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道德元理 42. 再談西方學界傻傻分不清的實證與實然

嚴格講，要是將西方學界，混淆實證與實然的邏輯謬誤，僅僅歸咎於奧斯丁，也有點抬舉他了。毋寧說，他只不過傳染了，當時把“實證”吹得不要不要滴，足以和“科學”結親成婚的流行病，所以才在嚴格區分了，實然與實證後，又糊裡糊塗地，把它倆說成是一回事——儘管這樣子的外部決定性效應，依然免除不了，他自個理應對此，承擔的自主責任，嗯哼。

大夥知道，與他同時代，名氣也更大的，法蘭西哲學家孔德，率先用了“實證”一詞，表述所謂的六大特徵：真實的、有用的、確定的、正確的、有機的、相對的，從而讓它有了，遠比在奧斯丁那裡，更泛更豐富的語義內涵。

當然嘍，談到“實證哲學”的時候，孔德則特別強調，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想搞搞清楚，具體經驗事物的真實狀況，儘可能精確地，將它們再現出來，文言又叫“事實複製”。正是基於這種定位，他才將人類的知識發展，分成了偏重靈性信仰的神學，偏重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學，與偏重實際驗證的實證科學，這樣子的三大階段，結果還木有區分，實然與應然呢，就直接把“實證”，等同於“科學”了。

可是呃，撇開了他自己，下功夫琢磨的許多東東，包括但不限於：人道教、社會動力學、共識信念等，不僅態度方面，一點都不實然，而且對象方面，也不怎麼實證，這些明顯的缺陷不談，他界定“實證”的時候，加進去的那個“有用”，業已透露出，將“有益”之應然，與“正確”之實然，劃等號的窟窿咧，幾乎為後世“有用即真理”的說法，埋下了“科學”的伏筆。

不過吔，儘管漏洞百出，禿羊禿神婆，可當時影響大啊，於是乎蔚然成風，催生了一大幫，“科學”的這主義那主義，雖然統統打着，“實證研究”的高大上旗號，但大多通體都浸潤着，濃濃的應然味道，尤以各位耳熟能詳的，“科學社會主義”為最，不是？

此外值得順便一提的，是近一百年後，催生出來的“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又叫“邏輯經驗主義”。乍一看這頭銜，倒好像抽象思維，包括許多規範性證成，都得遵循的邏輯，也能既經驗、又實證一回似滴，法相尊嚴，神氣十足，足以讓人滿腔子肅然起敬……

正是為了對得住，這樣子的雙重定位，它才強調：只有那些或者邏輯上同義反覆，或者能夠驗證真假的語句，才是“有意思（meaningful）”的，結果讓純分析性的，“天或者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都成了正確的真理，卻不肯花心思，既實證、又經驗地解釋一下，這個實然層面的廢話一句，擁有怎樣既經驗、又實證的根基，能夠如何滿足，人們趨於確定性的求知慾，了不滴的“意思”究竟在哪裡，嗯哼。

鳥瞰了宏觀的歷史氛圍，現在再回頭細瞅，微觀的奧斯丁：如同孔德大哥哥那樣子，混淆了實證與實然後，他也覺得意猶未盡，於是乎一不做二不休，又把實然與應然，乾脆放到一口鍋里亂燉，以致雜交出了，某種典型的四不像。

舉個例：正確地指出，法律離不開道德的時候，他就緊跟邊沁的步伐，也將效益原則，這種自己認同的，特定規範性理念，說成是對所有實證法，普遍適用的科學真理，等於把應然的價值立場，直接當成了實然的本來面目。

本來吧，奧斯丁並非不知道，照他的原初界定，效益原則本身，有着十分豐潤的規範性意蘊，否則他也不會多次強調：上帝“讚許”趨於益好的做法，“禁止”背道而馳的舉動；所以呢，服從神性法的人們，都“應當”積極從事，那些能促成總體福祉的正面行為。

可是哦，這樣子強調了，效益原則“就是好就是好”的應然內涵後，他又將這條原則，說成是通過觀察和歸納的途徑，描述人類行為趨向的科學結論咧：“就法和道德應當如何而言，法律和道德規則，都是照效益原則確立的，或是通過觀察和歸納，人類行為的趨向得出的。……根據效益理論，倫理科學或道義科學，或有關應當如何的法律科學和道德科學，是以觀察和歸納為基礎的科學。”

結果吔，儘管他接下來，對此展開了反覆論證，批駁了種種異議，卻始終木有意識到，這樣子講，已經遠遠背離了，他自己給出的嚴格區分，將效益主義的，應然特定訴求，當成了道德法律的，實然普遍原則，不是？

問題在於，當奧斯丁主張，法律和道德規則，都應當遵循上帝默示的效益原則，拿社會總體福祉，當終極目標的時候，他與其說是在通過觀察和歸納，如實描述這些規則的本來面目，不如說是在激情洋溢地倡導和證成，效益主義的規範性立場：只有符合效益原則的實證法，才既好且對，否則就違反了神性法，非壞即錯。

不用講，這些論述顯然與他主張，“忽略其好壞優劣”的實然見解大相徑庭，而是一躍跳到了，“評判其是不是符合神性法，因而是不是值得認同的”的應然維度，對各種實證法的好壞對錯，展開了規範性的評判訴求，從而如同他自己，猛烈抨擊別個的時候，所講的那樣子：研究倫理科學的多數人，“都是在倡導，而不是在研究，都是為既定的結論做論證，而不是考察證據，並誠實地追求結果。”

說白了，當他為了彰顯效益原則的終極地位，像邊沁那樣子主張：“權益是由實證法授予的”，並因此把“人的權益”“不可剝奪的自由”“永恆不變的正義”等，貶斥成“毫無意義的抽象”“沒法感覺的虛構”，認為它們“與效益原則相比，渺小可憐”的時候，他提供的與其說是，不偏不倚的科學真理，不如說是效益主義的先入之見，不僅扭曲了，權益確保效益的底線效應，而且否定了，正義理念對實證法的決定性作用，甚至割裂了，他也承認的，法律與道德的關聯，因此很難回答，一個繞不過去的實然問題：要是立法者完全木有，自由和正義的道德理念，他們制定實證法的時候，怎麼會“授予”人們，這些而不是那些，特定的法律權益啊？

至於他基於效益主義理念，針對實證法“授予”的某些特定權益，做出了或好或壞的評判，諸如一方面以偷竊有害為理由，肯定了當時法律規定的財產權，另一方面以不合英國利益為理由，斥責了當時法律規定的，對殖民地的徵稅權之類，裡面的幽默意味，就更黑色咧，因為他的這些褒貶，恰恰是在憑藉，自己認同的效益原則，評判實證法規定的，兩種既真實、又有效的實證權益，試圖堅持某種自由的正義底線，並木有真把它們當成，“沒法感覺的虛構”“毫無意義的抽象”看。

有鑑於此，大夥還能指望，他那本《法理學的範圍》，完全排除了應然態度的干擾，單單關注實證法的本來面目麼？不管怎樣，“實證法基於效益原則”的說法，早已超出了“實際如何”的範疇，進入到“應當如何”的領地，因為現實生活中，許多得到了具體實施，產生了制裁效力，擁有了經驗實料，所以理應成為，法學研究對象的實證法條文，並木有嚴肅考慮，如何增進社會總體福祉的問題，嗯哼。

尤其考慮到，奧斯丁是在區分了三者後，又將“實證”首先混同於，“實然”以及“科學”，然後再混同於“應然”的，他犯下的邏輯失誤，就比孔德大哥哥，還要低級得多咧，幾乎有點匪夷所思，不忍目睹的味道，自主的責任肯定跑不掉。

說穿了，這樣子三重性地搞混了後，事情就變得，越發不能收拾啦：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標準，不在於是不是持有實然的態度，而在於研究的對象是不是實證的：圍繞擁有經驗實料，可資證明的研究對象，包括但不限於：日月山川，花鳥蟲魚，照片錄音，訪談筆記等，展開的所有認知活動，都有資格戴上，科學的桂冠；圍繞木有經驗實料，可資證明的研究對象，包括但不限於：文化思潮、價值理念、歷史文本、宗教信仰等，展開的所有認知活動，永遠不可能成為，科學的一部分，民間通稱：“自然和社會都能‘科學’，唯獨人文沒法‘科學’。”

於是乎，哪怕你如同奧斯丁一個樣，站在效益主義的規範性立場上，研究英國現行的實證法，得出的也一定是，科學的成果；可是喲，即便你從價值中立的視角，研究老霍倡導的自然法，得出的也一定是，非科學的成果。像這樣子顛三倒四，胡說八道，不亂才怪，不是？

說破了，因此留下的漏洞，實在太大咧，方便了許多人，肆無忌憚地亂鑽：如同當前許多學科，尤其社會學中，肥腸時髦的“田野調查”那樣子，儘管不少研究者，已經把大量不光彩的，應然價值訴求和情感偏好，偷偷塞進去了，卻照樣腆着臉，宣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實然得不要不要滴，仿佛田間地頭兜了一圈，有了點訪談筆記、照片錄音，作為實證材料，就一舉擁有了，價值中立的科學標配似滴……

所以哈，淺人才打算撥亂反正，謹此澄清一點：“實證”是指，認知對象的經驗特徵，“實然”是指，認知主體的研究態度，兩者不是一回事，因而別搞混了。無論如何，鑑於“positive”與“as it is”，既不是一個詞，語義又不同，按照形式邏輯的同一律，就不可亂玩變戲法，非把吃了大補元氣的鹿，硬說成味道不怎麼滴的馬。拜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