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礼制主义10. “民不事其上则诛”的“博爱”原则

韩愈那段话的前一半，从正面讲了三大等级承担义务的情况；他大概觉得不过瘾，接下来又在后半段里，从负面讲了三大等级不尽义务的结局，以显摆自己两方面都看到了，既辨证，又深刻：“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不过仔细一瞅，里面的猫腻貌似比前半段还多呢。像“君不发号施令，就不再是君了”，明显属于同义反复：你要是连动动嘴皮子的事儿都不肯干，没把“永保民”落到实处，你以及子子孙孙们，自然不会被当成君王看了呀。

至于“臣不把君的命令传达给民众，就不再是臣了”，也是差不多的废话一句：按照“狡兔死，走狗烹”的官场逻辑，既然你不肯为君服务了，要你这条狗腿子有啥用嘛。也因此，夹烧饼对民的目的性，其实是从属于他们对君的工具性的：你一旦不再给君王当枪使了，也就没资格享受庶民们提供的丰富给养了。

有趣的是，秦朝以后，由于法家在中间插了一杠子，把“刑不上大夫”的老规矩打破了，结果除了屁民们，“一人之下”的各级领导干部，有时还包括王子们，也不得不装模作样接受刑治，俗话或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以哈，要是你“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的话，就不见得只是撤职退休那样子了，说不定真的会被关进大牢，甚至无偿接受三尺白绫的免费赠品，自行了断，嗯哼。

这样子看，韩愈只是说了句“失其所以为臣”，就隐含着对法家的某种不满，带点屁股决定脑袋的意思了：考虑到他老兄一辈子都是个臣，没当过一天君，他对刑治的改革居然上到了自己这个阶层，肯定是很恼火的，所以才有意淡化了官儿们不做事要受到的惩罚，只用了个“甩手不干”的说法搪塞过去。

接着往下看，和这些废话一句的轻描淡写比起来，民不履行义务的回报，严重得就不是一丢丢了，因为古文大师只用了简简单单一个字：“诛。”当然了，儒生们立马会按照他们的一贯道作风，辩解说这个字除了像孔丘诛少正卯那样子，有咔嚓一下掉脑袋的意思外，还能指普通的刑事治罪，以及强烈的道德声讨……

可是哈，即便这样子，俺老汉还是有点儿诧异：要是shitizens的本位真的比君主官员更高更贵重，何以他们没尽到职责，就享受不了“失其所以为民”的一笔带过，反倒要遭受从口诛笔伐开始起，直到往死里整的各种惩罚呢？

浅人自然不信这是咱儒家对庶人们的高标准严要求了，倒是从中看见了两个事实：第一，照韩愈的定位，权贵礼制主义的等级架构下，屁民属于没啥可以失去的最底层：君臣被开除了公职，失其为君臣后，至少还有机会回到群众队伍中去，也弄点“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的活儿干干，说不定还能年入过亿，交税千万哈。可要是“民失其所以为民”了，就啥也做不成啦，只有受责罚被诛掉的份儿。不管怎样，就算他们打算转型去当“发令”的君，或是“行君之令，而致之民”的臣，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空缺嘛，不是？

第二，照韩愈的定位，即便在我大唐，也理应延续“刑不上大夫”的儒家老规矩：君臣们哪怕啥都不干，也不许“诛”之；但屁民们要是不好好干活，没让君臣们享受特供的等级待遇，就不可放过了，必须严厉惩罚。从这里自然不难看出，咱儒家的“刑治”矛头从来不分叉，总是一根筋地指向了老百姓……

想当年，工人阶级也一度被当成了“领导阶级”，可一旦不听话，只抓革命，不搞生产，没能“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了，照样要面临“一百种方法刑事你”的待遇，和一直被当成了“最重要之本”的庶民比，差不太多。

看到这里，各位或许起疑了，这韩愈谁呀，这样子邪恶。别错怪了他老人家哟；要知道，他不仅顶着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的诸多光环，是大力推崇孟轲当“亚圣”，把咱儒家变成“孔孟”之道的第一人，而且他写的《原道》的头一句，就是著名的“博爱之谓仁”，明摆着又一位心太软的儒家大善人哦，嗯哼。

于是乎问题来了：既然开门见山曰过了“博爱之谓仁”，怎么一转眼的工夫，大师就杀气腾腾地高叫“诛民”呢？这样子从心太软当即变成了斩立决，里面的逻辑是什么呀？不用说，还是权贵礼制主义的那套特色规矩。毕竟，我大周的咱姬旦，也是一面主张“怀保小民”“予仁若考”，一面要求“刑人杀人”“刑兹无赦”的，从来不认为自己患上了精神分裂的抑郁症。

大概就是效法了他的光辉榜样，韩愈接着孟轲的思路，编排咱儒家的“道统”时，才毫不犹豫地把他纳入了圣王们的队列——尽管他的名头仅仅是个“公”（注：不是“公公”的那个“公”）。进一步看，也是仿照圣王们的光辉榜样，三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那些自豪地宣布“为民父母”的王儿们官儿们，或者为了革命，或者为了保命，杀起自己的拟血亲“孩子”来，丝毫不手软，不是？

儒生们会说了：“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不就是“刁民”么？对他们，哪里用得着客气，硬气些，“诛”了就是了。这话貌似有理，可惜架不住浅人重复前面的追问：不是说民才是最贵重的一流之本，远比君儿们官儿们重要得多吗？那为啥韩愈大师没说，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君臣，不是“昏君”，就是“乱臣”，也应该拉出去“诛”了呀？就算革命的分工不同，你怎么好意思宣布，君臣们没完成革命的分工，回到群众队伍中去就是了，屁民们没完成革命的分工，却要面对让脖子一凉的“诛”啊。

所以哈，“失其为君臣”与“诛”的用词差别，已经在字里行间证明了，身为“士大夫”而非“士民”的韩愈，如同三千年咱儒家的众多同僚一个样，屁股究竟坐在了哪一边。不管怎样，一碰上这样子的冲突局面，“失”还是“诛”的等级区分，立马就把“民为贵，君为轻”的花言巧语捅破了，连条底裤也没剩下。

这样子看，如同三千年咱儒家的众多同僚一个样，与其说韩愈是无比的邪恶，不如说是真诚的伪善：无论是呐喊“博爱之谓仁”，还是宣布“民不事其上，则诛”，他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诚意，所以才在强烈的反差中露出了“善者伪也”的本来面目：虽然一贯道地高歌“仁者爱‘人’”“‘民’为贵”，可要是“诛”起“人—民”来，那也是一点不留情……

作为典型的儒人品格，这种真诚的伪善不只是像孔孟荀韩等儒士那样子，停在了动动嘴皮子的口头上，而是还像王守仁曾国藩等儒将那样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到了实践中。所以哈，邪恶其实不怎么可怕，很容易认出来；真正可怕的，是这样子的真诚伪善，连伪善者都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反倒真诚地相信自己在行善，并且是“仁者爱人”的那种，嗯哼。

友情提醒一句：多少年了，儒民们还真吃这一套，就算无端受到了刑治之“诛”，依然真诚地相信，咱圣王以及咱儒家是在善心善意地爱自己，并且是“仁者爱人”的那种，却没有察觉到，他们口头上说把自己当成了至上的本来保护，意图只是让自己心悦诚服地履行“以事其上”的“为贵”义务，好让他们享受韩愈指认的那种“为轻”待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

前段时间有个金句，安在了林语堂头上，大意是说，中国有群奇怪的人，每天都在最底层受到伤害，却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动物世界找这样子的弱智，都不可能。不过很可惜，如同对待雨前蚂蚁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其他金句一个样，人们读到了，只是会心一笑，觉得十分精辟，就是很少动动自己的脑筋，反思一下背后的深层原因：动物世界都不可能的事情，礼制主义下何以可能呀，不是？

所以呢，浅人斗胆建议，各位有空的时候，不妨拜读一下《原道》，除了“君—臣—民”的等级架构，以及“博爱”与“诛民”的强烈反差，说不定还会发现，这位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如何通过“进谏”这种儒家特色的“反专制”手法，激情抵制了外来佛教的敌对势力，顺便也为当今的儒生们抵制洋教洋节，树立了闪闪发光的伟大榜样。前提只有一个：你品，你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