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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维的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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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酸甜苦辣百味俱全,喜怒哀乐岁月蹉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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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洪闹僵了以后不久,我们很快就从小学毕业了,同时都进了当时芷江城唯一的 中学 - 芷江中学。虽然我比他大一岁,高一个年级,但那年正好赶上六年制小学改 为五年制小学,结果五年级与六年级一起毕业。我和晓洪都成了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他们五年级的组成三个班,我们六年级的人多,组成六个班。我们不在一个班,教 室也离得很远。 进了中学,因为我们都是芷江中学的子弟,所以放学以后与以前没有两样,还是那 几个小孩玩。同龄人中,住在学校的还有胡建,他比我们高一年级,大一两岁,但 我们玩得很好。既然我与晓洪关系不好了,就只好找胡建玩。 胡建家离我家很近,就几十米,我常常去他家串门。我们主要是下象棋和打仗。打 仗就是我们每人带一些比我们小的小孩,组成三支军队,就像三国。开打以后,先 躲起来,然后看见另外两军的谁一露头,就开枪。其实就是嘴上:“叭”的喊一声, 然后说:“你死了!”。这人就出局。也没有裁判,但大家都很自觉,几乎没有发生 过纠纷事件。谁的人最先被“消灭”,谁就输了。最后还有“幸存”的那支“队伍” 就赢了。 其实我和晓洪闹僵了不到半年,我们就不恨对方了,所以也都愿意在一起玩,只要 不是直接对话。打仗时“子弹”不长眼睛,玩多了,我和晓洪也免不了有被互相 “击毙”的经历。但那还不算说话。表面不说话的坚冰并没有被我们的“子弹”击 破。我们就这样尴尬地交往着。 当时胡建也知道我和晓洪有隔阂,但即帮不上忙,也没有努力去调和,只是乐意当 一个粘合剂,让我们在一起玩。不过我们是几乎一有时间就在一起,但都只与胡建 说话,不相互直接说话。 除了打仗,我们玩得最多的就是下象棋。因为我们不说话,所以我们都只能和胡建 下。胡建极聪明,我们都下不过他。当晓洪和胡建下,我就在边上看。当我与胡建 下,晓洪就在边上看。就这样我们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大家也都很适应。 慢慢地,观棋的时候我们也偶尔支上几招。因为胡建比我们都厉害,所以我们常常 相互帮忙,共同对付胡建。不过只限谈棋,不下棋的时候还是不说话。有一次,胡 建与晓洪正下着,突然家里有事喊他回去,他起身走的时候对我说:“你替我下一 会”。我以为他马上会回来,就答应了,替他下起来。结果他后来没有回来,我就 与晓洪一直下完那盘棋。从此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开始对弈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就这样过着,局面就这样僵持着,我们似乎也习惯了这 样的尴尬,或者说都没有勇气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我当时在19班,他在26班。教室离得很远,一般碰不到。所以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 的事。当年时兴搞鉴定,我是班长,各方面都做得不错,同学对我的评价很好。但 总要找几点缺点,常常不太容易找。有一年在鉴定时有同学说我“搞不团结”,理 由就是我与晓洪不说话。我矢口否认。作为班长,我不希望别人认为我搞不团结。 其实我和所有的同学关系都很好。因为没有人能证明我与晓洪不说话,这缺点就成 了无头案了,在评语里出现过一次就再也没有了。 四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总在一起玩,却没有说话。直到毕业,这个僵局还是没有 被打破。我当时认为,我们这辈子恐怕都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了。 高中毕业,我们都作为知青下放农村(北京叫做插队,或下乡)。当年是学株洲经验, 知青按照父母工作的战线(行业)下在一起,成立知青点,统一管理。我和晓洪同属 文教战线,下到水宽公社。 1975年3月11日,我们下到水宽的16名男生,22名男生。挤上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卡车, 来到了离城40多里的水宽公社。 公社安排我们先学习三天,听公社领导做介绍水宽的报告,请老贫农忆苦思甜。一 位老贫农一讲受苦就说60,61年很苦,公社干部打断他,要他讲1949年以前受地主 的苦。老贫农讲了几句干活很辛苦,却又说起东家对他们长工不错,农忙时还杀猪 给他们吃。最后公社干部只好叫他提前结束了。 开了两天会,第三天开始公布分配去向。有两方面的分配,一是户口落在哪个生产 队;二是去哪个知青点干活,是茶场还是林场?知青农忙到生产队干活,平时在知 青点干活。我担心与晓洪分在一起,那样会很尴尬。 上午先宣布知青点分配方案,我被分在茶场,晓洪在林场。我松了一口气,茶场与 林场相隔二十几里,不用天天见面。一个生产队最多接受两名知青,所以38个知青 会去20多个不同的生产队,我和晓洪被分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小。 下午要宣布生产队分配方案,然后我们去生产队见社员,并在那里住几天再去知青 点。吃了中饭过了两小时分配方案终于公布了,我与晓洪被分配在离公社最远的, 与怀化县接壤的拾旦大队水牛田生产队。 我一听到宣布就懵了,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而且怎么就这么巧呢?我们两个 要去同一个生产队?还得住在一起,但我们竟然不说话。胡建也不在,就是想和好 也没有人传话。怎么办? 分到水牛田大队一共六个知青。除了我和晓洪,还有姚江,史亚南,陈竹青,杨跃 明。公社要求我们一起去大队报到,然后再去各自的生产队。 下午4点左右,我们背上背包,拿起行李一起上路,沿着简易公路往拾旦走。拾旦离 公社20里,山多坡陡,出产木材。跃明的妈妈是公社干部,他常住水宽,对要去的 生产队也很熟悉,所以他在前面给我们带路。 早春的空气透着些寒气,非常清新。农田里的油菜正在开着黄色的华,沿着公路的 山谷蜿蜒形成一条黄色彩带。公路两旁的山坡上稀松地长了一些松树与杉树的小山, 以及荆棘茅草。太阳西斜挂在山头,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走在最右边,晓洪走在最左边,其他四个走在中间。我们边走边聊,气氛轻松。 但我知道,最多两小时,我们就会分手。到时候我和晓洪去一个生产队,可能还会 住在一起,可我们不说话! 那有多尴尬啊。 现在就和晓洪讲和?我们四年多都没有讲和,那么多机会,我都没有胆量说。现在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觉得更开不了口了。 路程将近一半了,他们几个在谈什么我根本听不进去。斜眼偷看晓洪,见他没有任 何变化,丝毫看不出来他有在到达拾旦之前要做点什么打算。 我手心在冒汗,有点透不过起来,觉得不能再等了。准备就在这里当着其他四位同 学的面,和晓洪和好。突然一个念头浮上脑海:万一他不接受怎么办?我又犹豫起 来。 又走了一阵,跃明说:“过了前面那个陡峭的山口,就进入拾旦了”。已经没有时 间了,管他结果会怎么样,我已经别无选择了。于是我麻起胆子,突然对聊得正欢 的同学大声说:“大家静一静,我有事要说”。大家停了下来,转过头惊诧地望着 我,晓洪也看了过来。 我说:“有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四年多了。你们都不知道,我和晓洪四年多没有说话 了。为了一件我都记不得了的小事吵架。晓洪,当年是我太冲动了,我向你道歉。 其实我早就不恨你了,几次想主动与你和好,可就是面子放不下来,开不了口”。 我停下来的时候,只有鞋子在碎石马路上走的沙沙声,空气好像凝固了。太阳的余 辉洒在马路上,我不敢看如何人,只盯着马路前方拉得很长背影。 我接着说:“我们马上就要去同一个生产队了,我们不说话怎么能在一起时候呢? 所以请你原谅我,让我们再做朋友吧!”。 我说完了,放下了四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重担,心里一下十分轻松。 谁都没有作声,气氛有点压抑。晓洪等了一会激动地说:“感谢你的勇气,能够说 出来。当年我也冲动,并不是你的错。我也早就不恨你了。我们不是一直在一起玩 吗?我没有勇气主动喊你,觉得你很高傲,我会自找没趣。谢谢你能主动来和好, 我们应该会是好朋友的” 令人窒息的空气开始松缓了。其他同学纷纷表示,过去根本不知道我们不说话,今 天听到后很吃惊。对我有勇气说出来,让他们感动。那一深刻,生怕晓洪不接受出 现尴尬,所以紧张得大气不敢出。终于见到最好的结果了,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大 家都是朋友了,以后有困难一定相互帮助。 随后我们爬过了最陡的山口,眼前山峦交叠,峡谷陡峭,奇松怪石随处可见。我们 进入了处于山区的拾旦大队地域,还有半小时就要到大队部了。我很庆幸,在进入 拾旦之前,我与晓洪和好了。 当天晚上我和晓洪一起去生产队见了社员。生产队果然把我们分在一起,去大队杨 副书记家搭伙住宿。 从此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我们一起回队春插,双抢,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 一起被抽到大队杂交水稻制种队,调到大队小学当老师。再一起复习参加高考,同 时考上大学。毕业后都在长沙工作过多年。 虽然和好了,但我们喜欢讨论“国家大事”的毛病还在,固执己见的性格也没有改, 所以我们有时还争论,还有互不相让的时候。不过我们成熟了,学会了控制。再怎 么争论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朋友关系。这才有后来虽然发生了误写“陈小红”信件 的事,让他很丢面子,但生气归生气,我们不会重蹈覆辙,再犯错误。 有这样一位朋友是人生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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