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禮制主義1. 古代中國社會的新定位

本系列主要闡釋一個新說法，把有着近三千年歷史的古代中國社會定位成“禮制主義”，具體說明咱儒家的文化理念是怎樣支撐着它的制度綿延，並讓國人紛紛染上了“儒根性”，最終成了“儒人”或“儒民”的。作為開篇，下面來一層層解釋，這些新概念是怎麼個意思。

時間上說“三千年”，自然是從公元前1046年的周朝算起了。更早的夏朝和商朝怎麼辦呢？一來它們的材料少，爭議多，超出了俺老漢的有限能力。二來淺人有個愚見，它們對後世的影響，壓根沒法和周朝比，所以不妨存而不論哈。

當然了，硬要貼個標籤的話，也可以說它們是“前禮制主義”。尤其商朝末年，在周公姬旦眼裡，差不多就是本反面教材，讓他吸足了教訓，怎樣在“制禮作樂”的時候，不要重蹈覆轍，又栽進了溝里。《禮記•表記》就說，商朝“尊而不親”，只強調等級差異，忽視了親情和諧，向心力疲軟，結果走向了衰敗。姬旦覺得問題很嚴重，因此大搞“親親尊尊”，終於成就了禮制主義的典型特色。

那麼，“禮制主義”又是個什麼東西呀？就是指姬旦通過“頂層設計”，在“制禮作樂”的時候搞出來的那套“親親尊尊”，其核心則是“禮制等級”的“主導正義”原則。俺老漢有個淺見，它的精髓不像人們浪漫想象的那樣子，隨着周朝的覆滅就煙消雲散了，而是在嬴政開闢了皇權新“天下”後，也一直延續下來，成了潛藏在歷史進程中的超穩態深層結構。

這個定性當然有點別出心裁了。近幾十年來，常見的定位是把先秦說成“奴隸制”，把秦以後說成“封建制”，接下來叫“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不過呢，這根鏈條明顯是照着西方的葫蘆，畫了個中國的瓢兒，所以不少人都反對，其中一條理由是：周朝才是貨真價實的“封建制”，和西方的中世紀差不多。

另外有個說法也比較流行，主張古代中國是“專制”社會，因為無論周朝的“分封”，還是秦以後的“郡縣”，行政體制的表層反差下，都是少數人把政治意志強加給了多數人。

可是哈，這種定位雖然沒錯，卻有個太籠統的毛病：全球範圍內，二十世紀前，除了幾個國度有“自由”的體制，大多數情況下，都可以說是“專制”。所以吧，單用這個詞，顯不出咱炎黃子孫很鍾情的“特色”來。

再一個說法，是給“專制”加上“王權（皇權）”的形容詞，因此更貼切一些。然而呢，除了也有點籠統外，還有個缺陷，就是容易因為“王（皇）”指的是“予一人”的緣故，與“獨裁”混起來。咱儒家有一批論者，就喜歡搬出古代天子們大都沒法為所欲為，反倒受到種種約束的事例，證明他們的一個高見：古中國既不是“獨裁”，也不是“專制”，毋寧說還有“憲政”的痕跡，因為歷來都有大量的“規矩”，嚴格限制着“王權”，不許他們肆意妄為。

用“禮制主義”解釋三千年的中國史，就是想避免這些說法的張冠李戴，模糊籠統，容易誤導，以及渾水摸魚：它是徹頭徹尾的中國特色，沒有一點“非中化”的嫌疑；它的含義十分清晰，就是發端於姬旦“制禮作樂”的那些東西；它的實質既不是“王權”的“獨裁”，也不是“自由”的“憲政”，而是某種雖然約束着“王權”，卻照樣“專制”的玩意兒：老祖宗留下的各種“禮制”規矩。

溫馨警示一點：這個定位並非俺老漢前無古人的原創，因為不少的古人以及前人，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到過；標題里說它“新”，只是針對剛才的那些摩登說法而已。下面擇其要，把其中比較響亮、比較權威的論述大概羅列一些吧。

韓愈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候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胡安國說：“中國之為中國，以其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

張之洞說：“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五倫之要，百行之源，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

章太炎說：“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

梁啓超說：“夫孔子誠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盡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於其信徒。而孔子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舉中國人，雖未嘗一讀孔子之書者，而皆在孔子範圍中也。”

比他們更響亮更權威的，就是儒民們也很熟的一個詞兒，叫“禮儀之邦”。

怎麼樣啊，這個源遠流長的新定位，要比什麼“奴隸制”“封建制”“王權專制”“皇權獨裁”之類的說法，更切近幾千年沒變的“中國”特色吧，不是？

話說到這份上，咱儒家理念的支撐效應，也就用不着囉嗦了哦：各位細看一下上面的名言，連姬旦的名字都沒提到，卻異口同聲，一致推崇孔丘大聖人。

考慮到這一點，俺老漢心裡就有了個深度懷疑：要是誰說古中國的社會體制不是靠咱儒家支撐着，而是靠法家、道家、墨家、佛禪支撐着，大概只有兩種可能，要麼他搞的不是中國史，要麼他比這些古人以及前人都高明。

反正淺人沒這些古人以及前人高明，所以老老實實照搬他們的定位。如果說有原創，也就是把“親親尊尊”的實質解釋成了“血親本根的權貴禮制主義”，然後針對這種定位，站在不可害人、尊重人權的立場上，做了點規範性的評判。

友情提醒一句：近來“權貴（crony）”這個詞也很時髦，和“資本主義（capitalism）” 搭配後，還常常被國內外的左翼學界用來界定許多國度的體制，影響雖然大，可俺老漢卻以為忽視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在這些國度里，市場經濟到底是不是真的占據了主導地位，有資格讓“資本”成了“主義”？

不過呢，要是我們用“權貴”修飾“禮制主義”，倒是切中要害的，因為它的本意恰恰是指：某些有着血緣、姻緣、友緣關係的人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為自己以及自己的小團體，謀取不正當的利益。接下來的帖子就會論證，姬旦頂層設計的“分封制”，已經是這麼個“權貴性”的玩意兒了。

至於“儒根性”這個詞，也木有多大的原創性，主要是仿照百年前魯迅等人的“國民性批判”，說明咱儒家的價值理念怎樣通過禮制主義的灌輸，深刻忽悠了中國人，一言一行照着咱儒家設定的模式展開，如同梁啓超所說，“雖未嘗一讀孔子之書者，而皆在孔子範圍中也”——當然了，他這樣子說，就像淺人下面的討論一個樣，沒有否定其他文化思潮對於國人的影響作用。

“儒人”與“儒民”又有什麼區別呢？所謂“儒人”，主要是就個體說的（君王官員也往往是個“儒人”）；所謂“儒民”，則是相對於君王官員說的，主要指“儒人”中那些不是君王官員的普通民眾，俗話或曰“老百姓”。

請大家邊看邊反思一下，自己什麼程度上還是個“儒人”或“儒民”。不好意思喲，要是有所冒犯，傷了玻璃心，俺老漢這邊廂先有“禮”了，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