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莉发来微信:“乐维好,二姨妈走了,2021年11月14日下午7点25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她说的二姨妈是我的二表姐冯里英,我大姨妈的女儿。方莉的妈妈是我的六表姐,但因为她比我小不到10岁,读中学时就从常德来芷江读书,叫我的名字叫惯了。
我妈妈有五兄妹,大姨妈最大,她最小。常德把最小的叫幺,她的同辈叫她幺妹,小一辈的叫幺姨,或幺姑,小两辈的则叫幺外婆,幺奶奶。 大姨妈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四男五女,两个男孩夭折了,二男五女活下来了。于是光大姨家,我就有五个表姐,两个表哥。还有二姨妈家,大舅二舅家的表哥表姐,虽然都没有大姨妈家的多,但加起来也不少。总之,回常德老家表姐,表哥,表姐的孩子,表哥的孩子,总会把我搞糊涂。而我的辈分又大,叫错了还很不好意思。 我妈妈小时候被外公定了娃娃亲,但男方不愿意读书,早早辍学,而妈妈喜欢读书,而且读的很好,一直读到师范学校。两人显然没有共同语言,刚好到了50年代初,妈妈要求解除包办婚姻。这下得罪了对方,他们仗着几兄妹把持着妈妈家乡从大队到公社的领导大权,想加害妈妈。但妈妈已经出来工作了,而且到了黔阳地区(今怀化市),他们不能直接加害,就采取陷害外公,大舅,和二舅的阴招,把他们打成坏分子,反革命。不但让妈妈一辈子无法升迁,也让亲戚们受到牵连,绝大多熟都没法有招工机会,而只能留在农村。妈妈对此一直有歉疚之心,曾经多次向亲戚们表达过歉意,但他们都宽慰妈妈,说不是她的错。 十岁时我跟妈妈去过常德一次,见过三姐冯里玉,印象深刻。三姐是兄妹中最漂亮的,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是全家人的骄傲。她嫁给了一个姓黄的青年人,国家干部,长得很高很帅。大家都觉得是非常般配的一对。我去的时候,她刚刚生了一个女孩,取名黄杰。后来黄杰读中学时,因为身材高,进了排球队,打得也不错,还被选送到省体校培训。我曾经专门去身体校看过她打球。 其他表兄妹也可能见过,但记不清了。 大姨夫因为肺病,1952年去世,死的时候才43岁。大姨因为孩子多,突然失去丈夫,一大堆孩子,家中没有男劳力,无法种好地。种出来的粮食交公粮都不够,没有吃得,还欠了政府粮食。心里焦急,加上吃一种观音土(粘土),据说可以充饥,但很难拉出来,便秘严重。如果有钱,送医院可以治疗。但没有钱,去不了医院,后来活生生地被憋死了。据说死前疼得惨叫,声音之大,让人心碎。就这样大姨1954年饿死了,才40多,生后丢下七个孩子,最大的大姐22岁,最小的九九大约才4,5岁。 大姐只比妈妈小两岁。小时候曾经与妈妈一起上学,算是同学。大姐心地善良,比较软弱。碰上一个国民党当兵的,看上了大姐。大姐不喜欢他,没有文化,又很横蛮。但他死缠不放,大姐被纠缠不过,最后被迫嫁给了。我85年去常德时看望三姐和大姐,也见了这个大姐夫,当时他60多了,仍然脾气火爆,总是骂骂咧咧,对谁都不满。他们有一个独生儿子,二十多岁时,一次买肉时与屠夫产生口角,屠夫拿骨头砸向他,结果打伤了一只眼睛。本来他的另外一只眼睛就有问题,结果砸伤的是那一只好眼睛,结果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治疗后有了微弱的视力,算是半盲。屠夫没有什么钱,后来赔了一点钱,但不多。大姐命苦,一辈子没有开心过,儿子成为残疾,让她更加心情压抑,身体不好,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据方莉说,大姐的儿子因为被打伤了眼睛,也一直抑郁,前几年也去世了,算起来大概才50岁左右。 二姐冯里英,比妈妈小五六岁。从小喜欢读书,但家里贫穷,供不起她上学。还早早给她订了娃娃亲。不过男方后来参军,还写信鼓励她读书,这让二姐非常高兴,重新激起了读书的欲望。本来因为父母双亡,经济困难,放弃了读书的二姐,又开始上学,而且学得很好。读了完小,上了初中,成绩一直很好。后来又考上了高中,这是1958年,男方转业回来,要求与她结婚。但她当时觉得学业重要,不同意结婚。一年以后,男的与别人结婚了,就这样阴差阳错两人没有走到一起。 二姐于1960年考上湖南农学院,成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这时她已经25岁了,算是大龄学生了。刚入学两个月,学校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搞什么支援农业第一线运动,让200多农学院的大学生下到农村去,也不讲是不是还可以回来继续读,什么时候回来,变相取消了这些学生的学籍。下农村的都是家庭有点政治问题的,更不可能回来。二姐因为外公,舅舅们的问题,而被下到常德老家长茅岭公社餐馆做会计。眼看大学梦就破灭了,1961年陈毅专门发表讲话,强调高校的学生要以学习为主,眼下之意就是把学生下到农村是错误的。农学院观望了一阵,大概最后中央的精神与陈毅的讲话是一致的,这才于1962年召回这些下放农村的学生继续读书,这是二姐27岁了,成了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二姐被分配到植保班,植保就是防治病虫害。下放两年,学过的都忘记了,她得重新开始。于是下决心苦读,慢慢赶上进度,最后顺利毕业。 二姐夫叫潘华兴,也是当过兵,退伍后考入湖南农学院,比二姐大一点,都算“高龄”学生。二姐夫的妹妹和三姐是常德师专的同学,在她们的撮合下,二姐与二姐夫后来走到了一起。 二姐毕业于1966年,刚好赶上文革,领导都被打倒了,没有人管他们的分配。他们被闲置在一旁,无事可干,直到1968年,才开始分配。她被分到岳阳县农业局公田测报站,搞病虫测报。是首批被分到县农业局的大学生(以前的农学院毕业时基本留在省里,或地区部门),而病虫测报也是一个新型领域,对农业帮助很大,深受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欢迎。 1972年,二姐被调到平江县农业局,与二姐夫结束两地分居的局,仍然做病虫测报工作。 - 大学时期的二姐:前排右。 我毕业到湖南农学院,正好是二姐的母校。但当时我不知道,好像冥冥之中我和二姐有缘,不然不会这么巧合。工作后不久,二姐来农学院看我。我当时只记得大姐,二姐来找我,我不知道她是谁,她自我介绍是二表姐。她当年四十七八岁,我们长得很像,以至于我与她在农学院一起走的时候,很多人都问:“你妈妈来看你了?”。反而我妈妈来看我的时候,却极少人这么问,因为我与妈妈长得没有那么像。 二姐很朴实,也不讲究吃穿,很节俭。长期在做农业工作,更像是农村大妈。她人极善良,很勤快,也很能干。她邀请我去她家玩,她和二姐夫都在平江农科所工作。 可能是1983年夏天,我去了他们家。记得他们的房子是一栋独立的木房,周围种了很多菜,好像还养了鸡,家里还自己加工一些菜。出门就是农田,不远有一条小溪流过,满眼郁郁葱葱,蛙声鸟声此起彼伏,真是一个远离城市的世外桃源。 二姐有两个小孩,我去的时候才几岁。男孩叫潘亦工,女孩不记得叫什么了。二姐夫是一个憨厚耿直的人,诚恳实在,说话不多。他与二姐经历相似,思想一直,精神上相互支持的一对夫妻。在我看来,他们的婚姻是美满幸福的。 - 二姐和二姐夫 后来二姐常来看我。每次来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慢悠悠的说着常德口音很重的话。和她说话就是拉家常,没有什么谆谆教导,没有殷切希望。就谈些过去与我妈妈在一起的往事,很多时候也什么都不谈,就静静地坐着。但我能感受到她的关心和牵挂。 2006年夏,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国,到长沙停留的时候,她和方莉专程到长沙来看我,而当天又赶回去,非常辛苦。 她后来与二姐夫搬到了浏阳,也是二姐夫的家乡。她告诉我他们有了新房子,让我有空去玩。我回国来去匆匆,哪有时间,所以从来没有去过。她后来请妈妈去住一段,妈妈退休了,二姐也退休了,大家闲在家里也寂寞,妈妈就去二姐家,相互作伴。去过几次,住了多久我不知道。 本来是好事,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大概是2010年,妈妈在二姐那里,一起出去散步时,走在大堤的斜坡上,妈妈踩到一个石头还是一个坑,突然摔倒,造成盆骨与大腿交接处粉粹性骨折,情况相当严重。医生说不做手术余生就只能躺在床上了,做手术很复杂,妈妈年过70,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具有相当大的风险。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做手术比不做手术好不了多少。 二姐的儿子亦公虽然抱怨二姐不该带妈妈去水堤走,但还得出面来处理。我们通过国际长途电话联系。妈妈不愿余生躺在床上,坚持要做手术。但最好的湖南医学院附二院进不去,只好在株洲职工医院做的手术。但手术不算成功,连骨头都没有接正。不知道是不可能接正啊,还是医生水平太差,没有接好 了。 妈妈后来只能拄拐在家走走,出不了门,而且骨折处一直很疼痛。身体也越来越差,最后引发中风,躺在床上,与2016年去世。二姐为这事可能有些不安,不久得了老年痴呆,虽然精神还好,但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了。 2017年我回国给父母扫墓,专门去常德看望亲戚。这是我第三次去常德。 几十个亲戚前来聚会,俨然是一场亲戚大聚会。大姐去世了,三姐在长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三姐今年已经先于二姐去世了)。二姐身体不好,但还是坚持让儿子亦公开车从浏阳赶来看我,路程至少是250公里,需要开3小时或更长。 其他几个表姐,九九表哥也来了。大舅,二舅家的表哥们,还有小舅家的慧群表妹都来了。很多带了他们的孩子,甚至孙子们来。我从过去的小孩成了辈分最大的人之一,同辈的人中,二姐年龄最大,我年龄大概是倒数第二(慧群比我小十几天)。 我与大家聊天时,二姐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着大家。聚会完了,二姐又马上赶回浏阳,对她已经82岁,患有脑年痴呆的病人,非常不容易。 那次相见成了永别。这应该也是当时二姐心里想的,所以坚持来。因为如果不来,可能就永远见不到了。 二姐一辈子活得很艰难,但从没有放弃希望,总是努力争取。在三十几年的时间里,她一直用一种不求回报的爱关怀我。 二姐真的累了,愿你在天堂好好休息。 写于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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