽然还是有一点点华裔说英语的味道，但已经很地道了。John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看上去虽然高大但很斯文安宁。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中国每到一地都会去找教堂，周末他一定会去教堂做礼拜。

开学的前两天，我们见到了两位老师。那是在学院接待室，只记得见到John时他很尴尬，他穿的是休闲便装，很得体，与他随和的性格很配。不过穿的鞋却已经破了，大脚趾处有一个洞，脚趾有一半露在外面。他不好意思地把脚往后挪，但还是很难遮掩。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来中国是先到昆明教英文，教了一年转到长沙。他从美国就开始穿的鞋半年前就破了，他想买一双，但突然发现，昆明买不到他的48码的鞋。也难怪，我这43码的脚，在长沙也要碰机会才能买到鞋，而且几乎都没有选择，就一种型号。而且如果当时不买，过几天就没有了。可能又要等上半年一年才能碰上。家乡的老人说：“头大当官，脚大讨米”，看来John不但讨米，还得赤脚讨米。

John以为昆明比较偏僻，可能北京上海就可以买到他的鞋。等到放假，他去北京上海玩的时候，发现也没有他的鞋卖，只好继续穿着有洞的鞋旅行。来湖南经济干部管理学院之前，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学校帮他买双鞋。学校派人去商店买，长沙哪有他的鞋？只好向上级汇报，最后省里领导出面，请湖南制鞋厂为John专门制作48码的解放鞋的鞋模，然后做了两双鞋送给他。并且保留鞋模，一旦他需要，马上可以再制。

开学几天后，新鞋到了，John终于穿上了没有洞的新鞋。两只像船一样大的鞋穿在John脚上，配上一米九的个头，其实还是很合适的，他顿时显得自信多了。

培训主要放在提高口语与听力上。除了固定的听力练习，上课基本上就是讨论的方式，杨先生与John轮流上课。那时候，中国开放不久，大部分人都不太了解美国，但对美国很感兴趣。提问总爱说你们美国人怎么样，这样的提问让人不舒服。但学生们没有几个感觉到，另外就是从学生的问题中，他们感觉到很多人将美国人与美国白人划等号。于是同是从加州来的杨先生和John多次解释“什么是美国人？”。他们说，美国是移民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在美国的大街上，有像John那样的白人，也有像杨先生那样的亚裔，还有印度裔，墨西哥裔等等，但他们都是美国人，认为美国人只是美国白人的观念是不对的。虽然我从来没有问过关于美国人的问题，但我潜意识里确实认为美国人就指美国白人。后来我去过加州，知道他们所说是事实。

杨先生是华裔，所以他有时会告诉我们，作为移民对美国的感受。他说，移民对美国有四个阶段：蜜月期，迷茫期，反感期，适应期。刚来的时候，觉得美国什么都好，像是度蜜月。然后会发现一些问题，感到迷茫。越来越多的种族歧视，凶杀案，贫富不均，等等，对美国的印象变差，觉得美国不好。最后发现美国其实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同时存在，但总的来说是一个充满机会，可以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从而真正开始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国家。

杨先生这样说美国很独特，当年没有人这样说，非常新颖。后来虽然有人说过类似的话，但没有人像他那么精辟地，有条理地阐述。

有了新鞋，John自信心回归，于是显出他的本性，尤其是他幽默，开朗的天性自然流露。上课时常常开些小玩笑，甚至来点冷幽默。第一次上课，他在黑板上写上：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learned English? – 你学了多少年的英语了？

然后写同学的名字，让大家自报年头。XXX，2 years; XXX, 3 years, ……最后还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John， ？问大家：多少年？很多人说12年，少数说16年，因为他上学开始算，到高中毕业就是12年。大学如果读英语专业，那就是16年。他笑笑，然后慢悠悠地写上：32。就是说，他John是从娘肚子里一生出来就开始学英文了，而且天天都在学。我们都被他的幽默逗笑了。

John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每个周末都去长沙的教堂。对人很有礼貌，也很有耐心和那些好奇的路人打招呼。对于他为什么信基督教，也有同学问过。他回答说，年轻时他曾经什么也不信，我行我素，叛逆过。好像觉得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但内心很空虚，觉得心绪不宁，没有幸福感。直到后来接触了基督教，才感到精神充实，心有了归宿。

同学们喜欢问美国的情况，比如文化风俗，饮食习惯等。John 和杨先生讲过他们的生活，包括怎么上班，早餐吃什么，花多少钱；中餐吃什么，花多少钱；晚餐吃什么花多少钱。

我们从中国的报纸上看到美国到处有凶杀强奸，吸毒滥交等等。所以有些同学就喜欢问这方面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多吸毒的？为什么美国那么多未婚同居的？为什么那么多同性恋？等。John作为基督徒，是不赞同这些行为的。但他好像也不愿意公开批评，说那不对，只是说那是他们的选择。当时喜欢问这些问题的两个学生不太理解，总会问“为什么？”。John显然不想讨论这样的话题，但又不能说“你们不能问这样的问题？”，两个 “猎奇心”重的同学总纠缠这样的问题，搞得John很难受，又不便发作。那是我看见他最不高兴的时候。

除此之外，他还是很开朗的。上课时他常常突然悠悠地说："How  much would could check check ...... " ，好像自言自语，也好像问大家问题。等我们想听他在说什么时，他却又安静了。我们没有听懂，不知道他要干嘛。等到下一堂课的什么时候，他嘴里又含含糊糊地说着“would, could, check，check”，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感觉好像类似中国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样的拗口令，说出来好玩。班上没有一个人听懂了，但谁不敢问他。他似乎也不需要大家回答，有时候调皮地笑笑，从不解释，接着讲他的课。等到下次上课，冷不丁他又会突然“how much would could, check, check"一番，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

慢慢地这变成了他上课的一味调味剂，见有人精神不振，或者在下面说话，他就突然这么来一下，下面的人吓一跳，然后他坏坏地笑笑，也不批评，好像自娱自乐，活跃一下课堂秩序。一个学期过了大半了，大家也没搞明白他的”How much would could check check"是什么意思。

每次我听了都会想这是什么意思，但却总是找不到答案。有一天，我突然想: “How much  ......?”，这是不是一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没法定量的东西，并不是真的能算出来的。所以当他又“would could"的时候，我举手了。他有点诧异看我一眼，然后示意我可以说话。我就说：“It is countless"。他当时瞪大了眼睛，张着口，半天没有说话。然后笑着说：“You are right!"。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说“How much would could check check”了。我当时只是蒙对了，却让John以为我听懂了。

到美国来了很多年以后，我想起这件事，于是上网查询，才知道完整的句子是：“

How much wood could a wood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wood? "。

原来这是英语中的一句众所周知的拗口令。说是如果一只土拨鼠扔木头，它可以扔多少木头？哈哈，这就看它的心情了。一两根，十几根，上百根都有可能。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准确的答案的。

当时我听不懂，把"wood" 听成“would", 把“chuck" 听成“check"。所以就成了”How much would could check check”。

这个拗口令非常出名，如果在Google搜索这句话，可以得到八万多个搜索结果。对怎么答，有很多讨论。我那样答也可以算是一种正确答案。

一晃一个学期过去了，我们的培训结束了。大家觉得收获不小，英语听说能力都有很大进步，对美国社会了解更多。考试后，我们举行了一个聚会，杨先生与John都来参加。大家唱歌，聊天，很高兴，也感谢两位老师的别开生面的授课，让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他们很感动，同时鼓励我们以后坚持学英语。

（这是结业前夕全班同学照。前排左一是作者，中间前面穿风衣，戴眼镜的是杨先生。John没有来，忘记那天他为什么没有来了。有可能是去教堂了）

同学们将回到自己的单位，他们说会去香港一趟，然后学校安排他们暑假旅游，下期还会回来教新来的学生。

过了几天的周末，我在长沙五一路的湖南旅社交叉路口碰见John，我们聊了起来。记得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来中国这么久，有什么感受？”。他想了一下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像一面镜子，让我可以更好地了解美国”。我当时似懂非懂。

到了美国多年以后，我又想起来John的话，觉得美国也像一面镜子，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中国。

杨先生把他在美国的电话留给了我们，John留没有留不记得了。杨先生说如果我们到了美国可以给他打电话。杨先生后来给我寄过信，说当地的一名白人警察想了解中国，问我愿不愿意与他通信（那时候还没有email）？说这也是一个锻炼我英文的机会，还附上了那位警察的照片，和他写的想交中国朋友的短信。当时还在省政府工作，那敢和美国警察交朋友，也就没有回信。1991年我到Milwaukee 的 Marquette Univ. 读博士，抵达不久便给在加州的杨先生打电话。他当时刚结婚不久，正是他的蜜月期。他说我到美国，是我的对美国印象的“蜜月期”，将来肯定会有失望，鼓励我好好读书，客服困难，最后一定会适应美国。我后来的经历证明了杨先生说的留美四部曲是很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