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道德元理 31.  “文化”如何決定了“制度”

這一篇開始討論，另一個與國家有關，也經常引起爭論的問題：“文化”與“制度”的關係。當然囉，先得澄清一點：鑑於本系列的實然定位，下面的分析中，無論文化，還是制度，統統木有好壞對錯、高低優劣的應然之分，由此得出的結論，因而也能放之四海地普遍適用於，所有的文化與制度，不管它們屬於咱儒家，或者伊斯蘭的文化，還是號稱寡頭政體，或者平民政體的制度。

不用講，這樣子聲明，直接針對的是，“文化無高低，制度有優劣”的流行說法，因為它對文化，抱着實然態度的同時，卻偏偏對制度，恪守應然立場，所以腦瓜進的泥巴漿，要是低於了250ml，精神都不大可能，分裂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嗯哼。

快刀斬亂麻咧：首先吧，廣義的“文化”是指，一切帶有“人”的印跡的東西，因而有別於，所有那些沒經過人化的，純自然的事物，俗話或曰：“文化即人化。”其中呢，又包括了三大要素：首先是人們用來指導行為的“價值理念”，也就是狹義的“文化”，其次是人們憑藉價值理念，創造的旨在約束行為的“習俗制度”，最後是人們通過從事行為，創造的種種看得見、摸得着的“器物成果”。隨筆集裡，與制度、器物相對而言的“文化”，因而肯定都是指，狹義的“文化理念”。

實然維度上，“文明”與“文化”兩個詞，經常被混着用，要是說有啥區別，好像主要在於：文明比文化的意思窄些，專指人們拿着“文字”的火把，“照亮”了自己的理念，亦即進入“文明”的時代後，創造出來的那些個“文化”。

舉個例：遠古的藍田人，留下的頭蓋骨、石頭塊等，通常就說是“文化”，不像先秦的商朝人，留下的甲骨文、青銅器那樣子，能夠叫做“文化”的同時，另外還能美其名曰“文明”。不過哈，本系列中，兩個概念的這點差異，可以忽略不計。

其次吧，照28篇所說，廣義的“制度（institution）”是指，人們根據自己認同的行為底線，為了維繫正常的人際秩序，制定的任何尺度，因而也包括了，實驗室的操作制度，或是受到輿論約束的，強勢他律的習俗，諸如儒人中流行的，“潛規則”之類；狹義的“制度”則是指，人們根據自己認同的人倫底線，不僅規定並且頒布下來，而且靠着他律的獎懲措施，強力支撐起來的，旨在管控社會成員的，相對穩定的規則章程，諸如儒人中流行的，“祖宗定下的老規矩”之類。

所以喔，尤其現代生活中，小到門店樂隊，中到社區市鎮，大到黨派國度，不管經濟還是政治，禮拜還是教育，娛樂還是飛行，制度幾乎成了，無處不在，須臾不可或缺的勞什子咧，啥時候不起作用了，成員就會亂來，團體也將崩潰，所謂的“廠將不廠，校將不校，國將不國”是也。

拿幼兒園來說，規定小朋友必須排排坐，否則就吃不到果果，還可以說是習俗慣例，但老師上班不許遲到，工作要認真負責，不然就要扣工資，給處分，甚至開除掉，就是強力他律的嚴格制度啦。當然嘍，許多情況下，也有獎賞的條款，幹得好就會提級別，漲工資，發獎金，俗話或曰“升官發財”，不是？

考慮到前面分析的，正義—政治的特定意義，人類生活的所有制度中，憑藉國家得到實施的，體系化政治制度，文言又叫“政治體制”，無疑占據着壓倒一切的地位。20世紀下半葉，形成的“制度決定論”，就着重強調了國家政體，對經濟的繁榮或停滯，具有的高權重效應，隨後蔓延開來，延伸到其他領域，又引發了“文化決定論”的反彈，似乎都想在，擁有“決定性”這方面，扮演獨占性的角色。

然而呢，讓這兩種決定論打擂台，等於又憑空捯飭出了個，文化（理念）與制度的二元架構，不僅灰常奇幻，而且匪夷所思，因為這倆東西，其實是從不同角度，對人類生活的不同方面，起着不同的高權重效應，甚至還會互相決定，嗯哼。

先來看文化的決定性：按照《人性邏輯》給出的，“人是理念動物”的界定，價值理念作為人的本質因素，無疑會以高權重方式，決定人們從事的所有行為，及其所有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廣義文化的另外兩大要素：習俗制度與器物成果。

蜻蜓點水一下：如同許多決定論那樣子，原初的文化決定論，由於搞不清“決定”一詞的含義，也有否定個體自由意志的致命缺陷。其實吧，既然任何價值理念，都以需要—想要的自由意志，作為唯一的動機源頭，它們起到的任何決定性效應，不僅不會妨礙，個體發揮自己的自由意志，反倒恰恰是，這種發揮的直接表現。

其中呢，決定習俗制度的，主要是與道德和信仰方面的自由意志，直接相關的價值理念；決定器物成果的，主要是與認知、實利和炫美方面的自由意志，直接相關的價值理念。各位還有印象不，老亞當年談論，認知需要與非認知需要的分離時，提到的生活必需品和娛樂品，就主要構成了，古希臘文化中的器物成果，不是？

回到正題上來。拿政治體制來說，照28篇對兩個步驟的瞎矇，它們就只能是，社會中的某些人，憑藉自己的強力地位，將自己認同的正義理念，轉化成他律架構的結果，所以不可能還有，獨立於狹義文化之外的，另類活水源頭，或精神支柱。

比方說，西周自身的分封制，恰恰就是周公姬旦，依據自己青睞的“家國一體”理念，通過所謂的頂層設計，親自鼓搗出來滴。再例如，倘若離開了，秦皇嬴政偏愛的“大一統”理念，肯定也說不清楚，秦朝以及此後，一直綿延的中央集權制，連同“書同文，車同軌”這類，不那麼政治，但照舊堅挺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至於西方那些個政體，不管民主還是專制的，君主還是立憲的，政教合一還是分離的，三權鼎立還是不鼎立的，同樣沒法割斷，它們與人們業已持有的，關於道德和信仰的，種種價值理念之間，顯而易見的直接關聯，嗯哼。

其實吧，諾斯當年強調，“有效”的產權制度，對於經濟增長，起着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把包括道德內容的“意識形態（ideology）”，俗話或曰“理念體系”，納入了考察範圍，甚至將其說成是，三大理論基石的其中一塊，顯然木有將文化與制度，嵌入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二元對立中。

無論如何，要想說清楚，何以這些國度會產生，有效的產權制度，那些國度卻木有，只拿“碰巧如此”當理據，等於啥都沒說；單用“地理環境造成”，或是其他原因來解釋，也很難講得圓。只有首先從人們的價值理念，亦即所謂的意識形態，是不是賦予了私有產權，足夠高的權重，以及相應地，能不能在政治板塊中，將其付諸實施的角度入手，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不是？

於是乎，鐵了心要與文化，搞隔斷的制度決定論，很難解釋兩件事：頭一件是，據說能夠決定這、決定那，貌似無所不能的制度，打哪來的呢？總不會是天上憑空掉下來了，或者地里突然長出來了，某種客觀的制度立在那裡，然後所有人的主觀理念，再紛紛湊上去，被它“決定”吧？尤其是它那些規則章程，到底根據什麼，規定了人們應當怎樣行，不可如何做的吔？

說白了，這些疑問的答案，只能追到狹義文化那裡：要是木有各種，源於需要—想要—意志，在大腦中指揮着人們，做這做那的價值理念，尤其要是木有各種，指認什麼可以接受、什麼不可接受的行為底線，人們壓根就無從設定，任何體系化的制度，也沒法琢磨出，任何能被實施的規則章程，不是？

第二件是，據說能決定一切，卻不被啥決定的制度，怎麼會出現演化變遷，或是步步保守的溫和改良，或是一步到位的激進更迭呀？如果說制度是自我決定，自我演變滴，那導致這種自我演變的，決定性因素，又是制度裡面的神馬東東呢？

說穿了，要是社會生活中，木有相當數量的成員，或者改變了，陳舊的價值理念，或者獲得了，全新的價值理念，並占據了主導地位，能設法將它們貫徹下去，任何一個國度，怎麼可能通過，或溫和或激進的途徑，讓它曾擁有的很決定的舊制度，轉型成同樣很決定的新制度呀？

畢竟哦，哪怕我們如同，幼兒園中班的小朋友那樣子，發呆似地背着手，排排坐在那裡，盼星星盼月亮，期望某位能靠頂層設計，一舉扭轉乾坤的英明聖王出面，等他來給自己分糖果，這樣子的改良式革命，俗話或曰“改革”，不也得取決於，這位聖王本尊，形成了有新意的價值理念，並打算將其落實到，現實生活中麼？

說破了，針對文化決定論唱出來的，制度決定論高調，十有八九都是，送給這類青天聖王聽的，希望他們能在頂層，直接管涌個神馬設計出來，從而讓引吭高歌者，滿心憧憬的新制度，一下子就能從天上掉將下來，不費吹灰之力，無需流汗苦鬥，只要耗點時間——當然也可能是，幾十年上百年的工夫，誰又說得准呢，嗯哼。

一言以蔽之喔，文化就是這樣子，決定着制度滴：對掌權者來說，有什麼樣的價值理念，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因為他們，不管是一個人，還是若干人，都不可能憑藉其他神馬玩意兒，建立自己認可的政治制度，更不可能與自己的理念，背道而馳，搞出點非但不足以維持秩序，反倒會把事情攪糟的另類東西。

有鑑於此，要是在狹義文化的價值理念，與廣義文化包含的習俗制度之間，總是存在着，這樣子割不斷的決定性關聯，要是從根源上講，任何制度都必須歸約或還原到，人們的價值理念那裡，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釋，閣下究竟還有多少，真站得住的理由，拿制度決定論，把文化決定論一舉給斃了呢，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