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谈学论术11. 认识来自实践,还是来自需要? “谈学论术10”说了,认知的非认知价值是好是坏,取决于它们能不能满足非认知需要。这样子同义反复的废话一句,就把“认知(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中国哲学——以下简称“中哲”——叫做“知”与“行”的关系)引进来了,因为人们主要就是基于道德、实利、信仰、炫美的非认知需要,才会劳神费力,从事辛苦干活、改造世界的广义“实践”。 大家知道,马克思也是在二十郎当岁的时候,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主张哲学的任务是实践性地“改变世界”,不是认知性地“解释世界”。在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马哲”)里,这个见解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往往被说成他在哲学上意义最大的一个贡献。 当然了,比他早两千年,亚里士多德就讨论过“认知性思辨”“创制性技艺”“社会性实践”的关系了,认为思辨的目的是基于好奇心追求真理知识(“认识世界”),技艺的目的是创制各种满足实用和娱乐需要的物品(“改变自然”),实践的目的是处理社会生活中有关道德政治的各项事务(“改变社会”)。 接下来的不少哲学家,也以差不多的方式探究了差不多的问题,尤其肯定了认知对实践的主导作用,认为认识世界的意义超过了改变世界,从而立起了西方哲学的“认知理性”精神(注意只是“精神”,不是“主义”),并且深层积淀在那边的日常生活里,结晶成普通人的一句口头禅:“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不过呢,要是与这些哲学家比起来,马克思的确很有原创性,因为他把两者的地位颠倒过来了,主张不是认知主导实践,而是实践决定认知,狭义的“生产实践”甚至还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终极源泉。 后来中外不少学者继承了他的这个理念,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实践的终极地位,彰显了马哲作为“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不只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其中就包括了浅人的博士导师刘纲纪教授,详细阐发了他的源于马克思理念的“实践本体论”。 二三十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浅人受到刘纲纪老师的很大影响,也经常强调实践对于人生在世的“本体论”意义。可是吧,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子,浅人现在放弃了这些看法,把“需要”看成人类生活的动机源头(并且也不再说它是“本体”),认为只有这样子,很多问题才说得通。 拿本系列的话头来说吧:马哲批狭义上的西方哲学(西方主流哲学,以下简称“西哲”)时,往往指责他们没能反思一个问题:“(正确)认识从哪里来?”接着就回答说:“从实践中来,”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好像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却很少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反思一下自己的这个立论:“实践从哪里来?”无论如何,它总不会像馅饼那样子,从天上掉下来吧,不是? 然而呢,只需一丢丢的反思,答案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了(不好意思啊,俺老汉这样子说,以及借鉴“秃羊秃神婆”的成语,没有丝毫要搞“头发歧视”的意思,只是顺手用个现成的比喻罢了):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道德政治“实践”(以及实用娱乐“创制”),还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劳动“实践”,或是与“认知”相对而言的所有广义“实践”,都像与“实践”相对而言的“认知”那样,只能来自人的“需要”,既没有例外,也毫无悬念。 友情提醒一句:浅人肯定不愿重蹈覆辙,所以当然问过自己这样子的问题:“需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尽管它也不会像馅饼那样子,从天上掉下来,可俺老汉似乎比西哲马哲都幸运,用不着再回答这问题了,因为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虽然还没找到最终的答案,却在如其所是的努力中取得了不少成就,方便了浅人直接拿过来,作为人性逻辑的立论前提。 尤其走了狗屎运的是,这样子的拿来主义,还能让浅人描述的人生哲学,与自然科学形成亲切甜蜜的关系,摆脱几百年来众叛亲离的顾影自怜,真正在实然维度上自立于科学的大家庭,嗯哼。 接下来言归正传:既然实践来自非认知需要的源头,它们也会随着非认知需要的种类不同,分成道德实践、生产实践、宗教实践、炫美实践四种类型;对于它们的关系,以后会在“人性逻辑”和“正义启明”的系列里加以解释。 现在接着看认知与实践的关系:如果说“认识来自实践”的见解有一定的道理,这些道理也只有凭借两类不同需要的交织才能说清楚:如同婴儿和神农的例子,以及“聪明人发明技艺”的例子能够表明的那样,人们在非认知需要的驱使下从事实践的时候,为了成功地达到目的,都会启动求知欲或好奇心,了解周围“有没有”自己想要的好东西(或者是自己讨厌的坏东西),搞明白它们“是不是”能够帮助自己实现目的,然后再按照“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的模式,听从这些认知的指挥,辛辛苦苦搬砖去。 换种方式说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个流行说法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两类不同需要的纠结关联:人们的非认知需要为了满足自己,先是激起了认知需要,逼着人们弄清楚实践中可能碰到的各种事实“有没有”及其“好坏对错”的价值意义(这就是“从实践中来”),然后再怂恿人们用得到的知识指导实践(这就是“到实践中去”),以求达成自己心里想的非认知目的。 在这个意思上说,马哲的说法的确比西哲全面,不是只强调了认知指挥实践的主导作用,而是还指出了认知许多时候来自实践,要为实践服务的工具地位。 不过呢,这样子看清楚了它的贡献,同时也就看清楚了它的缺陷:马哲的说法虽然见证了两类不同需要的交织,却好像忘了亚里士多德说过的那一点,因为至少在“为认知而认知”的情况下,好奇心可以与非认知需要分开(也就等于说可以与实践分开),能够单靠自身当动力,推动人们认知世界。有鉴于此,一刀切地主张“从实践中来”,似乎就有点以偏概全了,不是? 比方说吧,牛顿揭示万有引力,就只是因为苹果砸到了他头上,激发了他的求知欲;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也只是因为他觉得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学有矛盾,让他感到惊诧好奇。所以呢,要是我们硬着脖子主张,实践在这类情况下也有决定性,可能就不得不漫无边际地乱点一通鸳鸯谱,或是拐弯抹角地生拉硬扯钻牛角尖了。 再举个年头更久的例子:阿基米德洗澡的时候,灵机一动发现了浮力定律。那么,我们该把“洗澡”划归到哪一类实践里面去呀?更让人挠头的是,这样子彰显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是不是有点弄巧成拙的意思呢?毕竟,要不是求知欲特别强大,恐怕他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泡澡盆子都泡脱几层皮了,也还是泡不出什么有点意思的认知来吧。 说破了,就是在“从实践中来”的交织情况下,如同“谈学论术4”说过的那样子,认知也只是间接地源于引发了实践的非认知需要,而直接地源于求知欲。理由很简单:同义反复地说,“认知世界”原本就不是“非认知需要”的本分;否则的话,它们何必号称“非认知”的需要呀。 所以呢,不管是在交织的情况下,还是不交织的情况下,认知与实践都是分析性地来自它们各自的动机源头——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只有靠这样子的同义反复,我们才能理清它们的纠结关系:在交织的情况下,认知往往是在与实践的亲密关联中,直接地来自求知欲;在不交织的情况下,认知还能以“为自身而自身(为认知而认知)”的方式,与实践不相关地纯粹来自好奇心。 末了总结一下:与其主张认知来自实践,不如主张认知来自需要——准确些说是来自求知欲或好奇心。这样子主张,不是要和马哲抬杠,而是为了把俺老汉偏爱的同义反复贯彻到底,证明浅人只说分析性废话一句之“浅”。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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