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道德元理 30. 国家与社会是怎么个关系

“国家（state）”与“社会（society）”的关系，是现代西方学界，相当关注的一个话头，众多论者围绕着，“社会先于国家，还是国家高于社会”“以国家还是社会为中心”“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好，还是弱国家强社会的模式好”等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尽管眼下的势头，有点弱了，可产生的扭曲影响，依然故我，嗯哼。

广义讲，“社会”是指数量很大的一伙人，由于在一块生活，形成的人际结构，从“人类社会”，到“蛮荒社会”“文明社会”，到“畜牧社会”“信息社会”，再到“东亚社会”“英国社会”等，因此可以说，在涵盖“国度”的同时，也涵盖了“国家”——亦即在“社会”或“国度”中，对民众实施管控的，那个强力他律的权力结构，文言又叫“政府”，不是？

然而呢，国家与社会关系语境里的“社会”，主要是在狭义上说的，专指一个国度中，享有某些权益自由的普通民众，也就是被统治阶层，彼此间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国家也就是统治阶层，保持相对独立的人际结构，所以常常加上个，“civic”的修饰词，俗话或曰：“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

用当代加拿大搞哲学的那位，查尔斯·泰勒的废话一句说：“这个意思上讲，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而言，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搞混了，或者被国家淹没了的，社会生活领域。”

其实吧，狭义的这话头，甚至能溯源到古希腊，因为当时的城邦，大都赋予了自由民们，在工商贸易、思想文化等领域，相当宽松的生活空间，可以在政治国家的他律管控外，自愿自律地结成团伙，过上比家庭大了许多的，相对独立的小日子。正因此，柏拉图曾主张：“哲学王”“军人卫士”“工商百姓”三大阶层，只有“各司其职，互不干预，彼此友好”，才符合他认同的，规范性正义理念。

进入现代社会，由于市场在西方社会中（此处两个“社会”，全是广义的哦，亲），占的权重越来越大的缘故，狭义的“市民”阶层，亦即“市场里做事的公民”，如何免于掌权者的强力管控，自治做买卖，闷声发大财，就成了人们在理论与实践中，经常关注的问题，最后则演化为，当前的这个话头。

至于西哲，尤其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将其说成是“公域”与“私域”的对照，甚至衍生出了，“公权”与“私权”的互动，概念混淆的跨度，就不是一般的大咧：第一呢，要是陌生人之间，交往谈生意的市民社会，都成了私域，那家庭乃至光棍的生活，又算神马域啊？莫非划归地域？搞笑。

第二呢，如果说国家属于，管控公共生活的权力，因而勉强还能叫“公权”的话，将个体权益，包括私有产权，对称性地叫做“私权”，却明显走歪了，不仅掩盖了，权力与权益的鲜明反差，而且还忘了，管控权力与个体权益的互动，业已实质性超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狭义范围，进入了它的广义领地。

于是乎，照过去方针办，对这类老形儿子不上学，满世界变戏法的概念发明，俺老汉还是遵守老规矩，统统弃之不用，以免自己也被绕进去了，啥都说不清，胡搅第十名，还落在了别个后面，嗯哼。

再来看汉语的“社会”。《周礼》曰：“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再联想到“聚社会饮”，主要指当时人们，在“春社”里群聚饮酒的习俗，它俩合一块，明显也有普通民众，“结社聚会”的意思，并延伸到了，“社戏”“社火”等术语中。正因此，当初日本学者，将“society”译成“社会”，才比严复译成“群”的做法，更有语义渗透的生命力，成了今天的流行译读。

不过呢，问题的另一面是，古代语境里，“社会”远远赶不上“社稷”，后者不仅频繁出现，而且意义重大，如同27篇所讲，主要指用来生产粮食的土地，因此逐步成了，君王祭拜的重要对象，最终更是与“国家（政事，朝廷）”合为一体，甚至还能相互替代，以致“社稷之忧”“社稷之危”，往往指掌握“国家”大权的国君本尊的忧虑安危，所谓的“晋阳之事，寡人危，社稷殆矣”。这样子瞥，国家与社稷的关系，其实与左手摸右手，如同一只手的关系差不多咧，不是？

此外还有一个，异曲同工的事例：“江山”的原初内涵，是指山脉河流，却也在儒味文化的熏陶下，慢慢有了意指，对土地以及人民，实施管治的“国家”的衍生意思，甚至还能压倒原初内涵，成为它的核心语义。比方说，所谓的“打江山坐江山”，就不是指：拿下或占有了这座山那条河，而只是指：夺取或掌握了，能对构成“天下”的国土和国民，行使管治权力的国家（社稷）。

这个意思上讲，“君民一家亲”的理念，成了广义国社关系的特色写照，就不奇怪了：从先秦的“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天子作民父母”的血亲比附观念，到后世“父母官”“万岁爷”的类血亲头衔，统统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说成是亲亲热热一家人的关系。于是乎有了，27篇分析的，土地、人民、政事三位一体的，中文“国家”概念，与这球上其他地儿的用词，颇为不同，嗯哼。

当然咯，别低估了咱汉语的博大精深，因为庄周的“庙堂与江湖”之分，尽管不如刚才的三位一体，那样子正儿八经，倒也形象地折射出，狭义国社关系的一个侧面：原指鱼类在里面得意的“江湖”，逐步与“庙堂”分庭抗礼，专指不肯受朝廷管治，追求精神自由的人们，组成的特定民间社会，并与往往浸润在，君民一家亲中的，“市井”类型的民间社会，鲜明有别。不用讲，此处说的“江湖”，与前面讲的“江山”之间，那点微妙而又深度的反差，其实更引人品味，不是？

澄清了相关概念，再从实然角度反观，西哲主要在应然层面，讨论的那些问题，或许就不难找到，尽管简单质朴，却能醒脑揭秘的答案了，不像西哲那样子，故作高深、晦涩玄妙了老半天，非但没说清啥玩意儿，反倒让人越听越糊涂，嗯哼。

首先呢，广义上，“社会先于国家”，与“国家高于社会”两个命题，同时成立：国家尽管晚于社会出现，但产生后，就会发挥指向全社会的管控功能，迫使后者的人伦秩序，必须服从自己设定的正义底线，若有越过，便碾过去……

不过哈，狭义上，两个命题就不成立了，理由如下：第一哦，正像泰勒的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清晰表明的那样子，既然国家与社会，是被“分析”出来的，它俩就只能说是，同时产生的啦，没法辨出个先来后到。第二哦，没被国家淹没的市民社会，既然已经得到了，“相对独立”的清晰定位，阁下或许就应当，不好意思再断言：它注定了比国家矮一头咧，不是？

其次呢，广义上，社会肯定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了，因为后者划出的那条正义底线，是整个社会都得遵守，绕着打转转、兜圈圈的，不可越出雷池一步，否则的话，强力他律的大棒子，就在那伺候着哟。留神。

不过哈，狭义上，也很难说谁是中心咧，因为“分析”出来的那条界限，貌似已经让它俩，分别有了自己的中心：国家虽是广义社会的中心，但由于下面谈到的原因，并不可能全面管控，广义社会的每个角落；所以哦，只要木有越出雷池，大面上过得去，狭义社会当然可以，围绕自己的中心，自顾自地做自己的事情，不管是在市场里，还是市井里。惬意。

此处有分教哈：这里设定的前提，少不了滴，因为要是狭义社会，拒绝了国家的强力管控，它就不再是，分析性的狭义社会啦，而是重新构成了，广义社会的组成部分，会受到国家机器的铁拳痛击。举个例：相安无事的时候，江湖当然可以，按自己的规矩行事；可要是与庙堂有了冲突，江湖又扛不过去，它的自成中心，就不复存在，得照朝廷的规矩办咧；不然的话，国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嗯哼。

最后呢，广义上，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不管好不好，各位喜欢不喜欢，注定了是个，放之四海的皆准模式；否则的话，国家怎么会分析性地具有，“强力他律”的特征啊？相比之下哦，社会显然弱势，尤其涉及正义的所有方面，都不得不服从，国家的强力管控……

那社会有木有可能咸鱼翻身，转过来凌驾于国家之上呢？肯定有可能啦：当且仅当国家及其体制，落入33篇讲的“合议性危机”，要被“改换”或“革命”干翻的时候。不过哈，一旦通过这两种途径，更迭了强力他律的管控权力，原本弱势社会的某部分内容，就转型成了，眼下强势的国家；原本强势的国家，则转型成了，眼下弱势社会的某部分内容。语义分析之力，就这样子剽悍……

不过哈，狭义上，却很难区分，国家与社会，谁强谁弱咧：既然它俩现在是，彼此相对独立的，各自为阵，国家既淹没不了社会，社会也涵盖不住国家，那该怎么比较，二者的强弱呢，不是？

进一步瞅，“两种模式哪个好”的提问，本身明显充满了应然意蕴。所以哦，答题者的立场不同，偏爱的国家与社会不同，给出的结论肯定不同；就连浅人本尊，也会在《刘派正经》里，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提供规范性答案，在此按下不表。

这里只想指出一点：西哲费了老鼻子劲，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知做了多少文章，可为什么连这么点，秃羊秃神婆的东西，也没说清楚呀？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用应然压倒了实然，用偏好喜爱，取代了语义分析，不乱才怪。

拿大名鼎鼎的泰勒来讲，他业已清晰指出了，两个概念的狭义区别，却被社群主义的规范性调门，冲昏了分析性的头脑，结果非但没从这种区别中，说出点神马道道，反倒把一个，原本不复杂的问题，搞得比天书还难懂咧，并因此产生了，种种不容低估的扭曲影响，个中的深刻教训，很值得吸取哟，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