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芷江到桃源 1967年冬，文革初期的造反，串联，武斗已经过去，局面从动乱开始走向稳定。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军管小组进驻各单位，开始恢复失去的秩序。并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由军官干部，老干部，群众组织领袖（包括造反派）组成。芷江革命委员会当时决定恢复已经停课一年半的芷江中学教育，由原芷江一中，芷江二中合并成立芷江中学。原芷江师范校长的爸爸被重新起用，作为芷江中学筹备小组的副组长，参加芷江中学的建设工作。虽然我和他当时仍然还住在七里桥木油坡，但他天天进城上班，晚上再回来。 1968年1月，天寒地冻之时，爸爸妈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妈妈带我去爸爸老家桃源把大弟三毛接回来，同时妈妈回常德老家探亲。爸爸因为要筹备建校工作，走不开，不能一起走。三岁多的大弟三毛，一岁多的小弟四毛是1966年夏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被紧急请桃源乡下的奶奶接走的，以避免不可预测的风险。
文革前夕的全家福（摄于1966年夏，芷江木油坡）
1967年是文革中武斗最厉害的一年。黔阳地区（今怀化市）以有兵工厂的辰溪最为严重，毗邻的沅陵县也好不到哪里去。而这两个地方正是我们去常德桃源两地的必经之路，因为文革和武斗，从1966年秋，长途班车就已经停运。但最近听说长途班车要在春节前恢复，但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次回家乡是一次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甚至有一定的危险性。为什么当时他们要这么决定？我不知道。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因为社会大乱，大弟三毛，小弟四毛被奶奶接回桃源乡下老家，以避受到红卫兵的冲击。现在武斗停止了，毛主席说要安定，大部分单位都开始恢复生产，学校也要恢复上课，大弟弟已经五岁多了，乡下老家教育条件非常差，芷江县城的教育还是好多了，虽然中学关门了，但小学一直还是上课的。只是文革期间不教属于封资修的文化知识，但老师素质高，以后可能会恢复文化知识的教授。 对于妈妈来说这次是回家乡探亲，对于我来说是去爸爸妈妈老家，因为我出生在洪江，长在芷江，从来没有去过爸爸妈妈的老家。 芷江到桃源（常德更远一点）341公里，当时没有高速。坐班车需要三天，一天到辰溪，第二天到沅陵，第三天到桃源。但我们面对是公共交通瘫痪，没有班车的局面。爸爸妈妈先是通过熟人联系了湖南湘运公司的运粮的卡车，从芷江到辰溪我们坐上了一辆湘运的解放牌卡车。司机是一位三十出头的男士，温文尔雅，很干练的样子。驾驶室只有一个乘客座位，我当时十岁，比同龄人高一点，但仍然还是小孩，只好坐在妈妈的腿上。当年也没有人查，公安局都关门了。 一路上，阴沉沉的天。地上还有白雪，天气很冷。行驶途中，妈妈和司机聊天。妈妈说自己出来工作后，十九年没有回家了，而且两个孩子还在老家奶奶看着，需要接回来。司机很善解人意，表示理解。大约四个小时后，我们到了辰溪，谢过了司机，我们下了车。到了沅水边的码头，买了两张第二天去沅陵的船票，这也是因为没有班车的原因。船票还比较好买，原因是辰溪到沅陵不远，水运发达，船很多。 买好票后，我们在码头附近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码头，上了一条机动船。船不大，大概只有二十几个乘客，比一般的渡船大一些，后面有一个电动机带动水下螺旋浆做动力，是烧柴油的，机器就在船中间，声音很大，满船都是柴油味。 没有座位，只能很窄的船体木方当座位。这条船原来应该不是客船，是货船。应该是班车断了以后，人们只好走水路，他们才来做客运。条件差，乘客就少，所以我们能买到第二天的船票。 船走的很慢，天气仍然阴沉沉的，江面上看不清，船体四面透风，冷飕飕的。辰溪到沅陵只有68公里，而且是顺流而下，却走了大约七八小时，整整一天。 到了沅陵上岸，正巧沅陵汽车站离河边码头不远。妈妈带着我找了一家旅馆，放下东西，我们就去汽车站买去桃源的车票。当时班车已经定下恢复的日期，大概是三天以后。车站外面大幅红色标语：“祝贺沅陵车站班车全面恢复通车！”，还有彩带飘飘，一派节日气氛。 沅陵东接桃源常德，西北去吉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西南去安江（黔阳首府）。过去湘西，黔阳地区（现怀化市）没有铁路，所以沅陵是一个重要的公路交通枢纽。沅陵长途公交车系统瘫痪后，沅陵至常德，沅陵至吉首，沅陵至安江长途公交车交通全部都停摆。直接影响湘西，黔阳，常德三个地区的民生交通。间接影响扩大到长沙，邵阳，贵州。这次恢复通车不仅仅只有沅陵至桃源，沅陵至常德，还包括沅陵至吉首，沅陵至安江。总之当时沅陵恢复通车是湘西，黔阳，常德等地的大事件。 我们进了售票厅，到售票口一打听，说首发当天的车票早就卖完了，而且头一个星期的票，也就是春节前的票都没有了，最早只能买一个星期以后，就是春节以后的票了。我们不可能等过了春节再走，但苦于没有票。当年没有黄牛，就是买高价黄牛票也没有。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回去。 我们离开芷江的时候，爸爸预见到买车票不易的问题，他对妈妈说：“如果买不到车票，你可以经常回去看，看有没有人退票，你就从退票的人手中买。退票这事经常发生。“ 于是吃了晚饭，妈妈带我再去汽车站。我们站在那里，等了一会，没有见到要退票的人。不久，售票员下班了，售票窗口关了。妈妈觉得今天可能不会有人退票了，准备带我回旅馆。正要走的时候，急匆匆来了一位中年男士，往售票窗口走过去，发现已经关闭，很失望地转身。他慢慢地向外走，不时看看四周。妈妈注意到了他，他也注意到了妈妈。妈妈问：你是来买票，还是来退票？他说：我来退票。因为有事走不了，需要退票。 妈妈很高兴地说：我们要买票，如果你愿意，可以把票卖给我。他大喜过望，说可以。然后问：是去桃源的，你们要几张？我这里有两张。我当时离妈妈有点远，又是小孩，他以为妈妈就一个人。妈妈说：我们正好去桃源，刚好要两张票。指着我说，我和我儿子。 男士很高兴，说他不需要明天再跑一趟。于是妈妈买了他手里的两张票，而且是第一天首发车的票。 爸爸确实经验丰富，不是他的建议，我们不一定来等退票。这不，我们很轻松地解决了车票的大问题，将坐通车当天的首发车去桃源。 过了三天，通车第一天。早晨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来了很多人，应该都是按照上面要求组织来的。还有领导讲话，有点像是这条班车第一次开通的架势。我们登上了我们的班车-沅陵至常德，后面还有沅陵-吉首，沅陵至安江，一共大概有五六辆同时发车的班车，所有的车身都扎有大红花，彩带。 我们是首发车，后面还有多次发车。我不知道一天要发多少趟，估计当时一天至少发三趟车，因为一年半没有通车，积压了太多的滞留乘客需要疏导。 大概上午九点，领导在站前剪彩后，几辆首发班车鱼贯驶出，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徐徐驶离车站。我有几分激动，第一次被人夹道欢送，感觉不错。 沅陵至桃源大约300里，都是大山。三个小时后，车到达官庄，这里仍然是沅陵县，但路程大约过了一半，停了比较长的时间，让大家上厕所，然后再往前。又过了大约三小时，到达桃源县，我们下车。车的终点站是常德，一些去常德的乘客留在车上，继续他们的旅程。 奶奶家在桃源县理公港公社杨公桥大队，离县城还有大约100里。虽然有公路，但没有班车。我们在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坐班车到了漆家河（漆河镇），再转到理公港。最后步行三四公里到达杨公桥。当时好像是叔叔商中伦来接的我们，但不记得是在漆河镇还是在理公港。 到达奶奶家已经是腊月28，或者29了，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们见到了离开两年半的大弟三毛，小弟四毛。三毛当时六岁，四毛当时三岁。 二，商爷爷，杨奶奶 当时爷爷商伯田还健在，大概70岁。商爷爷的妈妈先与商爷爷的爸爸结婚，生了商爷爷。但商家太爷爷一直很穷，后来不知道是早逝还是别的原因，原来的商爷爷的妈妈带着商爷爷改嫁到了杨家，生了杨爷爷。所以商爷爷与杨爷爷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杨家比商家家境好很多，自己有些田。平常自己打理，农忙会请短工帮忙。商爷爷虽然到了杨家，但仍然姓商。杨太爷爷过世早，家业由杨爷爷继承。商爷爷开始帮杨爷爷打理，但财产还是杨家的。商爷爷因为穷，一直娶不起老婆，人到40也没有结婚，已经准备打一辈子光棍了。但商家就无后了，于是与还年轻的杨爷爷商量，把杨家的大儿子，就是爸爸过继给他做儿子，改姓商。想的就是杨奶奶还可以生儿子，这样商家有人继承香火，杨家也会有后人。 所以，本来姓杨的爸爸改姓了商，也称商爷爷为爸爸。 因为商爷爷本来就住杨家，所以其实爸爸仍然还是住在自己家，除了称呼，基本没有变化。 毕竟是兄弟，杨爷爷后来给了商爷爷几亩田，让他自己独立生活。有了田地，商爷爷经济条件改善了，也娶了老婆，后来有了自己的儿子，就是商中伦。虽然商家有后了，但杨爷爷没有把爸爸改回杨姓。一是不能违背自己的承诺；二是自己还年轻，还可以生儿子。但人算不如天算，杨奶奶后来竟然再没有生过儿子。 于是，杨家面临无后的局面。后来商爷爷与杨爷爷商量，瞒着正在桃源师范上学的爸爸订了一门亲事，把他骗回来，威逼利诱让不到20岁的爸爸与从未蒙面的姑娘结了婚。后来生下了哥哥，马上取名为杨姓，解决了这件大事。但对爸爸来说，这种婚姻是一种折磨。50年代初就离婚了，杨家自然留下了哥哥（这就是结婚的目的）。下面还有一个姐姐，则跟了前妻。 杨爷爷也早逝，杨奶奶当时大概63，64岁，住在自己房子里，与商家相邻。爸爸有三个妹妹，两个已经出嫁。当时与奶奶一起住的只有最小的姑姑 – 杨淑媛，23，24岁，在当地学校做教师。小姑是爸爸妹妹中长得最漂亮的，当时还待嫁闺中。 杨公桥位于山区，交通闭塞，信息不通，经济落后。 举两个例子就知道了。1911年辛亥革命后，全中国都禁止留长辫，裹小脚了，但杨公桥的人，包括理公港的人都不知道。于是辫子还留着，脚也继续裹。奶奶当时大概4，5岁，刚开始裹脚。如果信息灵通一点，停止裹脚，她就会是正常人的脚。好像至少过了三年他们那里的人才知道可以不裹小脚，这才让奶奶停止裹小脚了。后来奶奶的脚就变成了比小脚大，比正常脚小，而且是那种前面尖尖的脚，根本买不到她的鞋，一辈子只能穿自己做的布鞋。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到了以后，发现那里的人很少见过自行车，他们把自行车看成很奇怪的东西，叫它为“洋马马”。一有人骑自行车，就有很多人围观。可能因为自行车很贵，也很难买到。而且大山区农村自行车确实没有用。但“洋马马”这样的名字非常有意思，让人联想到清朝末年中国人对洋货的称呼。 商爷爷仍然不富裕，过年前买了一个猪头，切开后，放入一口大锅煮。然后把几十斤萝卜切成一寸见方的块，放进锅里与猪头一起煮。每天舀一大碗，加热了吃。这一锅猪头萝卜他们要吃十几天，甚至一个月的。这是他们能吃到的最好的美味了，而且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当地人大部分都这样，过年期间基本就是猪头肉煮萝卜。 我们虽然在城里，有计划肉，每人每月一斤猪肉，吃肉也是很稀罕的事。猪头炖萝卜虽然不算高档荤菜，但我从来没有吃过，因为政府供应点没有猪头卖，要买一斤肉票也肯定买不了。 爸爸有时寄钱给商爷爷和杨奶奶，但不是很多。杨奶奶因为有姑姑们接济，小姑姑有工资，所以生活要好一些。过年可以买些猪肉，鱼，鸡，等回家吃。 他们家门口有一条小溪，上面有一个木桥，木桥上面有房顶，像芷江那边的风雨桥，只是非常小。这桥就叫杨公桥，应该是一位姓杨的老公公出资修建的。 
杨公桥 （摄于2017年4月，我第二次回杨公桥） 周围没有任何商店，也没有任何娱乐场所，我每天都来这桥上。北风凌厉，天灰蒙蒙的，桥下面的水也结冰了。有一天我在桥上遇见一个小男孩，我们俩都好奇地看着对方，却生生的。好一阵我们才开始对话，他问我哪里来的，多大了？结果他和我一样大，都是十岁，但比我矮一截。他就是邻居家的孩子，我们不熟，也没有什么话可聊。后来几天就没有再见到他。 杨爷爷家土改时被定为中农，其实他有十几亩田，算比较多的，后来给了几亩给商爷爷。他没有请长工，农活不忙就自己干，农忙才请人，也都是短工。当地人这样的人很多，也都比较善良。土改时，杨公桥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大多是中农，包括杨爷爷。要在别的地方，杨爷爷的田已经够富农了，那就是专政对象了。山区的人不一定大方（因为很穷），但比较善良。人家没有得罪我，我干嘛把人家划为富农？
奶奶第二天就带我们去看祖坟。离家大概就三四十米，她介绍说这个位置是找风水先生看过的，非常好的地方，前面几里外的有山，说那几个山峰象征着什么，可以保佑后代有不错的前途。当时很小，懵懵懂懂的，听了以后没有什么联想。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写到这里，我脑海里突然冒出《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中的歌词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从芷江到桃源, 一路上困难重重，但我们仍然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处境里，遇到好人好运，顺利来到桃源老家，是不是祖先在天有灵，在一路保佑着我们？ 奶奶指着一片山对我们说，这个原来是我们杨家的。又指着一片田说，这些田原来也是我们家的。还好杨家是中农，还是算劳动人民。如果是富农或地主，被人举报，这就是活脱脱的记变天帐，想反攻倒算。不过那里的人，愚昧是愚昧，但没有害人之心，即使听见了，也绝对不会有人举报的。 因为无处可以玩，中伦叔叔听说有很多人坐车去牛车河玩，为了让我有点“娱乐活动"，就带着我爬上了一辆解放碑的敞篷卡车。车上人挤人，反正是大冬天，正好相互挡风了。杨公桥到牛车河都是大山，45里远，公路很简易，路面都不怎么平整。路边是悬崖峭壁，掉下去绝对不可能生还。 腊月底的冬天，寒风刺骨，即使人多，站在敞篷车上仍然冷嗖嗖的，一路上吹的很不好受。牛车河是一个公社所在地，是桃源与沅陵的交界处，非常偏僻，没有班车，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回来后记得的只有大山，光秃秃的大山，稀稀拉拉几棵小树，岩缝里的几束枯死的茅草，还有一些没有化的残雪，和偶尔见到的山上木屋。 大年三十，商爷爷，商中伦，杨奶奶，小姑，三毛，四毛，妈妈和我一起吃年夜饭。就是从大锅里舀出几大碗猪头炖萝卜（萝卜比肉多得多），加加热，放上桌。另外好像有一个鸡肉菜，有一碗腊肉，还有豆腐，还有一些蔬菜。这在当时就是最丰盛的食物了，也是我们出门后最好的一顿饭。 当时那里没有通电，吃完饭无处可去，大家便围着一个柴火坑聊天。火坑里烧着火，还比较暖和。室内其他地方，除了没有风，与室外温度差不多。可能还只有九，十点，我们就上床睡了。 大年初一凌晨3，4点，天还漆黑一团，商中伦叔叔爬起来，披上棉袄，到室外燃放鞭炮。因为太冷，我们都没有起来看。不久，远处传来其他家燃放鞭炮的声音，此起彼伏，杨公桥的新年来到了。 大年初三，我，妈妈，带着三毛离开爷爷奶奶家，踏上去常德的路。那是妈妈的老家，她1949年离开，已经有19年没有回去过了。而对于我和三毛，则是第一次去外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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