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道德元理 42. 再谈西方学界傻傻分不清的实证与实然 严格讲，要是将西方学界，混淆实证与实然的逻辑谬误，仅仅归咎于奥斯丁，也有点抬举他了。毋宁说，他只不过传染了，当时把“实证”吹得不要不要滴，足以和“科学”结亲成婚的流行病，所以才在严格区分了，实然与实证后，又糊里糊涂地，把它俩说成是一回事——尽管这样子的外部决定性效应，依然免除不了，他自个理应对此，承担的自主责任，嗯哼。 大伙知道，与他同时代，名气也更大的，法兰西哲学家孔德，率先用了“实证”一词，表述所谓的六大特征：真实的、有用的、确定的、正确的、有机的、相对的，从而让它有了，远比在奥斯丁那里，更泛更丰富的语义内涵。 当然喽，谈到“实证哲学”的时候，孔德则特别强调，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想搞搞清楚，具体经验事物的真实状况，尽可能精确地，将它们再现出来，文言又叫“事实复制”。正是基于这种定位，他才将人类的知识发展，分成了偏重灵性信仰的神学，偏重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与偏重实际验证的实证科学，这样子的三大阶段，结果还木有区分，实然与应然呢，就直接把“实证”，等同于“科学”了。 可是呃，撇开了他自己，下功夫琢磨的许多东东，包括但不限于：人道教、社会动力学、共识信念等，不仅态度方面，一点都不实然，而且对象方面，也不怎么实证，这些明显的缺陷不谈，他界定“实证”的时候，加进去的那个“有用”，业已透露出，将“有益”之应然，与“正确”之实然，划等号的窟窿咧，几乎为后世“有用即真理”的说法，埋下了“科学”的伏笔。 不过吔，尽管漏洞百出，秃羊秃神婆，可当时影响大啊，于是乎蔚然成风，催生了一大帮，“科学”的这主义那主义，虽然统统打着，“实证研究”的高大上旗号，但大多通体都浸润着，浓浓的应然味道，尤以各位耳熟能详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最，不是？ 此外值得顺便一提的，是近一百年后，催生出来的“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又叫“逻辑经验主义”。乍一看这头衔，倒好像抽象思维，包括许多规范性证成，都得遵循的逻辑，也能既经验、又实证一回似滴，法相尊严，神气十足，足以让人满腔子肃然起敬…… 正是为了对得住，这样子的双重定位，它才强调：只有那些或者逻辑上同义反复，或者能够验证真假的语句，才是“有意思（meaningful）”的，结果让纯分析性的，“天或者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都成了正确的真理，却不肯花心思，既实证、又经验地解释一下，这个实然层面的废话一句，拥有怎样既经验、又实证的根基，能够如何满足，人们趋于确定性的求知欲，了不滴的“意思”究竟在哪里，嗯哼。 鸟瞰了宏观的历史氛围，现在再回头细瞅，微观的奥斯丁：如同孔德大哥哥那样子，混淆了实证与实然后，他也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乎一不做二不休，又把实然与应然，干脆放到一口锅里乱炖，以致杂交出了，某种典型的四不像。 举个例：正确地指出，法律离不开道德的时候，他就紧跟边沁的步伐，也将效益原则，这种自己认同的，特定规范性理念，说成是对所有实证法，普遍适用的科学真理，等于把应然的价值立场，直接当成了实然的本来面目。 本来吧，奥斯丁并非不知道，照他的原初界定，效益原则本身，有着十分丰润的规范性意蕴，否则他也不会多次强调：上帝“赞许”趋于益好的做法，“禁止”背道而驰的举动；所以呢，服从神性法的人们，都“应当”积极从事，那些能促成总体福祉的正面行为。 可是哦，这样子强调了，效益原则“就是好就是好”的应然内涵后，他又将这条原则，说成是通过观察和归纳的途径，描述人类行为趋向的科学结论咧：“就法和道德应当如何而言，法律和道德规则，都是照效益原则确立的，或是通过观察和归纳，人类行为的趋向得出的。……根据效益理论，伦理科学或道义科学，或有关应当如何的法律科学和道德科学，是以观察和归纳为基础的科学。” 结果吔，尽管他接下来，对此展开了反复论证，批驳了种种异议，却始终木有意识到，这样子讲，已经远远背离了，他自己给出的严格区分，将效益主义的，应然特定诉求，当成了道德法律的，实然普遍原则，不是？ 问题在于，当奥斯丁主张，法律和道德规则，都应当遵循上帝默示的效益原则，拿社会总体福祉，当终极目标的时候，他与其说是在通过观察和归纳，如实描述这些规则的本来面目，不如说是在激情洋溢地倡导和证成，效益主义的规范性立场：只有符合效益原则的实证法，才既好且对，否则就违反了神性法，非坏即错。 不用讲，这些论述显然与他主张，“忽略其好坏优劣”的实然见解大相径庭，而是一跃跳到了，“评判其是不是符合神性法，因而是不是值得认同的”的应然维度，对各种实证法的好坏对错，展开了规范性的评判诉求，从而如同他自己，猛烈抨击别个的时候，所讲的那样子：研究伦理科学的多数人，“都是在倡导，而不是在研究，都是为既定的结论做论证，而不是考察证据，并诚实地追求结果。” 说白了，当他为了彰显效益原则的终极地位，像边沁那样子主张：“权益是由实证法授予的”，并因此把“人的权益”“不可剥夺的自由”“永恒不变的正义”等，贬斥成“毫无意义的抽象”“没法感觉的虚构”，认为它们“与效益原则相比，渺小可怜”的时候，他提供的与其说是，不偏不倚的科学真理，不如说是效益主义的先入之见，不仅扭曲了，权益确保效益的底线效应，而且否定了，正义理念对实证法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割裂了，他也承认的，法律与道德的关联，因此很难回答，一个绕不过去的实然问题：要是立法者完全木有，自由和正义的道德理念，他们制定实证法的时候，怎么会“授予”人们，这些而不是那些，特定的法律权益啊？ 至于他基于效益主义理念，针对实证法“授予”的某些特定权益，做出了或好或坏的评判，诸如一方面以偷窃有害为理由，肯定了当时法律规定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以不合英国利益为理由，斥责了当时法律规定的，对殖民地的征税权之类，里面的幽默意味，就更黑色咧，因为他的这些褒贬，恰恰是在凭借，自己认同的效益原则，评判实证法规定的，两种既真实、又有效的实证权益，试图坚持某种自由的正义底线，并木有真把它们当成，“没法感觉的虚构”“毫无意义的抽象”看。 有鉴于此，大伙还能指望，他那本《法理学的范围》，完全排除了应然态度的干扰，单单关注实证法的本来面目么？不管怎样，“实证法基于效益原则”的说法，早已超出了“实际如何”的范畴，进入到“应当如何”的领地，因为现实生活中，许多得到了具体实施，产生了制裁效力，拥有了经验实料，所以理应成为，法学研究对象的实证法条文，并木有严肃考虑，如何增进社会总体福祉的问题，嗯哼。 尤其考虑到，奥斯丁是在区分了三者后，又将“实证”首先混同于，“实然”以及“科学”，然后再混同于“应然”的，他犯下的逻辑失误，就比孔德大哥哥，还要低级得多咧，几乎有点匪夷所思，不忍目睹的味道，自主的责任肯定跑不掉。 说穿了，这样子三重性地搞混了后，事情就变得，越发不能收拾啦：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不在于是不是持有实然的态度，而在于研究的对象是不是实证的：围绕拥有经验实料，可资证明的研究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日月山川，花鸟虫鱼，照片录音，访谈笔记等，展开的所有认知活动，都有资格戴上，科学的桂冠；围绕木有经验实料，可资证明的研究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文化思潮、价值理念、历史文本、宗教信仰等，展开的所有认知活动，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民间通称：“自然和社会都能‘科学’，唯独人文没法‘科学’。” 于是乎，哪怕你如同奥斯丁一个样，站在效益主义的规范性立场上，研究英国现行的实证法，得出的也一定是，科学的成果；可是哟，即便你从价值中立的视角，研究老霍倡导的自然法，得出的也一定是，非科学的成果。像这样子颠三倒四，胡说八道，不乱才怪，不是？ 说破了，因此留下的漏洞，实在太大咧，方便了许多人，肆无忌惮地乱钻：如同当前许多学科，尤其社会学中，肥肠时髦的“田野调查”那样子，尽管不少研究者，已经把大量不光彩的，应然价值诉求和情感偏好，偷偷塞进去了，却照样腆着脸，宣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实然得不要不要滴，仿佛田间地头兜了一圈，有了点访谈笔记、照片录音，作为实证材料，就一举拥有了，价值中立的科学标配似滴…… 所以哈，浅人才打算拨乱反正，谨此澄清一点：“实证”是指，认知对象的经验特征，“实然”是指，认知主体的研究态度，两者不是一回事，因而别搞混了。无论如何，鉴于“positive”与“as it is”，既不是一个词，语义又不同，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就不可乱玩变戏法，非把吃了大补元气的鹿，硬说成味道不怎么滴的马。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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