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自由意志49.哈耶克拎不清強制的不可避免

拋開了哈耶克，對強制概念的種種扭曲不談，單從他在定義中指出的，強制與自由的對立看，他好像也沒澄清另一個疑團：為什麼“自由政策的使命，必定是將強制或其有害後果，減少到最小限度，儘管不能將其完全消滅”呀？

問題很簡單：既然自由在於“強制的不存在”，自由政策怎麼會允許，這種否定自由的有害之惡，以最小限度的形式存在呢？斬草除根地消滅一切強制，以求自由之善的完美無缺，豈不是名正言順、順理成章麼，幹嘛還要剩點殘餘，給它留個一席之地哇？說白了，這種理論缺失，正是西哲經常談論“必要壞（惡）”，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的直接體現，嗯哼。

不用講，理解了《人性邏輯》和《道德元理》中，有關好好衝突，以及人際衝突的討論，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要是不存在衝突，無論一個人自己，一根筋地趨好避壞的時候，還是一群人合作，大團圓地美美與共的時候，都談不上任何強制，如同你肚子餓的時候，看到一盤香噴噴的餃子，不會覺得自己是被逼着，才能把它吃下去；或者一家人過年，共享天倫之樂的時候，不會覺得是被逼着，才能一同坐下來，歡歡喜喜包餃子那樣子。快活。

可是呢，一旦有了衝突，麻煩就忒大咧：要是你肚子餓的時候，面前只有一碗，你平常最討厭的鹹湯圓，你就不得不強忍着反胃，才能把它吞下去了；或者要是一家人裡面，有的要包鹹湯圓，有的要買肯塔基，家長就不得不採取，揮舞大棒子的威權方式，才能迫使各位老老實實，排排坐，包餃子了。尷尬。所以嘛，抓住了好好衝突，理解了悖論交織，人生在世怎麼會有，強制性的“必要壞（惡）”，這個讓西方學界，頭疼了好些年的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不是？

說穿了，哈大腕正是拎不清，這個簡單不過的小問題，才把強制之惡的源頭，歸咎於外來而理性的設計、安排、控制，卻不肯轉轉水靈靈的腦袋瓜，想想另外一個，同樣簡單不過的小問題：社會生活里，為啥有些人會不辭辛勞，動用最珍貴的理性稟賦，精心設計、苦心安排、費心控制所謂的“建構”秩序，對另一些人施加，在他看來是超出了“最小限度”，因而屬於不必要的強制。

說破了，按照人性邏輯的原點執着，前蘇聯某些人，大搞所謂“計劃經濟”，壓根不是因為，他們“最珍貴”的理性稟賦，不知怎麼搞的，一個不留神，就突然驕傲起來咧。不如講，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他們發現，另一些人的意欲志向，與自己的志向意欲截然對立，所以為了壓制另一些人的意欲志向，才會強力推行，貌似很有“理性”、其實全是“指令”的“計劃經濟”，嗯哼。

好玩的是，哈耶克曾感嘆，自由是一種人們“希望趨近，卻很難期望完全實現的狀態”，甚至還抱怨說：“由於界定得太寬泛了，自由居然成了，人們不可能實現的狀態。”但很可惜，他沒能從這些自生自發，說不清楚的感悟出發，進一步揭示好好衝突，造成的下述殘酷悖論：一方面，人人都想完全實現，自己的意志自由；另一方面，人們又不可能完全實現，自己的自由意志。

進一步瞅，也是因為不明白，強制之惡的這個源頭，哈大佬還繼承了，西方學界的重量不重質傳統，憑空端出了一個，“減少到最小限度”的四則運算，仿佛不如此，不足以體現他的高深數學水平似的，卻木有意識到，人際強制的要害，壓根不在於量上的大小，而在於設定了，什麼性質的正義底線。

嚴格講，除了也有烏托邦的屬性，在衝突滿滿的現實中，根本不可能貫徹到底的“自由放任主義”之外，其他所有的“主義”，歸根結底都不得不主張，應當針對人的自由，施加不同限度的人際強制，至於這種限度的彼此不同，最終又取決於，它們劃出的正義底線彼此不同。

也因此，哈大牌要落實，嚴格意思上的自由主義立場，似乎就應當放棄，“最小限度”這類說了等於沒說的，人為立法的遣詞造句，旗幟鮮明地亮出它的正義底線：自由政策的使命，除了針對侵犯權益的不義行為的強制之外，不再實行任何強制，俗話或曰：“除了坑人害人，其他怎樣都行。”

所以哦，他迴避了這個要害，卻在那裡拼命反對外來的設計、安排、控制，猛烈抨擊理性的自負，稀里糊塗地允許最小限度的強制，恰恰從一個側面表明了：就連當代西方自由主義陣營里，這位最有名的大牛，也扭曲了應然維度的正義感，拎不清自由主義防止不可接受之惡的底線，應當劃在哪裡，不是？

於是乎，把“強制”界定成，“一個人為了避免較大的惡，屈從於其他人的意志，選擇了被強加的較小的惡”時，哈耶克只好這樣子解釋，強制的沒法完全避免：“要想防止強制，只有威脅實施強制這條途徑”，也就是把實施強制的壟斷權力賦予政府，並限定這種權力只能在，“被要求制止私人採取強制行為”的範圍內，才能憑藉“一般抽象的規則”加以實施，以求“儘可能減少這種強制的危害”，最終讓“個人在大多數情形下，都不會受到強制”。

不過哈，即便從實然視角看，這些繞來繞去的“一般抽象”說法，也陷入了“以毒攻毒”的空洞貧乏，既難以解釋“用來防止強制的強制”，與“被防止的強制”有神馬區別，又沒能指出，“被防止的強制”從何而來的源頭，所以不足以回答，“既然強制是否定自由的惡，自由為何又離不開它”的難題。

於是乎，這樣子的稀里糊塗，又導致了哈耶克進一步的稀里糊塗，不僅反對下面的“詭辯”：“只有當我們去做某種意思上，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的時候，我們才是自由的”，而且聲稱：“把自由界定成，符合道德規則的行為……實際上是對我們關注的自由的否定”，結果得出了一個，實然層面也蠻荒唐的結論：你要是履行了，應盡的道德義務，你就陷入不自由咧。滑稽。

不用講，他這樣子胡言亂語，是因為拎不清，《人性邏輯》38節里，辨析“應當義務”的時候，分拆出來的“一定要”與“一定得”：違心背欲的“一定得（不得不）”，才是否定自由的“強制”因素；相形之下，從心所欲的“一定要（不可不）”，儘管也是個“一定”，卻並非阻力式的“強制”，反倒是動力式的“必要”，旨在促使你“一定要”確保，你心心念念的那個主要好。

正因為把這種動力式的“必要”，當成阻力式的“強制”了，哈大牌才會得出，那個荒誕的結論：誰要是履行了，應盡的道德義務，誰就會被強制之惡所否定，陷入了不自由……不好意西吔，親，像這樣子說話，還是隱約透露出了，二元架構的滲透痕跡：凡是“一定”的東西，都會毀了人的“柿油”，嗯哼。

於是乎，他接下來就打了自己一巴掌：“如果政治哲學家，只限於討論事實問題，卻害怕在各種衝突的價值中做出決斷，他們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這裡既承認了，“價值衝突”這個“多數人還沒意識到的事實”，同時也點到了，政治哲學家的“職責”，但好像並不認為，履行這種義務，會否定他們的自由。

至於他用了一章的篇幅，討論“責任與自由”的話頭，也指認了“應當與自由”的不可分離：一個人要是不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就沒法防止嚴重的危害，達成重要的自由，從而不得不承擔相應的責任，接受相應的賞罰；用大師自己在另一個地方的話說就是：“法律制裁之所以被設計出來，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做某些事情，或是促使他們履行，他們自願承擔的義務。”

這樣子看，他一面推崇英國普通法系，把“強制之不存在”視為自由的本質，一面指責歐陸啟明思潮，贊同“政府的強制性干預”，也在應然的偏愛中，扭曲了一個事實：任何行為準則和法律條文，不管是普通法系中“經驗自生”的，還是大陸法系“理性設計”的，都同時包含着，“不可不”與“不得不”的雙重因素，因而必然會在否定人們某些自由的同時，肯定人們的另一些自由。

毫不奇怪，他接下來就承認，英國普通法系也對人們的殘暴本能，進行“制約和教化”，並批判了邊沁的“自由放任”論點：“任何法律都是對自由的侵犯”，然後指出，各種道德規則“既是自由的產物，又是自由的條件”，宣布它們要是得不到遵守，“就有必要通過強制，確保人們遵守它們”，甚至在肯定“個人自由至上”的同時，強調“只有法官才可以下令採取強制措施”……

遺憾的是，他好像沒察覺到，裡面一個接一個的自相矛盾：第一哈，要是道德規則“既是自由的產物，又是自由的條件”，“符合道德規則”怎麼還會否定“自由”呢？第二哈，我們又為什麼要採取“強制”措施，確保人們遵守這些道德規則呀？第三哈，以“下令採取強制措施”為職業的法官們，是應當按照他說的：“強制是否定自由之惡”，視為扼殺自由的“惡棍”呢，還是應當按照他引用的洛克名言：“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視為捍衛自由的“勇士”呀？

所以唄，不管哈大師在其他方面，提出了怎樣的洞見，這樣子的左支右絀，這樣子地頻繁出現，還是顯示了一點：由於繞過了“意志是否自由”，這個繞不過去的問題，他沒法澄清自由與強制的糾結關係，同時又把自己的應然偏好帶了進來，扭曲了實然事實，結果就讓他的自由意志主義理論，缺少了自由意志的堅強支柱，最終只能落入，難以自圓其說，沒法前後一貫的自敗窘境。

於是乎，如同米塞斯一個樣，哈耶克的案例也從一個側面，展現了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悖論：由於深陷二元架構沒法自拔，無力揭示自由意志的本來面目，它的種種學說，無論體系如何博大，推論怎樣精細，多少都有根基不牢的疲軟特徵，缺乏理直氣壯的堅挺底氣。理由很簡單：說不清楚自由意志，是怎麼回事的自由主義，當然只能是一種，不知其所以然的自由主義了，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