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礼制主义8. 上不了大夫、只对准屁民的“刑治” 说完了我大周的“民主”，接下来谈谈它的“法治”吧，好凑齐一揽子的“创造性转化”。倒霉的是，《尚书》说到“法”的地方不多，更常见的是“刑”和“罚”，倒让人起疑，当时的权贵们是不是喜欢“刑治”胜过了“法治”？走运的是，《说文解字》干脆把“法”字解释成“刑也”，一下子就让礼制主义社会中“法治”等于“刑治”的语义逻辑找到了不容否认的词源学根据。 当然了，和“民本”一个样，“刑治”也是来自“天命”的。比方说哈，《洪范》篇说，天帝喜欢大禹，于是就赐给他九种“大法”，让他掌握了治国的规矩。再比如吧，“礼制主义4”谈到的三代“革命”，都包含了“替天行罚”的因素，就像“恭行天之罚”“致天之罚”“乃其大罚殛之”那样子。 替天行罚的刑治矛头，主要指向了谁呢？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前朝的遗老遗少，外来的敌对势力，这些威胁到子子孙孙永保民的头号因素了。当年夏启讨伐有扈氏，后来姬旦平叛管蔡兄弟，都是承担天命，掌握大权后，立马搞起来的“肃反”运动，从而形成了礼制主义的又一深层逻辑：革命成功了，建立了新生的政权，就要赶快镇压反革命的分子，不能让他们复辟，变成了革命的分母。 接下来指向了谁呢？不好意思哟，接下来就轮到庶民们啦。这样子说，儒民们肯定不信：我们可都是邦国稳定之“本”啊，圣王们“若保赤子”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成了刑治的对象呀？不可能滴。 然而呢，甲骨文和金文里，“民”字的分崩离析就是这样子：上面是只眼睛，下面像个十字，意思是说，抓了战俘，要拿刀剑一类的东西把一只眼弄瞎了，防止他们逃跑。跑了咋办呀？就再加个“亡”字旁，让他们转型为“氓”。所以哈，后来“流民”和“流氓”差不多滴，经常成了这运动那运动的严打目标，不是？ 友情提醒一句：俺老汉最拿手的，就是这样子的语义分析了，先把象形的文字分崩离析了，然后解释它们是怎么个意思。刚才就是用这种高大上的方式，点到了本系列的基本立论：民本并非目的性之本，只是工具性之本；否则的话，要是把“氓”也当成了目的，咱圣王不就有点同“流”合污了嘛。 阁下或许说了，这是“民”字最初形成的原始语义啊；等到圣王们高喊“重我民”“怀保小民”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像荀况说的“礼有三本”，让“天地”排在“先祖”和“君师”之前，就是按照“天视自我民视”的天理，把民当成了三本里面的最重要之本，嗯哼。 这样子的解释很美很浪漫，可惜又看不了合订本，因为《礼记·曲礼》有句名言，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直接捅破了这层玫瑰色的纸：重在待遇享受的“礼”，只是用来伺候官员们，老百姓压根就摊不上；重在严酷惩罚的“刑”，只是用来对付庶民们，不会让有官衔的人遭罪。要是这样子说，也体现了民是第一流的本，浅人只好私下里怀疑，阁下是不是擅长黑色幽默了，哈哈。 不管怎样，照“谈学论术X”说的“（相关文本）全部有效”原则搞研究，很容易看出这类天马行空的任意联想为什么站不住了：就算你创造性地转化了荀况说的“礼有三本”，还有个“礼不下庶人”的有效文本在这里呢，不是？ 当然了，也别低估了咱儒生的创造性，因为他们同样转化了这句名言，说它的意思太亲民了：“刑不上大夫”是讲，官员们不仅有身份，而且有修养，犯了罪就会主动承担，甚至立马投河上吊，所以用不着拿刑治对付他们啦；“礼不下庶人”是讲，老百姓很忙，哪里有闲时间讲究烦琐的礼仪，所以用不着给他们添麻烦啦。各位瞧瞧，天底下哪里还能找得到这样子好五倍的“以民为本”啊。 无论如何，这世界有两种“创化”，一种是创化，另一种是咱儒家的创化，嗯哼。 另一方面哈，这样子的创造性转化，也能帮助我们提高一下逻辑能力：第一，儒生们的意思好像是说，官员们的道德水平高，所以不必讲刑治；老百姓就不行了，所以得用刑治来对付……不好意思哟，礼制主义下没有法治，只有刑治的深层原因，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摆在这里了，连今天的儒式创化都遮盖不住。 第二，撇开老百姓很忙的问题不谈，儒生们大概还有一层潜台词：官员们上班没事干，一份公文一杯茶，所以看重烦琐的礼仪，用来打发无聊的时间……你说姬旦这小子也真贴心，连这点小事儿都考虑到了，专门制礼作乐，给闲得浑身上下哪哪都疼的天子、自己和官员们找点麻烦，免得他们的人生失去了意义…… 什么，这么多漏洞百出，你都没看出来？没看出来就对了，不然礼制主义下，逻辑学为什么总是不发达，当初墨家有了点萌芽，还立马扼杀在了摇篮里呢：让你什么都看出来了，咱儒家还怎么搞创造性的转化，忽悠漫山遍野的韭菜们啊…… 再个说了，荀况——对，就是据说主张“礼有三本”的时候，把民当成了最重要之本的那家伙，对这句名言的原初意思，应该比今天的儒生们了解得更清楚吧。不过哈，他可是这样子说的哦：“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换成了白话文，意思其实是说：“礼是指贵贱、长幼、贫富、尊卑统统都有等级上的差别，以及对应的规矩。所以哈，天子穿红色的龙袍，诸侯穿黑色的龙袍，大夫和士巴拉巴拉……品德和地位，地位和俸禄，俸禄和职能都要相称。士以上的官儿们要拿礼乐来约束，至于对付庶民老百姓呢，动用法度就够了。” 这里看不见儒式创化的弯弯绕，处处是天真可爱的直白坦率：一方面，礼制主义下，根本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法治”，只有用来对付庶民们的“刑治”；另一方面，“礼”的任务是规定从天子到士大夫的官儿们，怎样的级别享受怎样的待遇，穿怎样的衣服，娶怎样的小老婆的，怎么可能“下”到老百姓那里去呀？ 你要是说荀况他受了法家的污染，不足为凭，那再来拜读一下《尚书·康诰》吧，因为声称“予仁若考”的咱姬旦，在里面也多次提到了“刑人杀人”“刑兹无赦”，甚至还要求实施割鼻子、斩耳朵的刑罚……尽管历代的儒生们同样心太软，对这些有效的文本能不谈就不谈，它们却足以证明：他老人家高举很甜很可口的胡萝卜的时候，始终没忘记很猛很硬气的大棒子，不是？ 也是由于发扬了这个悠久的传统，礼制主义的实践总是一面围绕帝王官员呈现出“礼仪之邦”的冠冕堂皇，一面针对庶民百姓施加了“严刑峻法”的残酷惨烈，从而上演了一出“阳礼义—阴刑法”的三千年双簧戏，与“阳儒阴法”的朝廷意识形态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严丝合缝…… 儒生们恼火了：对付不明真相而沦为乱臣贼子的群众，当然要用严刑峻法呀；可对待眼睛雪亮而心悦诚服归顺的庶民，圣王们从来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个样啊。对这样子的颂圣见解，浅人只打算请教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为什么三千年的礼制主义传统里，一直有怎么都“下”不到庶人那里去的“礼”，却找不出一部类似于古罗马那样子的“民法”来呀？ 换个方式问吧：全心全意为民众着想的咱姬旦，连用烦琐的礼仪给无聊官员们增添人生意义的事情都想到了，怎么就没闪出个念头来，制礼作乐的同时，也通过顶层设计的途径，制作些民法条文呢？不管怎样，看看周礼的无微不至、详尽细密，我们就能明白，这件事儿绝对没超出他及其小团伙的智力范围之外。 倒不如说，答案在于，虽然热情鼓吹“怀保小民”，礼制主义的权贵们从来没把老百姓当作目的性之本，而是仅仅看成了工具性之本。所以哈，他们虽然下了大功夫，搞出了一整套礼制等级待遇的详细规定，却从没想过，还有必要顺便立法保护一下小民们的权益。有鉴于此，咱儒家非要说姬旦们把民众当成了最重要的本，是不是站在了权贵立场上，故意忽悠民众呀？存疑，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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