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劉派正經37. 扭曲正義感的“對業不對人”

前面說資剝論，憑空拉出了職業仇恨，絲毫木有否認，打工人與企業家之間，也有對立衝突，並且相當嚴峻的一面。畢竟哦，鑑於《人性邏輯》10篇，堂而皇之推出的，“林子大了的鳥效應”，甭說僱傭者與被僱傭者咧，就連卿卿我我的甜蜜倆口子，小日子過久了，也免不了鬥氣吵嘴，摔碗砸電視呢，不是？

更有甚者，如同斯密斥責過的，“卑劣商人”一個樣，僱傭者中肯定有下流的傢伙，不惜採取違法犯罪的手段，剝削壓榨被僱傭者，就像被僱傭者中，也肯定有卑劣的傢伙，不惜採取違法犯罪的手段，偷盜搶劫僱傭者的財產，或者其他正常的職業中，同樣肯定有下流的傢伙，干下違法犯罪的事兒一個樣。

問題僅僅在於：通過怎樣的途徑，解決企業家與打工人之間，乃至任何人之間，總是存在的對立衝突，尤其是處理，那些干下違法犯罪的事兒，嚴重侵犯別個權益的，卑劣下流的傢伙啊？

遵循正右自由主義的一元底線，答案挺簡單：建立尊重權益的法治體系，依據強力他律的國家機器，把嚴厲的懲罰，施加在任何犯下了，侵權罪行的不義之人的頭上，由此維繫所有成員，包含各種正常職業之間，符合不可害人原則的，正常社會秩序，因此有理由叫作，“對人不對業”：懲罰從事害人行為的個體，而不是懲罰害人個體，從事的那個職業。

其實哦，資剝論當注釋引的，鄧寧那段話，也潛含了這意思：要是哪位資本家，為了100%，或者300%的利潤，敢於踐踏人間法律，不惜犯下任何罪行，那憑藉人間法律，嚴厲懲罰他就是了。難怪咱這邊有人指責他：雖然他為了駁斥，資產階級對罷工的污衊，寫下了這些話,“但由於沒有科學理論指引，他的理論出發點和最後結論，某種程度上，與資產階級理論家並無二致”，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與資產階級理論家，原本都打算訴諸法治，懲罰不義的罪行……

可是吔，如同前面所講，資剝論的立場，卻截然不同了，改走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路線，用《宣言》的話講就是：“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着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

為毛要用暴力呢？理由蠻簡單：因為自由主義體制，制定人間法律，懲罰包括企業家在內，任何人犯下的任何罪行，靠的正是暴力的國家機器。然而吧，資剝論顯然不滿足於，這種憑藉不可害人的正義底線，對人不對業的法治懲罰，所以才轉而要求，運用非法治的暴力革命，懲罰乃至消滅，名叫企業家暨資本家的整個職業，亦即不管他們，是不是踐踏了人間法律，犯下了侵權罪行，但凡投資辦了企業，僱傭了工人，就屬於應當懲罰，乃至消滅的行列……

依據一元自由主義的應然立場，這種不分青紅皂白，懲罰乃至消滅，某個對社會生活來說，不可缺少的正常職業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顛覆性地扭曲了正義感，不管以怎樣的方式付諸實施，都勢必造成坑人害人的不義後果，尤其會實質性侵犯，在正義法律的範圍內，通過為消費者，提供對路商品的益他途徑，實現賺取利潤的益己目的的，所有從業人員的應得權益，嚴重性不言而喻。

資剝論為這種，扭曲正義感的做法，提供了怎樣的應然證成呢？就是上一篇提到的那個立論：所有投資本建企業的，企業家暨資本家，無論在現實中，如何具體行事做人，作為資本範疇的人格化，統統是資本這種，既滴血，又骯髒的本性承擔者，永恆地打下了，殘酷剝削工人，這種不正當社會關係的烙印。

由此很容易聯想到，小馬二十郎當歲，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寫下的那句話：“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清晰體現了，他在這一點上的前後一貫。然而很可惜，即便假定了，這個否定人的存在中，非社會性因素的，片面命題能夠成立，剛才給出的那個，資剝論的應然證成，實然看依然站不住，尤其要是用到了，老恩本尊身上，還會陷進尷尬的自敗悖論。

問題在於，不管從無產階級的應然視角看，老恩作為導師和領袖，取得了多麼光彩的成就，有段不怎麼光彩的人生經歷，貌似抹他不去：撇開十幾郎當歲，就被身為本真資本家的老爸，逼着輟學經商，並這樣子指認了，自個的身份：“我只是個商人”的事兒不談，30歲的他，主動與一度鬧崩的爹地和解了，來到了位於英國曼徹斯特的，“歐門—恩格斯公司”做事兒。

應該講，老恩對這件事的解釋，的確是句實話：“我選擇這條路，是為了不致於，被迫過行乞的民主派生活”，同時也是為了補貼，很難維持生計的老馬一家，所以才去那裡，管理了三個傢伙，靠着沒完沒了地，圍繞紗質和交貨，檢查、糾正、申斥和指揮，每年得到200英鎊的收入。此外呢，1857他給老馬信里的幾句話，想必也是實情：“我們投進去六千英鎊，其中有我的三百英鎊!!!……這種情況下，我必須與我的老頭，重新簽訂合同。”

至於四十多歲了，他被迫放棄，對爹地大部分企業的，長子繼承權後，還在五年的時間內，“代管”了老媽一萬英鎊的股份，於是乎從被老爸僱傭的職員，轉型了那家公司的，股東和合伙人，就更沒理由再說成，替資本家辦事了，毋寧講倒是親自當上了，名副其實的企業家；儘管要受到，大老闆的牽制，畢竟也算個二老板呀，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尤其我當上老闆後，負的責任更大，情況也就更糟了。如果不是為了增加收入，我真想再當辦事員”，嗯哼。

1883年，老恩給伯恩斯坦的一封信里，再次提到此事：“難道我什麼時候會想到，要為我曾當過，工廠股東這件事，進行辯解嗎？要是有人想要，在這方面責難我，他會遭到慘重的失敗。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賺它一百萬，讓歐美的黨得到大批經費，我馬上會去交易所。”

無需說，這些都是實情：他當工廠股東，的確不是為了自己賺錢，而是資助馬克思寫《資本論》，以及為黨籌集經費。可是呢，下面仿佛也是實情：他在英國的休閒生活，那是相當的滋潤，如果說定期舉辦，沒人會在凌晨兩三點前離開的，左翼知識分子的周日聚會，還是革命事業一部分的話，喜歡獵狐和品酒等，顯然就屬於，有點小貴的，“布爾喬亞享樂”咧……

1857年1月22日，老恩給老馬的信中，還有一段話：“2月初我將給你寄五英鎊，往後你每月，都可以收到這個數。……我的老頭撥給我一筆錢，買馬作為聖誕節禮物，因為看到匹好馬，上星期已經買下了。如果我早知道你的事情，我會等幾個月再買，並省下飼養馬的費用。不過不要緊，錢現在不付也可以。但我非常難過的是，我在這裡得養一匹馬，而你們一家人，在倫敦受窮受苦。”

從市場體制的視角看，老恩的這些經歷，雖然充滿自敗意味，畢竟還在正常範圍內：一方面，靠自己的“辛勤操勞”（這可是他本尊的話哦，親），以及爹地和自己的投資，賺到了在當時的大不列顛，算是可觀的收入，去世後還能留下，3萬英鎊的財產，妥妥的“萬元戶”吔。羨慕。另一方面，自願資助了，最親密的朋友（一個月給五英鎊，超過了當時普通工人的月收入），連同自己投身的事業——儘管這些資助的終極目的，是要徹底砸碎，那個既允許自己維繫，包括養馬、獵狐、品酒、開爬梯在內的，愜意小日子，又允許自己對朋友踐履德性的，自由主義市場體制，俗話或曰“資本主義”，是謂“自敗”……

可是哈，從資剝論的視角看，情況就全然不同咧：無論通體迸射出，多麼絢麗的玫瑰色，作為經濟範疇的人格化，在這些經歷中，他就是一定階級關係的承擔者；尤其由於僱傭了工人，並從他們身上，榨取了剩餘價值，作為這種社會關係的產物，他就是每個毛孔，都滴着血的資本家，必須懲罰甚至消滅……

這就如同其他投入資本，當上股東的傢伙，無論經營中怎樣合規守法，社區里怎樣友善待人，做慈善怎樣慷慨大方，這些玫瑰色統統遮不住，他們作為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每個毛孔都滴着血的本質，必須懲罰甚至消滅一個樣……

所以哦，雖然泛泛而言，“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可一落到資剝論的實質處，就只剩下無產與資產，兩大階級的社會關係啦，並且涇渭分明，不共戴天：你投入資本，當上了股東，那不管你在其他社會關係中，表現得如何，一定是個萬惡的吸血鬼；他接受僱傭，進廠打螺絲，那不管他在其他社會關係中，表現得怎樣，一定是朵善良的白蓮花，妥妥的“對業不對人”：強制他律的嚴厲懲罰，不是加在了，坑人害人的那些個體身上，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加在了，投入資本，當上了股東的，所有從業者身上……

有人義憤填膺，奮起做辯護啦：連你也承認過，老恩投入資本，當上股東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而是為了補貼馬克思，資助革命事業哦。這樣子的重要因素，你怎麼抽象掉了，單單抓住他的經商經歷，大做文章哇？偏激。

淺人有個小註：本篇引用的老恩話語，絕大多數來自，一篇想這樣子為他辯護，否認他“過着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曾是資本家”的網貼。可見同一個文本，視角不同，立場不同，會從中得出，怎樣引人入勝的不同結論。

瀉藥剛下灰機：不好意思吔，親，俺老漢非但不偏激，而且對此全部承認，反倒資剝論才這樣子主張：“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

既然如此，不管老恩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資助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他又如何可能，在社會意義上，不讓自己成為，無產者與資產者之間，階級鬥爭關係的一個產物？曾記否，他本尊特別強調的“客觀”，據說是指：“不依賴人的主觀意識而存在”，甚至意味着：“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於是乎，一旦把資剝論，立足其上的社會關係說，落腳到了老馬，最親密的戰友身上，從由此生成的，馬恩反對馬恩的深度悖論中，就不難看出，它怎樣地嚴重扭曲了，不可害人的正義感，評判和應對人倫衝突的時候，不是有針對性地看，誰侵犯了別個的應得權益，做了坑人害人的不義之事，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只看，誰投入資本，當上了股東，誰接受僱傭，進廠打螺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