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启明28. 民主蜕变成暴政的自败悖论

依据前面的讨论，现在从应然角度，概括一下民主制度，何以生成暴政的内在机制：既然卢梭鼓吹的，秉持永对公意的“人民”，是个子虚乌有的抽象迷思，既然民主政治的现实主体，总是理念诉求彼此歧异的“民众”，既然“人民—民主—主义”，属于听起来巨拉风，但逻辑上曰不圆，实践上行不通的浪漫幻想，既然民主政治，必须诉诸多数决的决定性原则，从而导致多数民众占主导的民主，与针对少数民众实施的专政，构成了实然层面的两位一体，倘若多数民众的理念诉求，背离了尊重权益的底线，他们针对少数民众，实施的民主—专政，就会在应然层面，沦为侵权害人的法西斯。

于是乎，自由一元主义的视角看，民主制度的异化悖论便在于：试图通过赋予民众，参与政治的自由权益，防止少数人暴政的民主制度，会由于多数民众的理念诉求，违反了不可害人的底线，背离自己的初衷，蜕变成剥夺少数民众的自由权益，因而虽民主、不自由的不义暴政，与不民主制度的不义暴政，并无实质性差异。

说白了，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如果讲不民主制度的不义暴政，是少数人侵害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制度的不义暴政，则是多数人侵害少数人的暴政。然而嘿，害人侵权的暴政，肯定不会因为，施害者人多，受害者人少，便转型成尊重权益的义政，因为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必须严守逻辑同一律，将从量变到质变的变戏法，一棒子打入隐身的冷宫。冻死它。

其实吧，部分地因为自己的老师，被雅典“人民法庭”，遵循程序正义地判了死刑，拉图兄连同多德弟，已经开始抨击，民主的法西斯了（知不道民主的历史，更悠久的印度那边，有木有神马说法？待考），可惜焦点一如既往，集中在了理性上：欲情笼罩下的多数民众，缺少必要的德性，特别是匮乏，评判政治事务的理性智慧，容易偏离正道；唯有少数理性思辨之士，当上执掌权力的哲学王后，才能把城邦建设成，正义的理想国。

进入现代后，麦迪逊、托克维尔、密尔等人，则从古典自由主义视角，考察了这类事情，并提出了三泉分立等，旨在阻止暴政的措施，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是嗨，由于偏重程序形式，轻视实质内容，他们也没能彰显，多数人暴政的不义定位，及其内在必然，尤其忽略了，民主自败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民主制度的原初目的，在于赋予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自由权益，允许他们在不妨碍别个，行使参政权益的前提下，通过行使参政权益，捍卫包括自己在内，每个人的自由权益，从而防止不民主制度下，少数统治者动用权力，随性侵害民众的不义暴政。如前所述，这一点构成了，民主与自由相关，符合应然底线的头号因素。

另一方面，某些民众行使，自己的参政权益时，尽管没有妨碍别个行使，他们的参政权益，但其目的不是为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权益，而是为了达成，自己以及同伴的不义诉求，为此甚至不惜侵犯，别个的自由权益；虽然人数不多的情况下，掀不起什么大浪，可一旦占了数人头的上风，他们就可以诉诸，多数决的程序，将自己的不正当诉求，名正言顺地当成，全社会的正义底线，他律强制地贯彻下去了，谁要是不从呢，还开着国家机器碾压过去。

就此而言，网传的托克维尔一段话，放在这里正合适：“俺不反对民主体制。如果它们是自由的，民主体制可能很伟大，符合上帝的旨意。让俺感到悲哀的，不是咱们的社会是民主的，而是咱们继承和养成的恶习，让咱们非常难以得到或维系，井井有条的自由。而且俺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没有自由的民主，更让人难以忍受。”

于是乎，这个用民主权益，把自由权益搞没了的结果，便展示出“成也民主，败也民主”的内在悖论：民主肯定了所有民众的参政权益，却否定了部分民众的自由权益，正所谓：“民主一时爽，自由火葬场。”也因此，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上，主义必须一元：同义反复地讲，如同阁下不是让自由，而是让平等、福利、信仰等等成了主义，一定导致侵权害人一个样，倘若您不是让自由，而是让民主成了主义，也一定导致，害人侵权的不义暴政，毫无悬念。

有人又迷思咧：既然少数民众，行使参政权益的时候，已然认可或预设了，多数决的原则，就理应以“败选者同意（loser’s consent）”的方式，忍受民主带来的暴政，哪怕权益受到侵犯，也没理由抱怨或反抗，文言又名“愿打愿挨”，否则的话，便属于背约不义了。

尽管这种证成，完全符合契约论，并且涉及搞不搞夏时制，罚五十还是两百的事儿时，也可以成立，但倘若遇到的是，底线层面的大是大非，它不仅潜含着，主张人多即正义的严重弊端，而且还根本取消了，洛克肯定的人民主权，不许民众推翻那些，虽然以契约论的方式生成，随后却欺压民众的不义官府，结果回到霍布斯鼓吹的，君权至上利维坦那儿了：既然如前所述，民主制的多数人暴政，与官府搞的少数人暴政，除了施害者的人多人少外，没有实质性区别，为啥作为民主基础的人民主权，只许推翻后者，不可推翻前者啊？给个理由先呗。

尤其再考虑到，民主赋予民众参政的权益，是为了让他们行使，这种自由权益，以便维护包括自己在内，每个人的自由权益，免于受到不义的侵害，它认同或预设的，规范性正义标准，就不可能是，谁人多谁有理的，形式化数学程序了，而理应是尊重权益的应然底线。

有鉴于此，少数民众发现，民主导致了暴政后，当然有理由依据，洛自由的理念，将人民主权凌驾于多数决之上，推翻民主的法西斯：既然民主走向了，与不民主一个样的暴政，民众为啥不可以像，推翻不民主的暴政那样子，把它推翻了呀？说穿了，民主的法西斯，即便得到多数人的背书，也不可能因此便具有，神圣不可推翻的正义性。

唱得更跑调些：民主从属于自由，是它不仅好、而且对的前提；所以呢，一旦它自信心膨胀，用自己采取的，定量化多数决程序，否定了自己认同的，实质性自由底线，造成了侵权害人的暴政，民主就会变得，尽管好、但不对了，从而给了受害者，终结这种自我坎陷的，多数人暴政的正当理据，不是？

此外呢，民主制度下，普通民众，包括站在对立面，不得不从了的少数民众，可以凭借自己的参政权益，监督政府权力的运行，迫使执政者对自己负责，尤其是通过后续选举，让竟敢作恶、失去民心的执政者下台，并对他们展开问责，也是它被视为好东西，能够自我纠错，足以防止暴政的，一条重要理据，体现出它胜过了，民众无权问责监督的，不民主制度的主要优势。

虽然但是，第一哈，要是像契约论式的，民主拜物教信徒，拼命渲染的那样子，执政者代表着，百分百人民的永对公意，并且还全心全意，光想着为人民服务，就既没必要、也没可能，搞神马监督问责，这套形式主义咧。第二么，当且仅当民众的理念诉求，守住了不可害人的应然底线，他们对政府的监督问责，才能发挥防止暴政的正面效应；否则的话，倘若民众一味要求，维护自己不从事劳动，也有资格享受的福利权，又占了数人头的上风，岂不是还会把执政者，逼到放弃自由原则，改搞差别原则的，均等邪道上么。

由是瞅之，“对选民负责”的说法，虽然抽象曰起来，灰常拉风高大上，可一旦落脚到，具体的语境中，也摆脱不了，一个头痛的质疑：政府要对哪部分选民负责，允许他们实现，怎样的理念诉求哇？它是应当追随，观世音女士的身影，做到无论谁来拜——或者监督问责，一概有求必应呢，还是坚持正义至上，优先承担自己，维护不可害人的应然底线，这份头号职责呀？这事儿不拎清楚，肯定会重蹈，“为人民服务”的覆辙：口头上嚷嚷着，“对选民负责”，结果除了自己，以及同伙外，对谁也不负责。就此而言，单单凭借问责监督、自我纠错等，形式性的抽象功能，当然也不足以让民主，成为不仅总是好、而且永远对，以致至高无上的终极主义了。

值得指出的是，基于千人千义的现实，强调“尚同”的墨翟，有两段话虽然不是在，涉及民主的语境里说的，却讲到了点子上，彰显了公义高于一切，包括高于多数决程序的，终极至上地位：“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说破了，前一段直白指出，公义的底线要求也包括：多数人不可针对少数人，实施坑害人的不义暴政；后一段则间接驳斥了，谁人多谁有理的扭曲标准：并非大多数人，都那样子做的流行模式，而是或许只有少数人，认同的公义底线（“仁者寡”），才构成了应当效法的榜样。

这些在两千年前，就彰显了“万物莫贵于义”的论述，对于咱们今天打破，民主至上论的迷思，仍然具有不容漠视的启迪效应：民主制度本身，连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无论多么健全完美，都不是终极绝对的天然正义，更不可能岁月静好地终结历史；相反哈，倘若多数民众，扭曲了正义感，背离了不可害人的底线，还会因此导致，不义的法西斯暴政，少数民众理应将其推翻，推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以致可以讲，只要人类还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不仅艰难曲折，而且永无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