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道德元理 30. 國家與社會是怎麼個關係

“國家（state）”與“社會（society）”的關係，是現代西方學界，相當關注的一個話頭，眾多論者圍繞着，“社會先於國家，還是國家高於社會”“以國家還是社會為中心”“強國家弱社會的模式好，還是弱國家強社會的模式好”等問題，有過熱烈的討論，儘管眼下的勢頭，有點弱了，可產生的扭曲影響，依然故我，嗯哼。

廣義講，“社會”是指數量很大的一伙人，由於在一塊生活，形成的人際結構，從“人類社會”，到“蠻荒社會”“文明社會”，到“畜牧社會”“信息社會”，再到“東亞社會”“英國社會”等，因此可以說，在涵蓋“國度”的同時，也涵蓋了“國家”——亦即在“社會”或“國度”中，對民眾實施管控的，那個強力他律的權力結構，文言又叫“政府”，不是？

然而呢，國家與社會關係語境裡的“社會”，主要是在狹義上說的，專指一個國度中，享有某些權益自由的普通民眾，也就是被統治階層，彼此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對國家也就是統治階層，保持相對獨立的人際結構，所以常常加上個，“civic”的修飾詞，俗話或曰：“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

用當代加拿大搞哲學的那位，查爾斯·泰勒的廢話一句說：“這個意思上講，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對而言，並部分獨立於國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與國家搞混了，或者被國家淹沒了的，社會生活領域。”

其實吧，狹義的這話頭，甚至能溯源到古希臘，因為當時的城邦，大都賦予了自由民們，在工商貿易、思想文化等領域，相當寬鬆的生活空間，可以在政治國家的他律管控外，自願自律地結成團伙，過上比家庭大了許多的，相對獨立的小日子。正因此，柏拉圖曾主張：“哲學王”“軍人衛士”“工商百姓”三大階層，只有“各司其職，互不干預，彼此友好”，才符合他認同的，規範性正義理念。

進入現代社會，由於市場在西方社會中（此處兩個“社會”，全是廣義的哦，親），占的權重越來越大的緣故，狹義的“市民”階層，亦即“市場裡做事的公民”，如何免於掌權者的強力管控，自治做買賣，悶聲發大財，就成了人們在理論與實踐中，經常關注的問題，最後則演化為，當前的這個話頭。

至於西哲，尤其西方馬克思主義（以下簡稱“西馬”），將其說成是“公域”與“私域”的對照，甚至衍生出了，“公權”與“私權”的互動，概念混淆的跨度，就不是一般的大咧：第一呢，要是陌生人之間，交往談生意的市民社會，都成了私域，那家庭乃至光棍的生活，又算神馬域啊？莫非劃歸地域？搞笑。

第二呢，如果說國家屬於，管控公共生活的權力，因而勉強還能叫“公權”的話，將個體權益，包括私有產權，對稱性地叫做“私權”，卻明顯走歪了，不僅掩蓋了，權力與權益的鮮明反差，而且還忘了，管控權力與個體權益的互動，業已實質性超出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狹義範圍，進入了它的廣義領地。

於是乎，照過去方針辦，對這類老形兒子不上學，滿世界變戲法的概念發明，俺老漢還是遵守老規矩，統統棄之不用，以免自己也被繞進去了，啥都說不清，胡攪第十名，還落在了別個後面，嗯哼。

再來看漢語的“社會”。《周禮》曰：“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再聯想到“聚社會飲”，主要指當時人們，在“春社”里群聚飲酒的習俗，它倆合一塊，明顯也有普通民眾，“結社聚會”的意思，並延伸到了，“社戲”“社火”等術語中。正因此，當初日本學者，將“society”譯成“社會”，才比嚴復譯成“群”的做法，更有語義滲透的生命力，成了今天的流行譯讀。

不過呢，問題的另一面是，古代語境裡，“社會”遠遠趕不上“社稷”，後者不僅頻繁出現，而且意義重大，如同27篇所講，主要指用來生產糧食的土地，因此逐步成了，君王祭拜的重要對象，最終更是與“國家（政事，朝廷）”合為一體，甚至還能相互替代，以致“社稷之憂”“社稷之危”，往往指掌握“國家”大權的國君本尊的憂慮安危，所謂的“晉陽之事，寡人危，社稷殆矣”。這樣子瞥，國家與社稷的關係，其實與左手摸右手，如同一隻手的關係差不多咧，不是？

此外還有一個，異曲同工的事例：“江山”的原初內涵，是指山脈河流，卻也在儒味文化的薰陶下，慢慢有了意指，對土地以及人民，實施管治的“國家”的衍生意思，甚至還能壓倒原初內涵，成為它的核心語義。比方說，所謂的“打江山坐江山”，就不是指：拿下或占有了這座山那條河，而只是指：奪取或掌握了，能對構成“天下”的國土和國民，行使管治權力的國家（社稷）。

這個意思上講，“君民一家親”的理念，成了廣義國社關係的特色寫照，就不奇怪了：從先秦的“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天子作民父母”的血親比附觀念，到後世“父母官”“萬歲爺”的類血親頭銜，統統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說成是親親熱熱一家人的關係。於是乎有了，27篇分析的，土地、人民、政事三位一體的，中文“國家”概念，與這球上其他地兒的用詞，頗為不同，嗯哼。

當然咯，別低估了咱漢語的博大精深，因為莊周的“廟堂與江湖”之分，儘管不如剛才的三位一體，那樣子正兒八經，倒也形象地折射出，狹義國社關係的一個側面：原指魚類在裡面得意的“江湖”，逐步與“廟堂”分庭抗禮，專指不肯受朝廷管治，追求精神自由的人們，組成的特定民間社會，並與往往浸潤在，君民一家親中的，“市井”類型的民間社會，鮮明有別。不用講，此處說的“江湖”，與前面講的“江山”之間，那點微妙而又深度的反差，其實更引人品味，不是？

澄清了相關概念，再從實然角度反觀，西哲主要在應然層面，討論的那些問題，或許就不難找到，儘管簡單質樸，卻能醒腦揭秘的答案了，不像西哲那樣子，故作高深、晦澀玄妙了老半天，非但沒說清啥玩意兒，反倒讓人越聽越糊塗，嗯哼。

首先呢，廣義上，“社會先於國家”，與“國家高於社會”兩個命題，同時成立：國家儘管晚於社會出現，但產生後，就會發揮指向全社會的管控功能，迫使後者的人倫秩序，必須服從自己設定的正義底線，若有越過，便碾過去……

不過哈，狹義上，兩個命題就不成立了，理由如下：第一哦，正像泰勒的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清晰表明的那樣子，既然國家與社會，是被“分析”出來的，它倆就只能說是，同時產生的啦，沒法辨出個先來後到。第二哦，沒被國家淹沒的市民社會，既然已經得到了，“相對獨立”的清晰定位，閣下或許就應當，不好意思再斷言：它註定了比國家矮一頭咧，不是？

其次呢，廣義上，社會肯定是以國家為中心的了，因為後者劃出的那條正義底線，是整個社會都得遵守，繞着打轉轉、兜圈圈的，不可越出雷池一步，否則的話，強力他律的大棒子，就在那伺候着喲。留神。

不過哈，狹義上，也很難說誰是中心咧，因為“分析”出來的那條界限，貌似已經讓它倆，分別有了自己的中心：國家雖是廣義社會的中心，但由於下面談到的原因，並不可能全面管控，廣義社會的每個角落；所以哦，只要木有越出雷池，大面上過得去，狹義社會當然可以，圍繞自己的中心，自顧自地做自己的事情，不管是在市場裡，還是市井裡。愜意。

此處有分教哈：這裡設定的前提，少不了滴，因為要是狹義社會，拒絕了國家的強力管控，它就不再是，分析性的狹義社會啦，而是重新構成了，廣義社會的組成部分，會受到國家機器的鐵拳痛擊。舉個例：相安無事的時候，江湖當然可以，按自己的規矩行事；可要是與廟堂有了衝突，江湖又扛不過去，它的自成中心，就不復存在，得照朝廷的規矩辦咧；不然的話，國家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嗯哼。

最後呢，廣義上，強國家弱社會的模式，不管好不好，各位喜歡不喜歡，註定了是個，放之四海的皆準模式；否則的話，國家怎麼會分析性地具有，“強力他律”的特徵啊？相比之下哦，社會顯然弱勢，尤其涉及正義的所有方面，都不得不服從，國家的強力管控……

那社會有木有可能鹹魚翻身，轉過來凌駕於國家之上呢？肯定有可能啦：當且僅當國家及其體制，落入33篇講的“合議性危機”，要被“改換”或“革命”干翻的時候。不過哈，一旦通過這兩種途徑，更迭了強力他律的管控權力，原本弱勢社會的某部分內容，就轉型成了，眼下強勢的國家；原本強勢的國家，則轉型成了，眼下弱勢社會的某部分內容。語義分析之力，就這樣子剽悍……

不過哈，狹義上，卻很難區分，國家與社會，誰強誰弱咧：既然它倆現在是，彼此相對獨立的，各自為陣，國家既淹沒不了社會，社會也涵蓋不住國家，那該怎麼比較，二者的強弱呢，不是？

進一步瞅，“兩種模式哪個好”的提問，本身明顯充滿了應然意蘊。所以哦，答題者的立場不同，偏愛的國家與社會不同，給出的結論肯定不同；就連淺人本尊，也會在《劉派正經》裡，針對某個具體問題，提供規範性答案，在此按下不表。

這裡只想指出一點：西哲費了老鼻子勁，圍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知做了多少文章，可為什麼連這麼點，禿羊禿神婆的東西，也沒說清楚呀？一個關鍵原因，就是用應然壓倒了實然，用偏好喜愛，取代了語義分析，不亂才怪。

拿大名鼎鼎的泰勒來講，他業已清晰指出了，兩個概念的狹義區別，卻被社群主義的規範性調門，沖昏了分析性的頭腦，結果非但沒從這種區別中，說出點神馬道道，反倒把一個，原本不複雜的問題，搞得比天書還難懂咧，並因此產生了，種種不容低估的扭曲影響，箇中的深刻教訓，很值得吸取喲，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