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站:常德市 1969年大年初三,我们从漆河镇坐班车到了常德市,住进了妈妈的一个远房堂妹罗峥嵘的家。我是头一次出远门,常德是当年我见过的最大的城市。 峥嵘姨妈在常德职工医院做化验员,她先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我们那次好像没有见到她的先生。 峥嵘这个名字我猜是文革时她改的,因为我好像在妈妈与她的书信里用过“珍荣”这个名字。峥嵘这个词文革时期用得很多,但作为名字还是过于硬邦邦了。 峥嵘姨比妈妈小一些,长相一般,性格也比较急躁,结婚比较晚。先生是二婚,带过来一个女儿,当时大约十四五岁。峥嵘自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与这个继女关系紧张。经常看见她数落继女的不是,继女也是总是闷声不响,没有和我说过话。整个家庭气氛很压抑。 峥嵘姨住的是职工医院的宿舍楼,房子在一楼。不过当年的楼房一般就两层楼,不像现在动究十几层。有两室一厅,那个时期算比较宽敞的了。这个继女姐姐每天早晨起来就是生煤炉子,用的是煤球,烧起来一股刺鼻的硫磺味道。我第一次见煤炉,因为芷江都是烧柴灶,烤火是烧木炭。但常德没有柴,只能烧煤。煤炉生好后,上面放上一个水壶烧水,一是烧开水喝,二来是给房子加热一下,不然室内温度就与室外一样了。那时时正月初,外面早晨都结冰的。 妈妈家在常德市亲戚很多,除了这个远房阿姨以外,还有妈妈自己的外甥女儿。妈妈排行老幺(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其中大姨妈的生了九个孩子,前八个都是女儿,最小的是儿子,叫九九。大姨妈的大女儿(我叫大姐)只比妈妈小两岁,与妈妈上小学时是同班同学。我到了常德,辈份很高。与我同龄的都叫妈妈为“表外婆”,叫我“表叔”,“表舅”的。好在当年没有长辈要给晚辈红包之说,不然我真不知怎么办。 我们去看了大姐。大姐当年应该是37岁(妈妈39),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工厂的职工房子里。大姐夫比大姐大十几岁,当时已经50多了。大姐年轻时温柔漂亮,但性格软弱。大姐夫是原是国民党的老兵,后来好像被俘成了解放军。退伍后在工厂当工人,性格很不好,脾气大,喜欢骂人。他当时看上了大姐,但他没有文化,脾气又差,得罪很多人,大姐当然不同意。他就死缠不放,胆子大,一个兵蛮子。亲戚都反对,大姐也不喜欢,但大姐性格不坚强,软弱,怕事,觉得摆脱不了,就违心地同意了。 我们去的时候,大姐显得温文尔雅,大姐夫不时骂骂咧咧,当然不是骂我们,是骂社会,骂别人。有的骂得对,有的骂得不对。但就是这种性格,只要不顺心就骂。苦了大姐,一辈子没有过个安生日子。 还见到了三姐。三姐当年大概28,29,是表姐中最漂亮,最活泼,混得最好的。她当时在学校当老师,嫁给了一个青年才子,大学毕业,身高一米八十几,在县政府工作。三姐刚生了一个女儿黄杰,还不到两个月。她家应该是妈妈亲戚中经济条件最好的,没有住她家很可能就是考虑到她刚生孩子,自己还要人照顾。 在常德的日子里,有三件事我记忆犹新。 第一件,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街道两边有卖茶水的。有点红红的,应该是红茶水。红茶颜色深,一点红茶就显出很深的颜色。我其实也不怎么喝,但我想知道茶水的价格,就走到一个茶水摊,问一位中年女摊主:“茶水怎么卖?”。她就问:“你要‘茹/热’的,还是冷的?”。常德人说热的时候,发的音是介于热与茹之间,或者念出热马上滑向茹。我猜到了是“热“的意思,但芷江话说热是是”赖“。我就回答:”我要赖的“。 结果我们俩就在那里“赖“和”热/茹“来回倒腾好久,直到我妥协,回答”我要热/茹的“,才终止了这个死循环。 第二件,忘记了是谁,或许想让我有点“娱乐活动”,带我去了一个很偏僻的茶馆。进去以后,看到了一屋子人,都围坐在桌子边,一个人面前一个茶杯,里面有茶水。我们进去了,也要了茶。伙计给我们一人一个茶杯,用一个小勺子从一个茶罐里舀一勺茶叶放入茶杯,好像是五分钱一位。另外一个伙计过来用长嘴茶壶将很热的水倒入茶杯,这位带我来的大人告诉我,加水不要钱,但加茶叶或换茶叶需要再加钱。时间不限,可以从一开门坐到关门。 房子里几乎都是中老年人,老年人居多。有人抽烟,有人下象棋,有人聊天。老人闲来无事,茶馆是一个见朋友,聊天,打发时光的好地方。而且花费很低,泡一天也就五分钱。 满屋的烟和水雾,人都看不太清。旁边坐有一个瞎子老人,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老人拉二胡,女孩唱歌,前面有一个盘子,里面有些零钱。不记得女孩唱什么歌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这是在卖唱。那可是文革期间,卖唱这种封资修的形式早就绝迹了,即使茶馆也都绝迹了。可在常德这个地方,不但有茶馆存在,还有人在茶馆里卖唱,竟然没有人管,想起来都很神奇。如果不让卖唱,这爷孙俩怎么生活?大家应该是睁只眼闭只眼,给人一条活路。 第三件,是在一家餐馆里。有两个中年顾客坐在邻桌,点了一桌子的荤菜,还喝酒。当年很穷,点这么多菜,肯定吃不完,显得非常浪费,大家都看他们。不久他们与周围的人聊起来,说他们是贵州来常德出差的。当问起贵州怎么样?他们直叹气,说贵州很差,什么也没有。说你们湖南餐馆还可以买到荤菜,贵州你有钱也没有地方买肉吃,餐馆也没有肉,只有素菜。这是他们来湖南敞开肚子吃肉的原因。 我这才想起,我们来的路上,看见很多挂着贵州车牌的拖挂大卡车,就是卡车后面在拖一个包的严严实实的大车厢(有点像现在的集装箱,但没有那么大)。当时这种车很少,但是在沅陵至常德的路上,很多这样的车。车太大,太重,一上坡就非常慢,引擎轰轰轰地好像时刻都要趴窝的样子。到了常德,我发现他们都去了附近的常德肉联厂,原来是贵州来常德拉冻猪肉的。每天都有至少十几辆贵州大卡车进出常德肉联厂。 想不到贵州比我们还穷。不过芷江的猪肉就够芷江吃,常德不愧是鱼米之乡,可以向外省提供猪肉。不过常德的老百姓也是只能凭肉票买肉,情况并不比芷江好。 第二站:长茅岭发旺桥 妈妈的老家不在常德城,而是在常德长茅岭公社发旺桥大队。在常德住了大约两三天后,我们去了长茅岭。应该是坐班车去的,可是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 忘记了谁来长茅岭接我们的,可能是瞎子哥,或者毛弟哥,都是我的表哥。从长茅岭到发旺桥没有班车,当时可能也没有公路,我们只好走路去。三毛坐进了一只箩筐,被表哥担着。我和妈妈则自己走。 长茅岭一带是丘陵地区,大部分地方是水田,偶尔有点土坡地。没有矿产,交通不便,也远离洞庭湖。听名字就知道:长茅草的山岭。 当时白天气温已经高于0度很多,雪都化了,路上很泥泞。我按照芷江乡下走路的经验,下雨以后,走路要踩哪些凸起的地方,因为凸起的地方下面是石头,这样就可以避开泥水。但到了常德乡下,土路上凸起的地方下面绝对没有石头,只是更多的稀泥堆起来的,一脚踩上去,反而陷进了泥里,有时候鞋子都被泥埋没了。吃了很多次亏后,才知道要避开凸起的地方,泥反而少,只是仍然很滑。我们是一步一滑,鞋子,裤子上都是泥。大约20里的路,我们走了至少三个小时。 到了发旺桥,我们住进了二舅家。见到了外婆,二舅,很多表哥,表姐。 妈妈是兄妹中最小,外婆40岁才生的她,妈妈到28岁才生我,所以亲戚中凡是与我同龄的几乎都比我小一辈。 只有二舅家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小我一个月,一个小我大约三岁。 十一岁的我被同龄人甚至大我很多的人喊叔叔,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外婆已经八十了,行动更为不便,走路需要人扶,但头脑还是很清楚。 她一辈子行善积德,胆小怕事。 当年对生父很同情,要妈妈对他好一点。 妈妈曾经提到,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是外婆给了她的精神支援。 外婆没有文化,也不懂政治,但非常善良,意志坚强,给予的支持无非就是让妈妈看开一点,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明什么事情都可以挺过去的。 如果当年没有我,没有外婆的开导,妈妈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过去的包办婚姻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 妈妈解放前很小的时候被外公安排与同村的谢家二儿子包办婚姻,他家是为了躲日本轰炸,从常德城里搬到乡下的。外公觉得他们有文化,有见识,于是就想与他们接近。把妈妈许配给谢家就是他做的讨好谢家的事。但谢家儿子因为家里有钱,不思进取,不好好读书。开始时私塾,妈妈总是考第一名,他却总是倒数,最后干脆辍学不读了。后来妈妈去了新学堂,越读越好。初中毕业,妈妈已经是当地学历最高的女孩了,外公坚决不支持她再读下去了。她于是就去考了桃源师范,不要钱还管饭,外公无赖,只好让她去了。 妈妈毕业时,刚好解放了,政府支持解除包办婚姻。于是妈妈坚决退了这门她非常不满意的包办婚姻。但从此被对方记恨,后来遭对方陷害报复。 谢家几兄妹虽然读书不行,但很会专营,分别混到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和县里领导。成为长毛岭一带最有权势的家族。 外公因为会武术,又喜欢参与调停乡里纠纷,既然是调停,总不会双方都满意,所以得罪了一些人。加上他自己开了一个犁头加工作坊,和油料加工作坊,家境比较好。人家就说,你这样的人是剥削阶级,共产党来了会被枪毙,外公吓得上吊自杀了。但后来其实只被划为中农,并不是地主富农。他们诬陷外公是坏分子,畏罪自杀。大舅在读书时因为集体参加三青团,只是普通成员,他们却诬陷说大舅时三青团支队长,历史反革命。 妈妈1950年桃源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因为有文化,能干,吃得苦,深得领导们的欣赏。先去长沙在省妇联工,50年代初,妈妈还被选入湖南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后来她的直接领导王力阿姨调到黔阳地区妇联(今天的怀化市)做妇联主任,指名要她一起去。 领导知道她的家庭情况,但很看重她的才能,不但不嫌弃,而且很重用。王力和其他领导想提拔她,多次派人去常德老家外调,想帮助解决外公和大舅被冤枉的历史。但谢家在妈妈老家一手遮天,坚决不改,每次外调都无功而返。 妈妈后来嫁给我生父曹仲先,生父后来被错划为右派,饿死在农场。妈妈在失去丈夫的同时,生父的右派帽子也成了压在妈妈身上的一个新的政治包袱。 于是妈妈的入党提干变得更加困难,看不到一点希望。但她却是县妇联的主要骨干,能说,能写,能干,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她是县妇联主任,其实她只是普通干部。因为写东西快,还经常给县领导写发言稿,有时候就是明天要,今天才告知,她只好通宵不睡写稿。 因为受到外公,大舅的历史问题牵连,两个舅舅,两个姨妈家的孩子除了大姨妈家的二姐,三姐,大多都无法得到上大学,招工的机会,都在农村务农,家里都非常贫困。 大姨妈因为大姨夫去世,没有劳动力种田,没有饭吃,自己吃观音土,结果拉不出屎来,最后被活活憋死了。 二姨妈也因为生活很艰难,忧虑压抑,无钱看病,得了青光眼也不知道,最后恶化,50岁不到就双目失明。 虽然妈妈也是受害者,但妈妈仍然深感内疚,认为是自己的退婚造成了人家的疯狂报复,牵连到了亲戚,觉得对不起他们。 妈妈最早在省妇联工作,工资级别定得比较高,虽然后来没有被提拔而没再涨过工资,但每月也有60多元,在芷江县当年职业女性中是第二高的工资。 爸爸是湘西军政大学毕业,资格更老,50年代就是正科级,工资比妈妈高,达到80多元。我们家的总收入在芷江是很高的。但他们的亲戚都在农村,都很困难。爸爸妈妈每年都要往各自的老家亲戚寄很多钱,尤其是治病。比如,我大姑父治腿很多年,包括手术,都是爸爸寄钱,前后上千元。外婆老年不论是在芷江与我们一起,还是后来回老家住在二舅家,都是妈妈负责赡养费。外婆回到老家,妈妈每月都寄钱给二舅资助他照顾外婆。有妈妈觉得有义务帮助经济有困难的亲戚们。所以我们家一直没能存下钱来。 这次回家乡,妈妈多次向前来见她的亲友表示歉意,说是她给他们带来了苦难。 但亲戚们都很理解,纷纷表示这不是她的错,还感谢她多年的关心与支持。 虽然过了二十年才回老家,妈妈回家很低调,除了前来相见的亲戚以外,她没有去见任何别人,也没有请任何人来,完全没有任何衣锦还乡的气氛。 当时我小,什么也不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妈妈应该是顾虑到谢家人。 他们当时正是大红大紫的时候,不可得罪的地头蛇,长毛岭,发旺桥都是他们的地盘。 回家只能小心翼翼,任何高调都可能会被他们误解而招致新的打击报复。 外公,大舅,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他们反革命的帽子仍然存在妈妈的档案里。所以即使妈妈二十年没有回家了,回来连客也不敢请,只有低调的家人亲戚团聚。 穷且规矩多
常德地处洞庭湖畔,算是鱼米之乡,在湖南是比较富裕的地方。 但妈妈老家离洞庭湖很远,不富裕,当然比爸爸桃源老家要富一点。但乡下人却很讲面子,规矩很多。 比如来了贵客,谁坐上席,谁坐下席,都有严格规定。 桌上必须要有八个或十个菜,其中多少荤菜,多少小菜都有规定。 但很多人家穷负担不起,就有一些折中的做法。 比如,油炸全鱼一般放上桌是做样子的,如果主人不去动,客人也就心照不宣不动它。 过年人客很多,常常天天有人来。 每次回锅炸一下再放上桌,凑一个荤菜,可以减轻主人的负担。 我当年才十一岁,又是在规矩少的芷江长大,加上我们家很少请客赴宴,根本不知道这么多规矩。 一天大舅的儿子毛第哥请我们吃饭,席间我见其他菜都吃过了,只有油炸鱼还没有人动,便把筷子伸过去要吃油炸鱼。 妈妈连忙用筷子拦住我。 我不明白妈妈的意思,就再把筷子伸过去,妈妈又拦住,用眼睛瞪我。 但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还想伸筷子过去。 这时毛第哥主动伸筷子把鱼搅烂了,自己夹了一块说:“大家吃,别客气! ”。 后来妈妈对我好一阵批评,过了很多年都会提及,作为我不懂规矩,不讲礼貌的例子。爸爸倒是挺理解的,说那些规矩都是没有道理的,放在桌子上的菜不就是吃的吗?不吃干嘛放上桌?这可能是他极少去别人家吃饭的原因之一。 妈妈是几兄妹中受教育最高的,也是家族中唯一一个做了国家干部的,在亲戚中享有很高的信誉。 回去以后,她总在调停亲戚之间的纠纷矛盾。 告诉大家一定要相互原谅,以大局为重。 大家都很尊重妈妈,也很听她的。 常德乡下与芷江不同,只有农田和丘陵,没有山。丘陵上种的是茶油树,所以没有柴烧,只能烧稻草和树叶和干松针。灶下面肚子很大,一把稻草包上树叶和松针,扎成把,塞入灶肚子里。烟大,还得不停地加。烧火得专门有一个人负责,比起芷江烧柴来显得太不方便了。我还与表妹惠群以及其他小孩一起去丘陵去薅松针和茶树叶,体会了一把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树林里经常有人来薅,地上根本没有什么留下,要两三个小时才能薅到足够的树叶与松针。后来惠群到芷江生活过几年,我们一起去薅过松针。因为芷江人基本没有人薅松针,松树林地上一层厚厚的松针,她半个小时就好了,我大概一个小时也好了。比在常德快多了。 常德人喜欢喝擂茶。一个擂钵,里面放茶叶,生姜,炒香了的芝麻,花生,等碾碎,用开水冲泡。当年生活艰苦,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冲泡擂茶。而像二舅家这样家境贫寒的人家买不起茶叶,就用茶叶果代替。 当时二舅门口下面不远处有一块种荸荠的田挖了荸荠,很多小孩就冒着正月的低温,赤脚在水田里踩,找出没有被挖走的荸荠。虽然当时没有到冰点,但气温也是十度以下,非常冷。很多孩子都下田找荸荠,因为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尤其是零食水果。 我们在二舅家住了大约三四天,就去了二姨妈家。二姨妈家也在乡下,她大概五十多岁,患青光眼已经失明,同时还有严重的哮喘。二姨夫也有哮喘。我们去了以后,二姨妈因为看不见,就用手摸我和三毛,让我很感动。她儿子大喜哥当时三十出头,是木匠,在洞庭制药厂做临时工,算是比当农民好一点的工作了。 晚上,二姨与二姨夫哮喘的声音一直不停,他们根本无法好好睡觉。 告别二姨,我们回到常德,在峥嵘姨家住了两天便启程回芷江。峥嵘姨专门做了常德的凉拌鸡,就是白切鸡,给我们带在路上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白切鸡。 长途公交已经全面恢复正常了,买票不再是问题。考虑到我们在芷江食用油太少,所以亲戚送了我们一些茶油,因为常德除了产大米,就是产茶油。但他们没有多少多余的油,我们也无法带太多,最后只就带了几斤回来。 一路顺利。大约在元宵节左右,我们回到了芷江,爸爸在芷江车站接我们。 后记 1979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对过去的一切冤假错案全部纠正,外公,大舅,生父的问题全部平反。谢家终于无法一手遮天,妈妈在50岁的时候被提拔为芷江劳动局副局长,直至退休。
注 这是两个月前《难忘的故乡行》的续集。没有看过上集的,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阅读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NTY1Nj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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