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談學論術6. 兩類需要交織下的“存在”

前一篇說到，由於求知慾的緣故，“事實”的“存在”總是與“認知”相關的，沒有“認知”，就談不上“事實”的“存在”了；所以，認識論與存在論完全同一。這是不是說，“存在”的“事實”就和人們的非認知需要完全無關了呢？

當然不是的。倒不如說，人生讓哲學最糾結的地方在於，“事實”的“存在”永遠擺脫不了下面的悲催命運：在“認知”與“非認知”兩類不同需要的交織下，穿插翻滾，徘徊搖擺，上下騰挪，左支右絀。

拿學者來說吧。與其他人比起來，他們的好奇心，肯定比豬堅強堅強多了，不然也不會拿學問或學術，當成自己一輩子的職業來搞。通常說他們比較超脫，不食人間煙火，意思也就是指，儘管人生的空間有限，他們卻在有限的空間裡，讓認知的需要占了很大一塊地兒，結果留給非認知需要特別是實利需要的空間，如同留給中國足球隊的時間一樣，常常就不多了。

如果你號稱是搞學術或做學問的，不妨捫心自問一次：情況是不是這樣子？假如答案是個“不”字，不好意思啊，閣下十有八九是個冒牌，嗯哼。

不過呢，要是我們因此就以為，學者們呆在高高的象牙塔里，幾十年如一日，無暇旁顧地做着學問搞着學術，就能自然而然地擺脫非認知需要的影響，一門心思想着怎麼為知識而知識，借用兩句著名的英文成語說，就還是有點“禿羊禿神婆，傻太拿衣服”了。

倒不如說，哪怕他們樹立了價值中立的理念，投身於“科學”的事業中（以後說到“科學”，就不僅僅是指“自然科學”了，而是還包括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也仍然不時會有非認知的需要摻和進來，打攪一下甚至好多下。

為什麼呢？答案很簡單：我們雖然號稱“智人”（俗話或曰“有智慧的摩登人”），卻像我們的前輩“不智慧的非摩登人”一樣，也不是純智慧的。相反，單單由於置“身”於生物界的緣故，每個人的“存在”就都直接是那副臭皮囊的“存在”，沒有例外。所以吧，一旦小命不在了，不管你的智慧多麼摩登，也一定像當年被幹掉的英國顧問那樣，化作青煙，駕鶴西去了。

這樣子看，“智人”的頭號需要，與其說在於“智”，不如說在於“身”；原因嘛，也不複雜：無論是剛從猴兒變過來的原始人群，還是今天呱呱落地的原子個體，誰都得首先填飽肚子，解決了維持生計的問題，不然的話，別的啥也顧不上。包括馬克思在內的許多“質料（唯物）”主義者，都揭示過這條素樸的道理，只不過說着說着，就走上了現在還不可描述的歧途。

也因此，在初生嬰兒那裡，“‘有’奶便‘是’娘”，可以說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了，就是在“奶爸”的情況下，也完全成立：像“有”和“是”這樣的“認知”問題，一開始就是圍繞充飢的“奶”展開的；一旦你指認了這個“事實”的“存在”（“指認”的意思就是“指出和識別某個東西是什麼”），覺得它能彌補肚子咕咕叫的“缺失”，你就會立刻採取行動，強行把它弄到嘴裡去。

其實吧，前面給“需要”下定義的時候，已經把“有”和“無”、“是”和“非”、“存在”和“非存在”偷偷嵌進去了，因為所有的需要都是由於人的“存在”出現“缺失”才形成的，毫無懸念。所以呢，嬰兒們通過“‘有’奶便‘是’娘”的途徑，觸及到哲學的這個終極話頭，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反過來看，要是他們覺得味道不對頭，不是自己想要的奶，而是糖水、藥汁或別的什麼騙人玩意兒，他們就會覺得“缺失”還在，沒有得到彌補，於是哇哇亂叫，嚎啕大哭，不達到“有”和“是”的目的，誓不罷休。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人生在世的第一需要，與其說是追求智慧的認知需要，不如說是肉身存活的實利需要——儘管亞里士多德十分精闢地把“求知”說成是人的本性。

另一個不這樣“拿衣服”的例子，則是神農嘗百草的傳說了。想當年老爺子滿世界沾花惹草，肯定有考察它們本身“是”怎麼回事的好奇動機，但又和眼下的植物學家很為不同，更想了解的還是它們對人的非認知用處，特別是在飲食和治病的“急用先學”方面。

比方說吧，看到菊花的時候，他自然會留意它的長相，不然怎麼區別菊花和斷腸草呢？據說老先生的臨終遺言“這草有毒”，就是因為沒來得及分清它們之間的小蔥拌豆腐，才得到了這種充滿切身體驗的直覺領悟。

不過呢，他同時無疑更看重菊花的療效和毒性，不然怎麼知道它能不能敗火拉稀呀？說白了，既然號稱神“農”，如同後世的多少老“農”一樣，他對菊花用處的興趣，勢必超過了他對菊花長相的興趣，文言又叫“學以致用”。

在哲學上，這就叫“兩類需要的交織”了：對於菊花的事實存在，神農肯定有困惑驚詫的好奇心；不過，這種認知需要歸根結底又是被非認知需要激起來的，甚至是他想達到非認知目的的工具。換言之，他是為了弄明白菊花對人有哪些療效或毒性，才想弄明白菊花長得什麼樣，藉此提醒人們採摘的時候千萬小心，一定要把菊花和斷腸草搞搞清楚，別又落個“這草有毒”的悲劇下場。

這樣子看，雖然亞里士多德把“存在”當成了“第一哲學”的“第一概念”，它其實是沒有獨占鰲頭的資格的。倒不如說，就是在認識論與存在論的同一中，它也必須委屈一下，和“事實”一起充當“第三概念”，排在“需要”和“認知”的後面。

理由嘛，就是前面說過的，不管有沒有非認知的需要摻和進來，人們都是由於求知慾的緣故，才想認知事實的存在。所以說，沒有了認知的需要，“事實”哪怕照樣“存在”，人們也不會形成這兩個概念，擺出哲學的姿態了。有鑑於此，當然也只有“需要”，才能成為人生哲學的“第一概念”。

進一步看，所有的人，包括貌似不食人間煙火的科學家，大多數情況下，都像初生的嬰兒以及年邁的神農一樣，是在兩類需要的交織下，認知各種事實的是、有、在的，所以才讓認識論和存在論面臨一堆糾結的問題，到今天還沒理出個頭緒來。

說得具體點，這些難題包括但不限於：是與應當、事實與價值、實然與應然之間有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認知需要推動的“認識”與非認知需要推動的“實踐”，彼此間是怎樣相互影響的？真理的本質在於“符合事實”呢，還是在於“實踐成功”？真理是只有一個呢，還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多樣化？

更有甚者，中西文化的差異衝突——確切些說，所有非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衝突，也要回溯到這種交織上：從亞里士多德討論驚詫好奇與實用娛樂的關係起，西方文化已經不自覺地把糾纏在一起的兩類不同需要分開了，由此產生了人類最早的科學理論以及理性精神。

相比之下，中國乃至所有的非西方文化，在沒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前，既沒有這種分離，也沒有西方那樣的科學理論和理性精神，所以才會在進入“現代化即理性化”的歷史階段時，面對先下手為強的西方文化，顯得既虛弱又疲軟，甚至發出“落後就會挨打”的無厘頭吶喊。

圍繞中西文化的這類反差對照，“斯是思史”的系列會做具體的解釋，所以這裡只是點到一個概念上的例子：各位細品一下先秦哲學說的“有”和“無”，就會察覺到它們與古希臘哲學說的“存在”和“非存在”不同，因為如果說後者主要與“認知”相關的話，前者卻充滿了“為（實踐行為）”的考慮，特別關心人生“有為”還是“無為”的問題。

也因此，忽視了文化基因方面的這種深度差異，單靠字面上的相似，就把它們說成是一回事，只能是隔靴搔癢，離題萬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