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同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人之初性本恶，所谓贵族气质与公共德性的形成，往往依赖长期的制度约束与社会渐进改良，而非单纯依靠激进的革命手段即可一蹴而就。

以鲁迅与沈从文的小说为参照，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底层所呈现出的某些奴性与流氓气质，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长期历史与结构性传统所共同塑造的结果。相应地，在缺乏持续性制度约束与文化涵养的情况下，上层社会也难以自然生成稳定的贵族气质，更多可能表现为为富不仁或形式化的虚伪。

没错，专制文化本身就是邪恶的文化，就是家天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缺乏稳定权力约束与纠错机制的结构，会反复放大极端政治动员的风险。所谓“专制文化”往往与“家天下”结构相互交织，并在长期历史中形成较强的权力集中倾向。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现实政治运行中也容易与等级秩序相结合，从而强化权力的垂直结构。

五四时期，一部分思想者正是基于对这一历史结构的反思，提出“打倒孔家店”。然而在此之后，历史的发展并未沿着制度化重建的路径稳定展开，而是在特定条件下进一步演化为文革式的全面否定与高强度政治动员，是值得全民反思的。

相较之下，台湾在后续历史进程中逐步完成了制度转型，通过权力分立、选举机制与社会开放，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大一统集权专制型社会政治于经济运行方式，也因此呈现出另一种发展路径。

意大利和法国的历史教训，一个贵族是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所以皇后上了断头台，还能够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而道歉。美第奇家族能够倾其所有保护艺术遗产。想想49年后的新贵们，他们有希望成为“贵族”吗？至少我看到的习王朝，还在绞杀自己的同侪，这还算他们一伙的。

“后来，张充和回忆说：“小侉奶奶出身很苦，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多年来一直照顾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至于那些字画，都是身外之物，不可能比小侉奶奶还重要。””

像这样的贵族，中国大陆现在还有吗?至少我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几十年没有亲身目睹。现在，就更难以想象了。

我有时候总在想：“中国的文化（专制文化）”，究竟是不是一种邪恶的文化？不然怎么能够产生毛泽东与现代的习近平？而且全体人民一直在默默地承受？苟且，我从不谴责，人们被逼无奈，所以“不能要求大家都做顾准”。但是，这些死于非命的人，直接杀死他们的不正是基层的千百万“人民”吗？德国人因二战，有了《平庸之恶》，有了总理勃兰特的“世纪之跪”，有了全民族的反思。

我们中国人，又有几个现在懂得：我们中国人必须同样进行全民族的反思呢？是的，中国没有像德国那样给世界造成灾难，但是民族自身体内的残酷残杀，这笔账要贵谁呢？归属给毛泽东，邓小平都不干，并发誓“天安门要永远挂毛像”。毛泽东以前的历代皇朝的血腥统治要归谁呢。这个涉及整体民族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如何面对现代文明的未来呢？

相对而言，南浔张氏家族的经历或许更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现实。相传南浔大收藏家张石铭、张葱玉后人离开大陆时，曾面临“人可以走，家当不能带走”的局面。传闻细节未必完全可靠，但其所折射出的历史处境却并非孤例。对于许多世家大族而言，财富、收藏与日常生活本来就是一体的。张家素以收藏闻名，据说连日常吃饭所用的碗碟，也多为历代官窑精品。在这样的家庭里，所谓“家当”，既是私人财产，也是家族记忆，更是数代人积累的文化遗产。

后来，两代帝师翁同龢后人将部分家族收藏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无论人们对此作何评价，这批藏品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本身已成为那个时代选择与命运的一部分。

张充和和傅汉思的故事有点儿文学色彩，和宋美龄周恩来在飞机上让降落伞是一样的写作套路。参看当年另外一张，南浔大收藏家张石铭和张聪玉的后代离开大陆的时候，传说中国家给开出的条件是：人可以放走，但家务事不可以带走。与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是一样的梁山行径，因为张家，连平时吃饭用的饭碗，都是乾隆官窑。这样的故事固然动人，却容易掩盖当时许多离境者所面对的真实处境。

因此，对许多离境家族而言，离开的代价不仅是空间上的迁徙，更意味着与大量祖辈积累的财产、收藏和文化遗产被迫分离。正因如此，在他们的记忆中，离境往往不是一次简单的搬迁，而是一场带有强烈剥离感的告别。

从这个角度看，1951 - 1952年前后的南渡，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离开，也是文化意义上的断裂。许多人带走了自己的身体，却无法带走自己的过去；离开故土时失去的，也不仅仅是房屋与器物，而是整个家族历史的一部分。

张爱玲在1949年后曾尝试适应新时代。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曾赴苏北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在基层政治运动现场，她亲眼见证了群众动员与社会改造的实际运作。随着“三反五反”运动展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日趋深入，文学创作也越来越受到意识形态规范的约束。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她较早感受到时代气氛的变化。1952年，她以完成香港大学学业为由赴港，其后转往美国。旅居海外期间，她创作了《秧歌》《赤地之恋》等作品，将自己所观察到的社会变迁与政治运动经验转化为文学书写。虽然晚年生活相对孤寂，但她保留了独立写作的空间，也避免了许多留在大陆作家后来所遭遇的政治冲击与人格屈辱。

我认为翁文灏应该再等一等，至少像李宗仁一样，待价而沽，而不是和新政权主动联系，迫不及待，飞蛾扑火一样，自贬身价。《三国志》中“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新政权连自己人高岗彭德怀潘汉年都容不下，怎么会善待一位主动投诚的战犯？

翁文灏的悲剧恰恰在于，他以书生的赤诚和惊恐，去参与了最高层级的政治对赌。他以为自己是去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他主动送上门的举动，在客观上降低了自身的政治议价能力。不仅没有换来免死金牌，反而因为缺乏身在海外待价而沽的筹码，连最后像李宗仁那样让新政权投鼠忌器的资格都丧失了

历史无法假设。如果回看这段历史，您认为当时像他这样的顶尖技术官僚，如果选择完全不参与政治、彻底留在西方做学术，是否能逃过时代的裹挟？还是说像顾维钧、胡适一样彻底与新政权切割才是更好的出路？

胡适看透了意识形态的残酷性。他前往美国，不公开为台湾当局卖命，也绝不向新政权低头。虽然他晚年在台北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也常受政治掣肘，但他成功保全了自己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

顾维钧在完成外交使命后定居美国，在海牙国际法院任职，彻底淡出两岸政治。他活了97岁，晚年撰写了巨幅回忆录，将自己沉淀为历史的见证者。

此故事在国内网站和海外简体网站看到的。有人说老作，或无从考证。

我搜寻了一下，也使用了两个AI，其中一个Google AI是付费的，不得要领，证伪证实不得。Google AI 认为是老作。

实际上，张充和在２０１５逝世后才在我党人民日报的带领下在中文网络红起来。当然，之前网络是有偶然报道的，可惜互联网健忘。

》》她的出走并非政治逃亡

1948年12月17日，北京某机场，张充和与丈夫傅汉思、保姆小侉奶奶，带着一大堆珍贵书籍、字画等文物出现在了机场。因为傅汉思是美国人，他联系到了美国军方的要人，准许他们可以搭乘飞机回到美国。

>>，曾在文代会等场合被左翼阵营审视或争取。虽然她曾应邀创作过《十八春》（后改名《半生缘》）等风格温和、结局带有革命色彩的作品，但她实则是出于环境与生计的考量，从未真正认同左翼意识形态。

啊，受教。原来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伪装的左倾，左翼或进步文人。

>>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包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

在大陆的国民党政权从一开始就总体是左翼革命政权，有社会主义意识和行政，只是不够共党极左而已，党内有左中右意识形态和势力。

》》有关部门给他送来一大堆毛泽东著作，让他通过学习，深刻认识自己的“罪恶”。对于这种说法翁文灏无法接受，他认为自己只是犯了“错误”。

大概出于两千多年来文人的来自儒家的圣人心结：

１.　期盼明君如蒋介石和毛泽东，且求明君的赏识。

２.　内圣外王。

结果，终成奴才。

如此相对的是，地中海文明不讲求如是高大上：

１.圣经旧约中，大卫王和耶稣的曾曾曾祖母是妓女拉赫，因救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的两位探子而上位。

２.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诸神都充满七情六欲，各种桃色事。

在如是文明渊源下，人文大家内省正如博主之前说，与中华的，不在同一层次。

对于翁文灏和钱昌照，胡适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话作过评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包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第二三七四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版)。

张慰慈既是胡适的好友，又是著名的政治学家。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资源委员会担任购置室主任，因为不满意钱昌照的作风而想辞职。所以他在1938年底写信对胡适说：詠霓是一个极好的好人，但胆子太小，气量不大，很不容易有作为。我想他对于资源委员会的事务，很不满意，不过他没有办法，只得听之而已。(《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92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1951年3月初，翁文灏经香港、澳门回到北京的消息，在国际社会激起巨大波澜，这件事被视为中共统战工作的一大胜利。随后，有关部门给他送来一大堆毛泽东著作，让他通过学习，深刻认识自己的“罪恶”。对于这种说法翁文灏无法接受，他认为自己只是犯了“错误”。经过一段学习，特别是参阅了冯友兰、王芸生、费孝通、吴晗等人的检讨，他以《反省以往错误回到人民中间》为题，写了12000字的文章进行检讨。但是有关方面拒绝接受。又经过5个多月的反反复复，翁文灏才以“向人民请罪”的态度，勉强通过统战部门的审查。但是又给剥夺了选举权。

张充和一生遵循“远离政治”的处世哲学，专注于书法、昆曲等传统文化。她曾表示自己对政治毫无兴趣，不愿让艺术沾染政治色彩。她于1948年底与汉学家傅汉思结婚，并于1949年1月乘船赴美，随后长期在 耶鲁大学 等校执教传薪。她的出走并非政治逃亡，而是为了追求纯粹的学术与文化生活。

张爱玲并非左翼文人。她一生厌恶政治，早年因在沦陷区上海发表作品，曾在文代会等场合被左翼阵营审视或争取。虽然她曾应邀创作过《十八春》（后改名《半生缘》）等风格温和、结局带有革命色彩的作品，但她实则是出于环境与生计的考量，从未真正认同左翼意识形态。她也并非在“关闭国门最后关头”逃出生天，而是因为难以适应新社会的文艺生态，加之被列为审查对象，于1952年夏天以继续因中断的学业为由申请赴港，次年赴美。她后来创作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则属于明确的反共题材小说。因此常年被大陆屏蔽。

张爱玲与张充和都凭借清醒的个人选择，避开了大陆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与狂澜。而民国最后的才女这一称号，多用于赞誉她们在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艺术上的极高造诣，也是后人对那个特定时代文化巅峰的追思。

没错，翁文灏书生意气，急吼吼地去表白，以为共产党是国民党，以及毛有蒋的度量，结果是自取其辱。

https://www.wenxuecity.com/blog/200503/42/1376.html

最莫名其妙的该是翁文灏了。

此公名列土共的战犯名单，文人里还有谁得到土共如此待遇？

还急急忙忙地投共？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张充和大概率不是左翼文人，她的决断大概不会挣扎。

张爱玲显然是左翼或左倾文人，故留在我国两三年，在我党完全关闭国门最后关头逃出生天。本质是个左倾的自由派。那些留恋我党文艺政策的，是有点自由倾向的左倾，左翼，左派人士。而他们被我党批判，批斗和各种迫害，什么资产阶级，小资，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是种种，咎由自取。

张爱玲是民国最后的才女＋１。

张氏四姐妹的人生际遇，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她们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时代，却必须在革命时代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有的人留在大陆，有的人远赴海外；
有的人与政治保持距离，有的人被时代卷入其中；
有的人获得平静，有的人留下遗憾。有的人守住了爱情，有的人传播了文化。

岁月不饶人，形势比人强，翁文灏和李宗仁，晚年都叶落归根，做了万不得已的选择。尤其是翁文灏，第一个上祭坛，统战价值极高。

翁文灏之所以特别令人感慨，恰恰因为他原本最不像一个政客。他本想做一个科学家，却最终无法摆脱政治洪流；本想以学问立身，却被历史推上政治舞台；最后又被历史悄悄遗忘。

这大概也是近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不是败给了个人能力，而是败给了时代。

2021-10-31

https://blog.creaders.net/u/25251/202111/4181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