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妈妈大部分时间在妇联工作,一天到晚在乡下跑,很少有时间回家,所以我从小就是跟继父长大的。 继父是一个很有个性,极富传奇色彩的人。他出生在湖南桃源县理公港乡,父亲姓杨,有十几亩田,是个小康人家。杨家爷爷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商姓哥哥,家境贫寒,以给人家打工为生,到了四十岁也没能成家。杨爷爷就分了几亩田给他,还把继父过继给他做儿子,继父也改姓商。杨爷爷原来想自己还年轻,以后还可以再生儿子。 可天有不测风云,生了继父以后,杨家奶奶再没有生儿子,生的全是女儿。于是杨家传宗接代出现了问题。没有多久,正在桃源师范读书的19岁的继父被叫回家,与一个农村姑娘迅速成亲,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姓了杨。很明显,两位爷爷采取了一个既不改变继父已经过继的事实,又得以解决杨家传宗接代的问题,就导演了这么一出隔代改姓的大戏。以为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却很快解体了。 继父是两家中唯一的男孩,倍受宠爱,在家是不用做家务事的。但却仍然不能高枕无忧地去读书,因为作为唯一的男孩,农忙的时候得回家帮助种田,书只能断断续续的读。到了1949年底,25岁的他师范还没有毕业,新政府正好需要人,他就参加工作了。 一个师范肄业生,即使在当年教育不发达的时候,也算不上知识分子,但他却长期在教育部门工作。先后当过师范学校校长,中学校长,县教育局长。虽然学历比那些大学毕业的老师们都低,但老师们都很敬重他,佩服他。因为他真正地尊重他们,创造条件支持他们的工作。 1972年还是文革时期,邓小平复出,开始抓瘫痪了几年的教育,学校又开始真正教知识了。可作为芷江中学的校长,他面临无人可用的难题。因为大学瘫痪几年了,没有新老师来。而老教师很多被整,不是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是右派,历史反革命等帽子,是所谓的“牛鬼蛇神”一类人,专政的对象,政治上是敌人,根本不能用。继父不管那么多,把这些学富五车的老教师们都请出来上课。这在当时没有人敢做。而且即使作为校长去请,有些老师也不敢出来教,怕讲错了将来又挨整。他对老师们说,有什么问题我负责,与你们无关。他知道这样做的政治风险,所以很低调,不开动员大会,不请领导讲话,而且尽可能地避免大动静。比如因为合格的英语老师奇缺,他请一个教会学校毕业,曾经给美国飞虎队做过翻译,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吴云老先生出来培训年轻老师。地点选在图书馆楼上,一个平常不开放的房 间里进行。 即便如此,压力也是巨大的。他并不在乎领导是不是喜欢,会不会影响仕途,只想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由于他的信任与支持,教师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在1972-1973年很抓了教学质量,学生们学到真正的知识。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考试时,当年芷江中学的在校生发挥出色,在整个怀化地区考得最好,创造了芷江县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 继父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他喜欢钻研,尤其是历史。他常常与老师们几小时,几小时的聊中国历史。家里墙上总挂一张中国历史朝代纪年表。我的很多历史知识就是从他茶余饭后,聊天的时候学来的。比如他说记历史事件有些窍门,像“搂一把,好吃糖”,意思就是公元618年是唐朝元年;而“一把揪死你”是指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他也喜欢数学,尤其是算术,特别擅长不设X,Y算术解题方法。常常与数学老师们探讨一些数学题的解法。从此之外,他喜欢种树,每年都要在学校新种些树。他做校长的那些年,学校绿树环绕,花木茂盛。校园就像花园一样。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请客送礼。当年不像现在,没有东西吃,社会上走关系开后 门的情况也少多了。加上“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知识一钱不值,校长也没有人来求。但一些礼尚往来还是有的。 大约是1975年的时候,他在芷江一中做校长。暑假的时候,教育局在一中举办了全校教师培训班。几百老师,一个月的时间,吃住都是一中承办的。培训结束了,局长说要摆一桌答谢一中的支持与帮助。但他说不需要,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而且警告说你如果真要摆,我是不会来的。 局长一来认为必须要答谢,而且也是局里过去的一惯做法;二来中国人一般都会客气地推辞,但最后还是会来的。所以培训结束第二天,教育局出钱请一中食堂大师傅炒了几个菜,在食堂餐厅里摆了一桌。请了继父,还有学校副校长和管后勤的主管。局长,副局长都来了,副校长等也到了。就他没有到,派人叫他,他不去。副校长去叫,也不去。最后局长亲自来请,他还是不去。妈妈看不过去了,说人家三番五次来请,别让人家难堪啊。但他就是不听,说:“我早就说过了,我是不会去的”。结果那顿饭,他真没有去吃,让局长很扫兴。他天天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很能容忍知识分子的一些毛病。比如一位柳姓女老师,原来是南京军区文工团,以小文艺兵的身份参加过朝鲜战争,专业非常好。教课很受学生欢迎,带的学校文宣队也是县里最高水平的。但就是有点娇气,下乡插队怕蚂蟥,穿着高筒靴子下田,还容易惊叫。很多老师看不惯她,来告状的人不少。但继父并不在意,一直放手让她干,她越发感激而努力工作,所带的文宣队水平很高,在芷江深受群众欢迎。 但如果你以为他这样与知识分子合得来,也像知识分子那样文文绉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总有几个小流氓来学校滋事。搞得师生们人心惶惶,报告给派出所,半天也不来人,等人家走了他们才来。所以这事让学校不得安宁。有点“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的味道。继父在一次学校大会上说:“我们一个几百人的学校,竟然被几个小流氓搞得鸡犬不宁,我们应该羞愧! 今天回家以后,大家每人去检两块小石头,装在口袋里。下次小流氓来,我喊打,大家一起向他们扔石头!”。后来小流氓来了,他真的一声令下,学生们的小石块打得几个小流氓抱头鼠窜,从此再也不敢来了。 妈妈说过他,你这种做法不好。但他问,那你说这么办?完了妈妈也说不出什么别的好办法。另一件让老师们肃然起敬的事情,是1978年他做县教育局长的时候,很多人反映县城里小学中,很多县领导的家人亲戚靠后门当上老师,但根本不能胜任。学校想进一些素质好的教师,却没有名额,教学质量没法保正,成了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发现确实如此,而这些人都是县领导的家人或亲戚,得罪不起。他上任后,搞了一个全县老师统一考试,按照成绩安排工作。成绩好的,才能在城里小学任教;成绩不好的,不管是谁,都不能在城里。结果一大批县头头们的亲戚必须到乡下小学去。于是乎,平常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我们家,被来说情的人踩破了门坎。他只好躲起来,尽量不见。万一被堵住了,就随你说,反正不松口。 我当时在北京上大学,暑假回家也得帮着说谎,以支开那些来说情的人,不胜其烦。但我很理解他,坚决支持他。我对他说:“爸爸,如果因为这件事让你丢了工作,我将来一定会挣钱养你一辈子”。最后县领导的亲戚们也只能下乡。只是作为妥协,他们被安排在离城近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他这一辈子没给人送过礼,连我们过生日也从来没有送过什么礼物。但他有两次给我送过东西。 1975年,我作为知青插队到乡下去。妈妈大包小包地给我准备行装,他拿了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本《成语小词典》给我,说这是你应该随身携带的,对你有好处。那年月没有人读书,也没有书可读,因为几乎所有的书都是禁书。而这两本小词典不是禁书,而且里面有很多有用的知识。在插队期间,我常常翻看,学到不少知识,充实了自己。后来我在公社中学,大队小学做代课老师,它们刚好派上了用场。 2000年,继父和妈妈来美国给我们带儿子。已经75岁高龄的继父什么也不带,就背了三本上海辞海出版社出版的大部头《辞海》送给我。妈妈劝他别带,说太重了。可他说这是好东西,在美国买不到,非得带来不可。这辞海比字典当然丰富多了,虽然有些政治痕迹,但内容不好。我碰到不懂的问题,就查查辞海,每次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继父今年已经87岁高龄了。每次回去,他就衰老一点。过去健步如飞的人,现在走路还得有人跟着,不然低血压的老毛病一来就可能头发晕,站立不稳而摔倒。但他脑子还是很清楚,仍然豁达开朗,仍然充满好奇心。每天除了打瞌睡以外,总戴一个老花镜查看东西,辞海啊,字典啊,摆满了桌子,脑子里总有一些他想要找到答案的问题。 受继父影响,我也喜欢买字典。现在家里有四本英汉字典,一本英英字典,两本汉英字典,还有化学化工词汇,汉英医学词汇,各种书法字帖,书法集萃,包括《钦定三希堂法帖》等。我现在也到了戴老花镜的年龄,每当查辞海时,就会想到继父。原来送给我的《新华字典》,《成语小词典》不知哪里去了,但我后面一直买,保证身边不缺。这三本辞海是他给我的原物,我会一辈子带在身边。 继父为人正直,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我。这是一种无形的礼物,让我受益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