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求知愛智24.  怎樣做到非認知價值中立

一直都在務虛，總得來點實滴：研究者怎樣才能把，“懸置非認知需要，保持價值中立”，這條科學研究的底線義務，貫徹到人文社會的研究中，努力讓自己鼓搗出來的成果，擁有和自然科學差不多的科學意蘊呀？

麻煩在於，由於人性邏輯的原點執着，人文社科領域，研究者無論選取專業，還是選取課題，求知慾之外，大多會受到非認知需要，甚至業已形成的應然理念的驅使，先入之見遠比自然科學家們，童年留下的心理陰影，嚴重多了。

舉個例：張三和李四，兩個都是搞經濟學的，又不約而同地選取了，提高效率與追求平等的矛盾，作為攻關的課題，往往就是因為，他倆事先分別形成了，其中一個因素，比另一方因素更重要的規範性理念，所以才打算通過研究，證成自己的評判訴求，說服別個尤其是有關部門，實行相關的應然決策。

這樣子瞥，二位在動機源頭處，已然包含了偏向某些“利益團體”的因素，甚至還會因此成為，“利益團體的代言人”。當然嘍，這個詞在此只有實然的描述意蘊，木有應然的褒貶內涵，僅僅指與“科學家”，有所不同的某種身份。

於是乎，先入之見的隱隱作祟下，他倆自然也會遵循，趨好避壞的人性邏輯，帶有傾向性地選取，那些對自己有益的，事實材料、理論架構、論證方法等，來論證自己偏愛的應然決策，怎麼樣既好又對，嗯哼。

於是乎，對症下藥的關鍵也就在於：用好奇心的趨好避壞，壓倒非認知的趨好避壞，無論收集事實材料的時候，還是考察研究它們的時候，對那些與自己的規範性評判訴求，唱反調的負面事實，都不可裝作沒看見，反倒還應當給予，更高程度的重視，在坦承它們真實存在的基礎上，優先把它們的本來面目搞清楚，然後在這個實然基礎上，展開應然的證成。

具體講，首先是“全部有效”的準則：雖然與任何課題有關的人文社會現象，大都豐富複雜，很難竭澤而漁，但哪怕只能選取典型的事例，研究者也應當儘可能全面地，收集所有的基本事實，無論它們對自己的規範性證成，有幫助還是有妨礙，都承認它們統統具有科學意義，值得描述分析；不然的話，同義反覆地講：基於偏好選取材料，肯定導致以偏概全。

比方說，你研究某人的思想，不管態度是崇敬還是貶抑，都應當全面收集，第一手的基本文獻，包括他自己的論著，後人記錄的可靠言論等，承認裡面的每句話，都是充分有效的文本，不可隨意排除在，研讀範圍之外。 否則的話，要是忽視了這條準則，你往往會不自覺地遺漏，那些對你屬於反證的語句。

邏輯視角瞅，無論有效的事實之間，包括不同的文本之間，還是它們與你的理念立場之間，都可能出現牴觸衝突，甚至形成自相矛盾。然而哦，你卻木有資格，因此就對它們置之不理。毋寧講，你的一個重要使命，恰恰是說明，這些自相矛盾、牴觸衝突，藏在哪裡，為啥會產生，怎樣才能克服。一言以蔽之哦：不管喜歡，還是反感，自相矛盾，還是衝突，對你有助，還是有礙，事實就是事實，全在那裡，統統有效，不可抹煞，沒法勾銷，不是？

其次是“重視反證”的準則：剛才說了，按照趨好避壞的頭號元理，非認知需要總會推動研究者，看重有助於證成自己立場的正面事實，卻有意無意地忽視，妨礙這樣子證成的負面事實，要麼乾脆否認後者的存在，要麼斷言它們沒啥價值，俗話或曰：“見其所欲見，不見其所不欲見”，屬於典型的“人之常情”。

不過呢，你要真想成為，“科學”的研究者，就得用求知慾方面，趨好避壞的人之常情，擊敗非認知需要方面，趨好避壞的人之常情，不留情面地抗拒內心深處，規範性偏好的蠢蠢欲動，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專門賦予負面事實，更高的認知權重，不僅對它們做出，如實的描述和嚴謹的分析，而且勇於承認和深入考察，它們對自己立場的否定效應，並做出認真充分的回應，否則就沒法增強，自己應然證成的解釋力和可信度。

其實吧，韋伯倡導價值中立的時候，已經要求人們：“明確承認事實（即便它們讓自己不舒服），並把這些事實，與自己的評判區分開。”雖然木有明確提出，“懸置非認知需要”的主張，但他在此強調，敢於承認讓自己不舒服的事實，已經包含了這層意思啦。佩服。

不用講，這條準則的矛頭，直接指向了非認知需要，干擾科學研究的關鍵點，構成了研究者，為了滿足認知需要，不惜暫時放棄非認知需要，將後者懸置起來的，最重要的決定性措施，因而十分重要，同時又要求研究者，違心背欲地看重那些，自己不願去看，看了就難受的負面事實，因而特別困難。說白了，也正因為有這樣子的逆意反性，許多人才主張：儘管人文社會研究，的確應當保持中立、成為科學，卻又是妥妥的臣妾做不到，近乎不可能……

可是哈，還是那句老話：問題不在於你“能不能”，而在於你“想不想”，亦即出現衝突的情況下，你是不是真心願意，賦予好奇心更高的權重，超過甚至壓倒，你想證成規範性立場的衝動欲求，以致一旦察覺到了，自己的應然理念缺乏實然的支撐，就不惜改變甚至放棄，那些不符事實的應然理念。

說得更簡單點：雖然都遵循着，趨好避壞的頭號元理，但衝突情況下，你肯不肯遵循，取主舍次的二號元理，把求知慾的趨真避假，凌駕於非認知偏愛的趨好避壞之上，用揭示事實真相的認知使命，打垮證成評判訴求的非認知使命，從而敢於直面應對，那些自己不想看到的負面事實，嗯哼。

最後是“換位思考”的準則，俗話或曰“移位理解”——不是“移情理解”喲，親：研究的過程中，想象性地將自己放在，被研究者的位置上，尤其是非認知立場相反的人們的位置上，琢磨他們是怎樣想問題的，尤其是為什麼會提出，這樣那樣的見解觀點，從而不僅能從自己的規範性角度，而且還能從別個，特別是論敵的規範性角度，全面地審視考察，所有相關的有效事實，防止自己的先入之見，片面性地扭曲了，對它們的實然描述分析。

韋伯討論社會科學的方法時，提到過“移位體驗”，正是類似的意思，強調研究者研究社會行為的時候，應當設身處地理解，人們為什麼會形成，從事這些行為的動機意圖。俺老漢在此僅僅增加了一點：研究者尤其應當從論敵的視角出發，考察分析全部有效的事實材料，特別是文本語句。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劉綱紀教授，指導淺人寫文章，也提過類似的建議：論證自己的觀點，要想想對方，可能怎樣反駁，藉此找找自己的論證中，是不是有啥漏洞，提前把它們堵上，以免被對方鑽了空子。淺人後來批儒家，因此獲益匪淺，儘管遭到了廣泛反彈，但大多數的反批評，事先其實已經考慮到了，文中沒留多少窟窿，所以懟回去的時候，那是相當的容易。

再後來研究價值中立，俺老漢發現，這樣子做，還能鞏固價值中立的態度：你站在論敵的立場上，考察事實，展開立論，進行反駁，其實就是基於論敵的非認知需要，應對有關的爭論，因此也就等於，把自己的非認知需要，暫且懸置起來了，有助於減少乃至防止，後者產生的負面干擾，不是？

自賣自誇一次：當年淺人批儒，雖然還木有清楚地意識到，保持非認知價值中立的必要和重要，卻已經試圖照着，上面三條準則做了。謂予不信，敬請參看《忠孝與仁義》的序。唔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