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谈学论术6. 两类需要交织下的“存在”

前一篇说到，由于求知欲的缘故，“事实”的“存在”总是与“认知”相关的，没有“认知”，就谈不上“事实”的“存在”了；所以，认识论与存在论完全同一。这是不是说，“存在”的“事实”就和人们的非认知需要完全无关了呢？

当然不是的。倒不如说，人生让哲学最纠结的地方在于，“事实”的“存在”永远摆脱不了下面的悲催命运：在“认知”与“非认知”两类不同需要的交织下，穿插翻滚，徘徊摇摆，上下腾挪，左支右绌。

拿学者来说吧。与其他人比起来，他们的好奇心，肯定比猪坚强坚强多了，不然也不会拿学问或学术，当成自己一辈子的职业来搞。通常说他们比较超脱，不食人间烟火，意思也就是指，尽管人生的空间有限，他们却在有限的空间里，让认知的需要占了很大一块地儿，结果留给非认知需要特别是实利需要的空间，如同留给中国足球队的时间一样，常常就不多了。

如果你号称是搞学术或做学问的，不妨扪心自问一次：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假如答案是个“不”字，不好意思啊，阁下十有八九是个冒牌，嗯哼。

不过呢，要是我们因此就以为，学者们呆在高高的象牙塔里，几十年如一日，无暇旁顾地做着学问搞着学术，就能自然而然地摆脱非认知需要的影响，一门心思想着怎么为知识而知识，借用两句著名的英文成语说，就还是有点“秃羊秃神婆，傻太拿衣服”了。

倒不如说，哪怕他们树立了价值中立的理念，投身于“科学”的事业中（以后说到“科学”，就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了，而是还包括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仍然不时会有非认知的需要掺和进来，打搅一下甚至好多下。

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我们虽然号称“智人”（俗话或曰“有智慧的摩登人”），却像我们的前辈“不智慧的非摩登人”一样，也不是纯智慧的。相反，单单由于置“身”于生物界的缘故，每个人的“存在”就都直接是那副臭皮囊的“存在”，没有例外。所以吧，一旦小命不在了，不管你的智慧多么摩登，也一定像当年被干掉的英国顾问那样，化作青烟，驾鹤西去了。

这样子看，“智人”的头号需要，与其说在于“智”，不如说在于“身”；原因嘛，也不复杂：无论是刚从猴儿变过来的原始人群，还是今天呱呱落地的原子个体，谁都得首先填饱肚子，解决了维持生计的问题，不然的话，别的啥也顾不上。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质料（唯物）”主义者，都揭示过这条素朴的道理，只不过说着说着，就走上了现在还不可描述的歧途。

也因此，在初生婴儿那里，“‘有’奶便‘是’娘”，可以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了，就是在“奶爸”的情况下，也完全成立：像“有”和“是”这样的“认知”问题，一开始就是围绕充饥的“奶”展开的；一旦你指认了这个“事实”的“存在”（“指认”的意思就是“指出和识别某个东西是什么”），觉得它能弥补肚子咕咕叫的“缺失”，你就会立刻采取行动，强行把它弄到嘴里去。

其实吧，前面给“需要”下定义的时候，已经把“有”和“无”、“是”和“非”、“存在”和“非存在”偷偷嵌进去了，因为所有的需要都是由于人的“存在”出现“缺失”才形成的，毫无悬念。所以呢，婴儿们通过“‘有’奶便‘是’娘”的途径，触及到哲学的这个终极话头，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反过来看，要是他们觉得味道不对头，不是自己想要的奶，而是糖水、药汁或别的什么骗人玩意儿，他们就会觉得“缺失”还在，没有得到弥补，于是哇哇乱叫，嚎啕大哭，不达到“有”和“是”的目的，誓不罢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生在世的第一需要，与其说是追求智慧的认知需要，不如说是肉身存活的实利需要——尽管亚里士多德十分精辟地把“求知”说成是人的本性。

另一个不这样“拿衣服”的例子，则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了。想当年老爷子满世界沾花惹草，肯定有考察它们本身“是”怎么回事的好奇动机，但又和眼下的植物学家很为不同，更想了解的还是它们对人的非认知用处，特别是在饮食和治病的“急用先学”方面。

比方说吧，看到菊花的时候，他自然会留意它的长相，不然怎么区别菊花和断肠草呢？据说老先生的临终遗言“这草有毒”，就是因为没来得及分清它们之间的小葱拌豆腐，才得到了这种充满切身体验的直觉领悟。

不过呢，他同时无疑更看重菊花的疗效和毒性，不然怎么知道它能不能败火拉稀呀？说白了，既然号称神“农”，如同后世的多少老“农”一样，他对菊花用处的兴趣，势必超过了他对菊花长相的兴趣，文言又叫“学以致用”。

在哲学上，这就叫“两类需要的交织”了：对于菊花的事实存在，神农肯定有困惑惊诧的好奇心；不过，这种认知需要归根结底又是被非认知需要激起来的，甚至是他想达到非认知目的的工具。换言之，他是为了弄明白菊花对人有哪些疗效或毒性，才想弄明白菊花长得什么样，借此提醒人们采摘的时候千万小心，一定要把菊花和断肠草搞搞清楚，别又落个“这草有毒”的悲剧下场。

这样子看，虽然亚里士多德把“存在”当成了“第一哲学”的“第一概念”，它其实是没有独占鳌头的资格的。倒不如说，就是在认识论与存在论的同一中，它也必须委屈一下，和“事实”一起充当“第三概念”，排在“需要”和“认知”的后面。

理由嘛，就是前面说过的，不管有没有非认知的需要掺和进来，人们都是由于求知欲的缘故，才想认知事实的存在。所以说，没有了认知的需要，“事实”哪怕照样“存在”，人们也不会形成这两个概念，摆出哲学的姿态了。有鉴于此，当然也只有“需要”，才能成为人生哲学的“第一概念”。

进一步看，所有的人，包括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家，大多数情况下，都像初生的婴儿以及年迈的神农一样，是在两类需要的交织下，认知各种事实的是、有、在的，所以才让认识论和存在论面临一堆纠结的问题，到今天还没理出个头绪来。

说得具体点，这些难题包括但不限于：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之间有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认知需要推动的“认识”与非认知需要推动的“实践”，彼此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真理的本质在于“符合事实”呢，还是在于“实践成功”？真理是只有一个呢，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多样化？

更有甚者，中西文化的差异冲突——确切些说，所有非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冲突，也要回溯到这种交织上：从亚里士多德讨论惊诧好奇与实用娱乐的关系起，西方文化已经不自觉地把纠缠在一起的两类不同需要分开了，由此产生了人类最早的科学理论以及理性精神。

相比之下，中国乃至所有的非西方文化，在没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前，既没有这种分离，也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理论和理性精神，所以才会在进入“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历史阶段时，面对先下手为强的西方文化，显得既虚弱又疲软，甚至发出“落后就会挨打”的无厘头呐喊。

围绕中西文化的这类反差对照，“斯是思史”的系列会做具体的解释，所以这里只是点到一个概念上的例子：各位细品一下先秦哲学说的“有”和“无”，就会察觉到它们与古希腊哲学说的“存在”和“非存在”不同，因为如果说后者主要与“认知”相关的话，前者却充满了“为（实践行为）”的考虑，特别关心人生“有为”还是“无为”的问题。

也因此，忽视了文化基因方面的这种深度差异，单靠字面上的相似，就把它们说成是一回事，只能是隔靴搔痒，离题万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