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元理 37. 法律制止邪恶的底线功能

澄清了不是“法律定正义”，而是“正义定法律”的道德元理，现在就能按照，“正在一以止”的象形分析，将前面论述中，还只是潜藏着的一层意思，明白阐发出来了：依据统治阶层的正义理念，制定出来的法律条文及其实施，最根本的功能不在“保善”，而在“止恶”，也就是防止和惩罚，那些被统治阶层认为是，违反了正义底线，属于不可接受的邪恶行为。

赶紧补充一点：按照人性逻辑的头号元理，这些统治阶层认为是，违反正义底线的“邪恶”行为，对于主体亦即从事者而言，却是符合他们正义理念的“正善”举动，不然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形成，从事这些行为的源头动机啊？问题仅仅在于：这些人的正义理念，与统治阶层的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结果让人伦冲突，发展到了统治阶层觉得，不可接受的严峻地步，因而必须诉诸，暴力的国家机器，惩罚从事这些“邪恶”行为的主体，以免社会秩序，被搞得一团糟，不是？

其实呢，尽管还木有自觉抓住，“正在一以止”的本质，学界解释法律条文的作用时，业已自发地按照，《人性逻辑》描述的，意态助动词的不同功能，将它们分成三大类了。

头一类呢，是“可以这样子做”的，所谓“授权性规则（enabling rules）”，或者更精准地叫做：“任意性规则”，因为它们的实质内涵，是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行选择做或不做某种行为，所以常用“可以”“有权”“享有”“具有”来表述，如亲属“可以”容隐，继承人“享有”继承权等。

旁敲侧击一锤：这样子观，某些儒生将西方的容隐权，也说成“不可让渡（转让）”的“隐私权”，貌似既不懂啥叫“任意”，又不懂啥叫“隐私”：身为夫妻，你可以拒绝，也可以出庭，指证配偶的犯罪行为（不是敦伦的姿势哦，亲）……

第二类呢，是“应当（必须）这样子做”的“命令性规则（rule of order）”，要求人们履行某种积极性义务，一定做某种行为，常用“有……义务”“须得”“应”“必须”来表述，如警察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等。

第三类呢，是“不可这样子做”的“禁止性规则（rule of injunction）”，要求人们履行某种消极性的义务，亦即禁止做某种行为，常用“禁止”“严禁”“不准”“不得”来表述，如“禁止”行贿受贿等，或是针对被禁止的犯罪行为，规定相应的刑罚，如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等，嗯哼。

不用讲，第三类禁止性规则，尤其是刑法条文，最直白地体现了，法律体制旨在防止，不可接受的邪恶行为的根本功能，所以才会在最初的“政—法”一体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比方说，墨翟两千多年前便指出：像“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取人马牛”“杀不辜人”等，这样子“亏人自利”的举动，都是些“不义”之“罪”，所以“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从而精辟揭示了，他强调的“刑政”实质：严厉惩罚所有，坑人害人的的邪恶行为。

比墨翟更早的，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先知兼首领摩西，以耶和华上帝的名义，发布的著名十诫，里面除了“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当荣耀父母”外，其余八条全用“不可”表述，不仅明文规定禁止，“杀人”“奸淫”“偷盗”“作假见证”“贪恋别个所有”等，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恶行，而且还优先禁止，“敬拜邪神”“敬拜偶像”“妄称神名”等，信仰上不可接受的恶行，从而开启了，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将宗教置于伦理之前的一脉相承。

至于有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虽然词藻华丽，如同赞美诗，并涉及民事、贸易、婚姻、继承、诉讼、审判等内容，核心条款依然聚焦在，惩罚各种不可接受的邪恶行为上，包括但不限于：偷窃抢劫、拐带儿童、奸淫性侵、诬告陷害等，序言甚至明确宣布：“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者不凌弱”，不是？

无需说，按照好坏善恶的语义对应， 禁止性规则将消极止恶，当前提的同时，也包含积极保善的因素：“不可敬拜邪神”的禁令，等于要求你，“必须敬拜耶和华”；“不可杀人偷盗”的禁令，等于要求你，“必须尊重别个的生命权和财产权”……

正是在这个意思上，俺老汉主张：《墨子·非攻上》里，斥责不义之罪的那段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篇要求平等尊重，人的权益的宣言，既没像摩西十诫那样子，将神人关系凌驾于人伦关系之上，也没像汉谟拉比法典那样子，把主人的地位，凌驾于奴仆之上。难得。

也是在这个意思上，浅人觉得，麦金太尔当年为了《追寻德性》，对古典自由主义展开的，下述偏激批判，好像有点无厘头：早期的法律和习俗，主要列出了等级成员的特权，却几乎木有列出，人因为是人就能拥有的，追求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权益。正因此，既然15世纪以前的任何语言中，都找不到能被，正确译读成“rights”的词儿，这玩意儿的存在，就没法证实啦，以致相信权益，恰如相信狐狸精，或独角兽一个样……

俺老汉当年撰文，回怼这个调调的时候，曾举过一个近取诸身的虚拟例子：假设有几个人，无缘无故把他吊了起来，暴揍了一顿，大咖或许就不会隆重宣布：权益如同独角兽，或狐狸精那样子，是某种无中生有的虚构了。

毋宁讲，他老兄更可能会忘记一切德性，义愤填膺地吼道：你们这样子做，not right！为什么呀？就因为他哪怕再想追寻德性，此时此刻也会觉得，这样子揍他，对他造成了不义的伤害，严重侵犯了他的人身rights，嗯哼。

倘若再从刚才举的，三个古老的真实例子看，不仅墨翟无条件肯定了，人人都有不受侵害的平等权益，不仅摩西十诫，在彰显信仰的前提下，肯定了人人都有的类似权益，而且汉谟拉比法典，尽管不看重奴仆的平等权益，毕竟也清晰列出了，普通自由民的许多权益。

至于老麦拿15世纪以前的任何语言，都找不到类似的词儿当理据，来证明权益不过是个摩登的瞎编，糊涂犯傻的程度，甚至有点接近于，拿20世纪以前的任何语言中，都找不到类似“vitamin”的词儿当理据，来证明食品中的维生素，不过是个摩登的瞎编咧。其中闻起来，黑色味道特别浓的一点是：虽然15世纪以前的许多语言中，其实很容易找到，狐狸精、独角兽等术语的，大量“正确译读”，但貌似并不足以证明，这类玩意儿，是真实存在滴……

考虑到这些呢，浅人有个瞎猜：要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本不存在毛毛草草的，系统小漏洞，甚至能充分论证，权益理念的来龙去脉，像老麦这样子，浑身都是毛毛草草的，系统大漏洞的高论，还有木有这样子，肥肠宽松的天赐良机，居然在全球学界，都波澜壮阔过一回，或许就得打个，小小的疑问号咧，不是？

回到正题上来。任意性和命令性的规则，乍一看，仿佛与禁止性的不同，偏重积极保善的一面；其实吧，按照好坏善恶的语义对应，它们同样包含，消极止恶的因素，甚至还构成了，积极保善一面的前提。

举个例：必须出示拘留证的命令性规则，就是旨在防止国民们，受到违反程序的非法拘留，由此维护他们的权益，所以才和禁止性规则一起，被叫做“义务性规则”。再比如：暂且放下俺老汉的，应然批判立场不谈，实然视角看，亲属可以容隐的任意性规则，也是让人们自己拿主意，“可不可以”为了指认，亲属犯下的罪行，伤害彼此之间的情意绵绵。

正因此，单从助动词的核心语义看，这条任意性规则的内涵，就与咱儒家鼓吹的，“父子必须相隐、不可不隐，不隐就是不孝、就是犯罪”的义务性规则，大相径庭，只不过一堆法学专家，脑瓜被儒家的春风化雨，洗得差不多了，所以才拒绝将任意性与义务性的清晰区别，运用到这个，命根子一般的事情上去，嗯哼。

当然喽，最能体现法律止恶的底线功能的，是下面这个事实：无论禁止，还是命令，或者任意，法律条文尤其刑法条文，聚焦点总是放在了“惩罚恶行”，而不是“奖赏善举”上：它们琳琅满目地显摆出来的，主要是种种针对犯罪活动的，令人头皮发麻的“恶性惩罚”，却几乎不会规定，对那些被认为，纯洁高尚的德性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无限忠诚、扶老携幼、救死扶伤等，提供发半元钱、上光荣榜、感动世界之类，让人开心快乐的“良性奖赏”——除非你将法律允许你，在不违法的情况下，享有合法的权益，也当成了一种，冰激凌式的甜头。

所以呢，尽管他法家的韩非，讨论“一行其法”的时候，曾十分辨证地赏罚并提：“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这哥们留下来的鼎鼎大名，却只是一面倒地，与严刑酷法捆绑在了一起。为啥呀？就因为后世的统治者，照他的既定方针办的时候，眼睛单盯着，这段话的后一半看，并不怎么考虑，它的前一半……

由此再次从实然视角，展示了正当以及正义标准，划出各种不可突破的底线，警告人们必须到此止步，俗话或曰“一以止”的前提意义：统治阶层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总是试图通过制止，他们觉得不可接受的邪恶行为，来帮他们达成，想要确保的主要善，尤其是维系，他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