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19
看饞師博2026年6月18日《致世界動物保護基金會的一封公開信》，呼籲取消動物園和動物展覽，保護野生動物。便想起了1926年，恰恰一百年前，中國的第一個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博士剛剛從康奈爾大學留學歸來，從上海到南京，一路北行。所見所聞，記錄在了他的自傳體（可生）小說《兩戶人家》第五十六章： 火車從上海開出後，沿途景物，可生有幾年不曾見到，感覺格外有趣。抵達南京車站停下，等候駁船拖去浦口時，忽看見一車水牛，使他很不愉快。這時候季節雖已入秋，而秋老虎卻異常兇猛，車上人人叫熱，個個揮扇，急躁得如像熱鍋裡面的螞蟻一般。忽有一個灰白發的搭客說道，“我們喊熱，那些牛才熱哩。”可生掉頭往右邊窗戶看出，隔開一條軌道上，停有一掛敞車，車上裝滿一車水牛，擠得沒有絲毫縫隙，鼻挨鼻，角觸角，肚皮壓肚皮，一點兒不能扭動。蒼蠅爬上眼毛時，也只能眨眼、不能搖頭。連耳朵也不能扇動，因為搖頭扇耳，就會牽動他牛，惹起傷害。水牛原是怕熱的，需要下塘滾水的，而那些牛既無水滾，又無水吃。烈火似的太陽直射在它們的身上。
“那裝牛車的一些人真好大本事，”那灰白發的搭客又說，“能將那麼多活的水牛，如像沙丁魚一樣裝進車里。”
“好大本事？”可生道。“我覺得好殘忍。”
一個年輕的搭客道，“反正是運去屠宰的。”
可生道，“無論是否運去屠宰，何必使他們多受活罪。”
一個賣茶葉蛋的男孩跑過來，可生問道，“這些牛在這兒幾多時候了？”
“三天了。”
“幾時運走？”
“誰知道？”
那灰白發的搭客走過來說，“牛商及鐵路上管事的，只管省錢賺錢，哪裡管得著牛受罪不受罪。惟有死去幾頭牛，牛商遭受損失，他們才會著急。運雞運鴨，他們決不敢這樣辦，因為雞鴨會死，偏偏牛的命長，無論怎樣受罪也不死，也是活該命苦吧。”
可生道，“牛不能說話，牲畜都不能說話，必須人幫忙。耕牛為人終身勞作，更不應該使他們再受活罪。外國有防止虐待動物的團體，一切動物都受法律的保護。中國也應該有這種團體。”
那搭客瞄了可生一眼，把他所穿的西裝上下打量了一下，問道，“先生是否新從外國回來？”
可生答道，“昨天剛回國。”
“啊！怪不得，”那搭客道。“你的頭腦還新鮮。十多年前我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很想成立一個保護動物的會社，同幾個朋友談起，大家都說，在中國，人還沒有保護，還說什麼保護動物。住久了，司空見慣，也就慢慢麻木了。”
這次的談話，和那些水牛在烈日下擁擠的景象，給了可生很大的刺激。他在火車上一直在思索如何組織防止虐待家畜的團體，然而到了北京，己身事務急迫，竟把這樁事情忘記得乾乾凈凈。 過去的一百年，中國動物保護的演進，並非從無保護走向充分保護的線性過程，而是在國家治理與工業體系擴展中完成的結構性重組：不但野生動物作為資源被納入保護框架，即便在高度工具化的畜牧體系中，也很少見到以鐵鏈長期束縛大型生產性動物作為常態管理方式。某種意義上說，一頭母牛所受的制度性保護，未必比某些被鐵鏈束縛的女人更少。
制度的確立提高了管理清晰度，但並未同步生成以個體痛苦為中心的倫理共識。於是，管理的現代化既減少了舊式可見的虐待，也生產了更為隱蔽、系統化的新型痛苦結構。 一百年前，人們說“人還沒有保護，還說什麼保護動物”；一百年後，人們爭論的已是動物園是否應當存在。然而那個古老的問題並未消失：一個社會究竟是先學會保護動物，還是先學會保護女人？抑或兩者原本就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過去一百年的經驗表明，管理能力的提升並不必然帶來倫理共識的擴展，而倫理問題往往比管理問題更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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