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禮制主義8. 上不了大夫、只對準屁民的“刑治” 說完了我大周的“民主”，接下來談談它的“法治”吧，好湊齊一攬子的“創造性轉化”。倒霉的是，《尚書》說到“法”的地方不多，更常見的是“刑”和“罰”，倒讓人起疑，當時的權貴們是不是喜歡“刑治”勝過了“法治”？走運的是，《說文解字》乾脆把“法”字解釋成“刑也”，一下子就讓禮制主義社會中“法治”等於“刑治”的語義邏輯找到了不容否認的詞源學根據。 當然了，和“民本”一個樣，“刑治”也是來自“天命”的。比方說哈，《洪範》篇說，天帝喜歡大禹，於是就賜給他九種“大法”，讓他掌握了治國的規矩。再比如吧，“禮制主義4”談到的三代“革命”，都包含了“替天行罰”的因素，就像“恭行天之罰”“致天之罰”“乃其大罰殛之”那樣子。 替天行罰的刑治矛頭，主要指向了誰呢？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前朝的遺老遺少，外來的敵對勢力，這些威脅到子子孫孫永保民的頭號因素了。當年夏啟討伐有扈氏，後來姬旦平叛管蔡兄弟，都是承擔天命，掌握大權後，立馬搞起來的“肅反”運動，從而形成了禮制主義的又一深層邏輯：革命成功了，建立了新生的政權，就要趕快鎮壓反革命的分子，不能讓他們復辟，變成了革命的分母。 接下來指向了誰呢？不好意思喲，接下來就輪到庶民們啦。這樣子說，儒民們肯定不信：我們可都是邦國穩定之“本”啊，聖王們“若保赤子”還來不及呢，怎麼會成了刑治的對象呀？不可能滴。 然而呢，甲骨文和金文里，“民”字的分崩離析就是這樣子：上面是隻眼睛，下面像個十字，意思是說，抓了戰俘，要拿刀劍一類的東西把一隻眼弄瞎了，防止他們逃跑。跑了咋辦呀？就再加個“亡”字旁，讓他們轉型為“氓”。所以哈，後來“流民”和“流氓”差不多滴，經常成了這運動那運動的嚴打目標，不是？ 友情提醒一句：俺老漢最拿手的，就是這樣子的語義分析了，先把象形的文字分崩離析了，然後解釋它們是怎麼個意思。剛才就是用這種高大上的方式，點到了本系列的基本立論：民本並非目的性之本，只是工具性之本；否則的話，要是把“氓”也當成了目的，咱聖王不就有點同“流”合污了嘛。 閣下或許說了，這是“民”字最初形成的原始語義啊；等到聖王們高喊“重我民”“懷保小民”的時候，他們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像荀況說的“禮有三本”，讓“天地”排在“先祖”和“君師”之前，就是按照“天視自我民視”的天理，把民當成了三本裡面的最重要之本，嗯哼。 這樣子的解釋很美很浪漫，可惜又看不了合訂本，因為《禮記·曲禮》有句名言，叫“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直接捅破了這層玫瑰色的紙：重在待遇享受的“禮”，只是用來伺候官員們，老百姓壓根就攤不上；重在嚴酷懲罰的“刑”，只是用來對付庶民們，不會讓有官銜的人遭罪。要是這樣子說，也體現了民是第一流的本，淺人只好私下裡懷疑，閣下是不是擅長黑色幽默了，哈哈。 不管怎樣，照“談學論術X”說的“（相關文本）全部有效”原則搞研究，很容易看出這類天馬行空的任意聯想為什麼站不住了：就算你創造性地轉化了荀況說的“禮有三本”，還有個“禮不下庶人”的有效文本在這裡呢，不是？ 當然了，也別低估了咱儒生的創造性，因為他們同樣轉化了這句名言，說它的意思太親民了：“刑不上大夫”是講，官員們不僅有身份，而且有修養，犯了罪就會主動承擔，甚至立馬投河上吊，所以用不着拿刑治對付他們啦；“禮不下庶人”是講，老百姓很忙，哪裡有閒時間講究煩瑣的禮儀，所以用不着給他們添麻煩啦。各位瞧瞧，天底下哪裡還能找得到這樣子好五倍的“以民為本”啊。 無論如何，這世界有兩種“創化”，一種是創化，另一種是咱儒家的創化，嗯哼。 另一方面哈，這樣子的創造性轉化，也能幫助我們提高一下邏輯能力：第一，儒生們的意思好像是說，官員們的道德水平高，所以不必講刑治；老百姓就不行了，所以得用刑治來對付……不好意思喲，禮制主義下沒有法治，只有刑治的深層原因，就像禿子頭上的虱子擺在這裡了，連今天的儒式創化都遮蓋不住。 第二，撇開老百姓很忙的問題不談，儒生們大概還有一層潛台詞：官員們上班沒事幹，一份公文一杯茶，所以看重煩瑣的禮儀，用來打發無聊的時間……你說姬旦這小子也真貼心，連這點小事兒都考慮到了，專門制禮作樂，給閒得渾身上下哪哪都疼的天子、自己和官員們找點麻煩，免得他們的人生失去了意義…… 什麼，這麼多漏洞百出，你都沒看出來？沒看出來就對了，不然禮制主義下，邏輯學為什麼總是不發達，當初墨家有了點萌芽，還立馬扼殺在了搖籃里呢：讓你什麼都看出來了，咱儒家還怎麼搞創造性的轉化，忽悠漫山遍野的韭菜們啊…… 再個說了，荀況——對，就是據說主張“禮有三本”的時候，把民當成了最重要之本的那傢伙，對這句名言的原初意思，應該比今天的儒生們了解得更清楚吧。不過哈，他可是這樣子說的哦：“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 換成了白話文，意思其實是說：“禮是指貴賤、長幼、貧富、尊卑統統都有等級上的差別，以及對應的規矩。所以哈，天子穿紅色的龍袍，諸侯穿黑色的龍袍，大夫和士巴拉巴拉……品德和地位，地位和俸祿，俸祿和職能都要相稱。士以上的官兒們要拿禮樂來約束，至於對付庶民老百姓呢，動用法度就夠了。” 這裡看不見儒式創化的彎彎繞，處處是天真可愛的直白坦率：一方面，禮制主義下，根本沒有適用於所有人的“法治”，只有用來對付庶民們的“刑治”；另一方面，“禮”的任務是規定從天子到士大夫的官兒們，怎樣的級別享受怎樣的待遇，穿怎樣的衣服，娶怎樣的小老婆的，怎麼可能“下”到老百姓那裡去呀？ 你要是說荀況他受了法家的污染，不足為憑，那再來拜讀一下《尚書·康誥》吧，因為聲稱“予仁若考”的咱姬旦，在裡面也多次提到了“刑人殺人”“刑茲無赦”，甚至還要求實施割鼻子、斬耳朵的刑罰……儘管歷代的儒生們同樣心太軟，對這些有效的文本能不談就不談，它們卻足以證明：他老人家高舉很甜很可口的胡蘿蔔的時候，始終沒忘記很猛很硬氣的大棒子，不是？ 也是由於發揚了這個悠久的傳統，禮制主義的實踐總是一面圍繞帝王官員呈現出“禮儀之邦”的冠冕堂皇，一面針對庶民百姓施加了“嚴刑峻法”的殘酷慘烈，從而上演了一出“陽禮義—陰刑法”的三千年雙簧戲，與“陽儒陰法”的朝廷意識形態可以說是天衣無縫，嚴絲合縫…… 儒生們惱火了：對付不明真相而淪為亂臣賊子的群眾，當然要用嚴刑峻法呀；可對待眼睛雪亮而心悅誠服歸順的庶民，聖王們從來都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個樣啊。對這樣子的頌聖見解，淺人只打算請教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那為什麼三千年的禮制主義傳統里，一直有怎麼都“下”不到庶人那裡去的“禮”，卻找不出一部類似於古羅馬那樣子的“民法”來呀？ 換個方式問吧：全心全意為民眾着想的咱姬旦，連用煩瑣的禮儀給無聊官員們增添人生意義的事情都想到了，怎麼就沒閃出個念頭來，制禮作樂的同時，也通過頂層設計的途徑，製作些民法條文呢？不管怎樣，看看周禮的無微不至、詳盡細密，我們就能明白，這件事兒絕對沒超出他及其小團伙的智力範圍之外。 倒不如說，答案在於，雖然熱情鼓吹“懷保小民”，禮制主義的權貴們從來沒把老百姓當作目的性之本，而是僅僅看成了工具性之本。所以哈，他們雖然下了大功夫，搞出了一整套禮制等級待遇的詳細規定，卻從沒想過，還有必要順便立法保護一下小民們的權益。有鑑於此，咱儒家非要說姬旦們把民眾當成了最重要的本，是不是站在了權貴立場上，故意忽悠民眾呀？存疑，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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