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我想插入一個小篇幅談談我在天津的大堂哥一家，大堂哥系我大大伯家的孩子。大伯在我父親七個弟兄姐妹中排行老大，父親排行最小，因而這個大伯長我父親二十二歲，在那個年代我父親和大大伯幾乎差了整整一輩人的年齡，的確如此，我的大堂姐和堂哥分別只小我父親兩、三歲。大伯是一名解放初期的進城幹部，早年參加了革命，和外公一樣，解放前為共產黨做地下工作，外公和大伯在某個時期，好像還曾經在同一個地區，一起共同出生入死過。全國解放後，大伯來到了天津，擔任一個區的黨委書記，後來當上了區商業局長，也算得上是一名高級幹部。我父親十四歲跟隨他的這位大哥來到天津讀書，因而父親從小就在天津與他的大哥生活在一起，可惜我的大娘沒有享福的命，跟隨大伯來到天津，沒幾年就身患重病，不治而去，留下了堂姐和堂哥倆個孩子。大伯後來又結婚娶妻，後續的大娘是一名小學老師，沒有太高的文化，也是一個普通人家的子女，大娘嫁給大伯後，又給大伯先後生育了三個孩子，一子兩女。生活上他們一家是沒有問題的，大伯的工資在當時相當可觀，大娘自己也有收入，但這個大娘人品不能說不好，不過人人都明白，後娘也實在是難當。她很會算計，居家過日子，勤儉持家也能讓人理解，但對待父親和大堂哥、大堂姐顯得非常的苛刻。父親那時住在學校，除了每個月給我父親一點零花錢外，父親和大伯大娘一家人也沒有太多的來往，偶爾周末假日裡，會到大哥家吃頓飯，父親後來上了師範學校，一切生活費用由學校承擔，也就不需要大伯的支持了。

大伯一家人在經濟上一點問題也沒有，大伯前後兩個太太生了五個孩子，她們的關係及每個孩子的事情，則成了家裡最棘手的問題。我非常能夠理解大娘作為一個後娘，是非常不容易的，後媽不好當，人人都明白，總會有親了後了的問題出現，孩子們之間也很難做到平衡。身為父親的大伯對自己的親骨肉一視同仁，不會偏了斜了的，但五個子女往往會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各自有着不同的想法，可想大伯也是很難做人。因而堂哥、堂姐時常會向我父親告大娘的狀，後來大伯的身體不是很好，年紀也大了，因而，爸爸免不了為堂哥、堂姐的事情去和大娘討論交涉，有時不得不據理力爭，甚至還會發生一些不愉快的爭執。漸漸的，堂哥和堂姐與大娘鬧得關係越來越緊張，堂姐好像還好，作為青春期的堂哥有段時間變得相當叛逆，與大伯大娘的關係有點劍拔弩張的感覺。隨着慢慢長大了一些，堂姐和大娘的關係逐漸修復了一些，到了適婚的年齡，堂姐嫁給了大娘的一個同事，還是由大娘做的媒人，因而與堂姐的關係維持得還算不錯。堂哥後來參軍離開家幾年，長期的分離，也使他們的關係稍稍緩和了很多，再後來娶妻生子，成家單獨各過了。逐漸的，堂哥與大娘和同父異母弟妹們的來往也是少之又少，沒有事情能不見就不見，假日、節慶禮節性的趕過去看看大伯而已。

    我的記憶中，僅在我上小學前，見過大伯大娘兩次，那時已是文化大革命後期，大伯因患中風已臥床不起。大伯在文革初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停職檢查，勞動改造，每天接受各種大會、小會的揪斗批判。後來被派去一個單位燒鍋爐，也還是時不時地被揪出來，和其他的“反革命”一起遊街示眾，接受批判改造。大伯雖然沒有絕望過，但長時間的批鬥、遊街示眾讓他心力交瘁，心情相當壓抑。大伯本來就患有高血壓，一天早晨起床後，穿衣服的時候，沒有站穩就一頭栽了下去，幸好大娘在旁邊抱住了大伯，從此後中風臥床不起達十餘年的時間，生活不能自理，口齒也不清楚，去世前度過了一段相當痛苦的歲月。大伯給我的印象不是很深，由於長期臥床不起，身體有些發福，但精神狀態還不錯，從眉眼看得出年輕時也是一表人才，文化大革命讓很多人過早離世，有多少人經歷了人生最苦難的一段歲月，大伯的命還在就算幸運的了。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大伯，一九八零年，在我上大學二年級時，大伯經歷了長達十餘年的臥病在床生活後離開了人世，記得大伯去世的時間好像是和宋慶齡同一天，六一兒童節前後，我也是從父親後來給我的信中知道的這件事情，至於大伯去世後，堂哥、堂姐與大娘和另外幾個弟妹間的財產糾紛，我雖有耳聞，也不是太清楚，與自己不相干，因此也從沒有問過，也不想在這裡多談及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