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自由意志51. 伯林也用因果必然推卸了自主責任

毫不奇怪，由於荒謬地主張：“柿油取決於，有多少扇門敞開着”，面對自主責任的問題時，伯林爵士又一次波瀾不驚地，落入了一連串說不圓的邏輯矛盾。

他首先聲稱：“要是我能夠正確地說，‘我不得不這樣子選擇’，我就木有了柿油。……柿油的信念建立在下面的假設上：人們經常做出選擇，但這些選擇卻不是，物理學或生物學認可的因果解釋，能夠完全說明的。”

不用講，這裡他又上演了一場，關公戰秦瓊的跨維度對決，結果在二元架構的忽悠下，又一次將自己的自由主義理念，帶進了自我坎陷的死胡同：要是我們沒法推翻，科學認可的因果必然解釋，柿油意志以及柿油選擇，就只剩下灰飛煙滅一條路咧，無處可走，嗯哼。

其實吧，如同反覆解釋的那樣子，一旦抓住了好好衝突、悖論交織這個要害，我們會發現，任何選擇中的“不得不”，儘管本身作為違心背欲的強制之壞，的確是對自由的直接否定，可與它捆綁在一塊，搭配銷售的，總還有個“不可不”，作為從心所欲的動力之好，構成了對自由的強大促進。

也因此，雖然選擇無疑是種困境，沒法直接等同於自由，但哪怕包含着“不得不”的強制，它也還是能夠通過“不可不”的確保，推動人們實現自由，根本不像伯大咖宣稱的那樣子，“不得不”的選擇，註定了會毀滅“柿油”。

比方說，為了把病治好，我“不得不”服下，這碗苦口的良藥；可要是你因此就在旁邊幸災樂禍，說我沒“柿油”咧，那就只能證明，你小子禿羊禿神婆：第一呢，此情此景，我其實還有不服藥的選擇，因而並非“別無選擇”滴，只不過這個選擇，會給我帶來受不了的後果，被我放棄啦；第二呢，儘管我是被迫受逼，才把藥服下去的，但忍受了這種“不得不”的強制，卻能幫助我恢復，我認為是“不可不”確保的健康，從而讓我自由自在地活蹦亂跳，不是？

無論如何，自古華山一條路；也因此，那麼長一段時間內，按照科學認可的因果解釋，人人都“不得不”沿着它走，“別無選擇”，否則十有八九，會在物理學或生物學的意思上，粉身碎骨。不過哈，除非腦殼進了大量泥巴漿，至少超過250ml，估計沒誰敢鄭重宣布：他們統統木有，登華山的“柿油”，嗯哼。

順便插句嘴喲：伯大師這段話，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哈大師的類似高見：你要是遵守道德規則，就會失去自由，由此見證了，20世紀西方自由主義的兩位頂級頭牌，在被二元架構帶了節奏的方面，是怎樣地異曲同工，遙相呼應……

回到正題上來。這樣子瞅，我們就不妨“同情”理解，伯大腕的這種極度悲觀情緒了：“大量經驗證據表明，柿油選擇的疆域，遠比許多人假定的要窄”；隨着因果解釋知識的增長，“這樣子的領域還在縮小。”大概吧，唯一能把自由主義理念，從科學造成的絕境中拯救出來的，只有他同時站在兼容論立場上，一丟丟都不尷尬的那個自信主張了：科學知識“能夠擴展我們的柿油”……

不管怎樣，今天人們生了病，往往只能選擇有限的醫學療法，不像從前那樣子，還有人中黃、香爐灰、跳大神等等，“可能的行為路徑”敞開着。然而呢，這好像並不意味着，眼下人們維繫健康的自由選擇疆域，就大大縮小了，不是？

話說到這份上，我們或許就能猜到，伯大牌有關自主責任的闡釋，會有多荒唐了：本來嘛，50篇提到，他之所以跪着造反，也要反駁不兼容論，首要動機就是想捍衛，千百年來關於柿油選擇和道德責任的通行話語，但他自己說着說着呢，也把這種通行話語給否了，幾乎是在幫二元架構說話。搞笑。

比方說，他指出：偷竊癖者往往是“不得不”行竊的，甚至自己也認為，這樣子做“不對”——要是我們再往下挖，或許還能追溯到，生活貧困、童年經歷、生理基因等等，沒法控制的因素那裡，以致可以說，他們就是這樣子被決定滴。然後他就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責備人們做了，他們不得不做的事兒，僅僅是不太厚道、有欠公平呢，還是更有點兒殘忍、不義、反理性？”

接着他又舉了個事例：指責某個受到酷刑拷打，“不得不”出賣朋友的人，道德上做錯了，也似乎是缺乏理據的，因為這個人不這樣子做，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甚至連指責的人自己，都會覺得承受不起。一言以蔽之喲：“要是一個人不得不做他做的事情，那說神馬神馬後果，是‘他自作自受’，有多大意義呀？”

於是乎，身處二元架構的夾縫裡，伯大腕自己也退縮了，覺得我們要是真把決定論當回事，就應當重新檢視，正義、平等、賞罰這些概念，別濫用了它們：“我想說明的是，大多數人覺得無可置疑的東西，其實是不合理性的，因為他們一方面相信，選擇是因果性生成的，另一方面又認為，人們應當因為做了某個選擇，或沒做他們該做的事情，就受到譴責和懲罰（或是表揚和獎賞）。”

然而哈，按照《人性邏輯》，以及本系列前面的分析，事情恰恰相反：無論這些事例中，有着怎樣的不能抗力因素，也無論這些因素的不能抗力效應，可以在怎樣的程度上，減輕主體的自主責任，都沒法根本免除，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及其後果，理應承擔的那份自主責任。

不管怎樣，哪怕是本能或病態的力量，逼着偷竊癖者“不得不”行竊的，這些舉動依然是以他自己，趨好避壞的自由意志，作為動機源頭的——也就是說，他依然是出於自己的隨意任性，才去從事這些，侵害別個的不義行為滴。因此還是那句老調重彈：既然是他自己，為了得到自己意欲的好東西，才在悖論交織中生成了，讓其他人受害的壞東西，他怎麼可能對此就木有責任了呢？

所以哦，“他由於種種原因的決定性作用，不可能做出其他選擇”的理由，根本不足以讓他變成，免於譴責或懲罰的無辜者，或者變成伯大師筆下的，物理學或生物學認可的因果解釋，能夠完全說明的“一張桌子”——雖然按照某些特定的應然理念，他同時也應當得到，移位的理解或是適當的治療。

其實呢，在另一個地方，伯大牛也承認：儘管出賣朋友的人，有理由說他的行為是“不柿油”的，但他畢竟還是做出了取捨，因為他也能選擇被拷打。撇開了他接下來給出的，“六扇門”的變戲法等等不談，這裡的但書已經觸及了要害：雖然這個人無疑受到了，不能抗力的外部酷刑因素的決定性作用，可他的“不得不”選擇，歸根結底還是他依據自己，看重免受拷打之好，勝過了保護朋友之好的人生理念，在兩種備選方案中，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自主做出滴。

也因此，儘管拷打者肯定要對由此產生的後果，承擔他們理應承擔的那份責任，但與此同時，這個人也“不得不”承擔起，對於自己的這種自主選擇，理應承擔的那份嚴重責任，其中自然包括了，來自其他人的道德譴責，嗯哼。

無論如何，下面兩點好像不可忽視：第一哦，現實生活中，的確有人覺得，自己承擔不起，這份嚴重的道德責任，所以才會在自己人生理念的，因果性決定作用下，把“哪怕忍受酷刑，也不出賣朋友”，當成自己應當履行的倫理義務。

第二哦，正因為這裡存在着兩種，既交織着好壞價值，又都是因果性生成的，開放性備選方案，即便朋友或其他人原諒了他，這個人自己也依然有可能，在事“後”感到“悔”恨：要是那時候，再咬牙堅持一會兒，該有多好啊。這方面，伯林自己有句話，說得倒是相當的精闢：“悔恨包含了這樣一層意思：我們不僅能夠不這樣子做，而且還能自由地選擇，不這樣子做”，不是？  

為了進一步證明，決定論與自主責任的兩位一體，不妨重提前面的接地氣事例：難道因為自古華山一條路，我爬山時一個不留神，跌落懸崖摔死了，我就用不着承擔自主的責任，反倒應當歸咎於，華山他老人家，逼着我“不得不”這樣子做，剝奪了我的“柿油”，木有開放性地提供，其他備選方案麼？玩呢。

所以吧，無論哪個問題上，努力反駁不兼容論的伯林爵士，其實都沒擺脫，二元架構的沉澱性影響，反倒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決定論與柿油意志勢不兩立，這個錯謬的前提，結果除了發出些蒼白乏力的空洞威脅外，他的跪着造反——更精準些說哦：他的跪着進諫，除了生成種種自相矛盾之外，沒啥收穫。

於是乎，他的事例再次表明：解開自由意志的千古之謎，根本不需要神馬，“至今尚未出現的，第一流的哲學想象”，只要接住地氣，面朝現實本身就夠了。否則的話，一頭鑽進了那座精心設計、卻又是捕風捉影的二元架構迷宮，註定了要埋葬在自找麻煩、自作自受的深層焦慮中，永遠拔不出來，嗯哼。

尤其考慮到，向二元架構彎下寶貴的膝蓋後，他不僅通過敞開的六扇門，轉向了自由多元主義，而且還想訴諸因果鏈條，幫人們推卸自主責任，結果讓他靠着所謂的“消極自由”，奠定的右翼基石，鬆動了不少，與同時代的哈耶克比，反倒多了些左均成分，因而政治哲學方面，同樣免不了兩頭不落好的結局……

再考慮到洛克、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類似情況，今天想把自由主義的應然理念貫徹到底，我們需要徹底拋棄的，顯然既不是決定論的通行話語，也不是自由意志和自主責任的通行話語，而僅僅是二元架構，這種歷史悠久的通行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