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礼制主义1. 古代中国社会的新定位

本系列主要阐释一个新说法，把有着近三千年历史的古代中国社会定位成“礼制主义”，具体说明咱儒家的文化理念是怎样支撑着它的制度绵延，并让国人纷纷染上了“儒根性”，最终成了“儒人”或“儒民”的。作为开篇，下面来一层层解释，这些新概念是怎么个意思。

时间上说“三千年”，自然是从公元前1046年的周朝算起了。更早的夏朝和商朝怎么办呢？一来它们的材料少，争议多，超出了俺老汉的有限能力。二来浅人有个愚见，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压根没法和周朝比，所以不妨存而不论哈。

当然了，硬要贴个标签的话，也可以说它们是“前礼制主义”。尤其商朝末年，在周公姬旦眼里，差不多就是本反面教材，让他吸足了教训，怎样在“制礼作乐”的时候，不要重蹈覆辙，又栽进了沟里。《礼记•表记》就说，商朝“尊而不亲”，只强调等级差异，忽视了亲情和谐，向心力疲软，结果走向了衰败。姬旦觉得问题很严重，因此大搞“亲亲尊尊”，终于成就了礼制主义的典型特色。

那么，“礼制主义”又是个什么东西呀？就是指姬旦通过“顶层设计”，在“制礼作乐”的时候搞出来的那套“亲亲尊尊”，其核心则是“礼制等级”的“主导正义”原则。俺老汉有个浅见，它的精髓不像人们浪漫想象的那样子，随着周朝的覆灭就烟消云散了，而是在嬴政开辟了皇权新“天下”后，也一直延续下来，成了潜藏在历史进程中的超稳态深层结构。

这个定性当然有点别出心裁了。近几十年来，常见的定位是把先秦说成“奴隶制”，把秦以后说成“封建制”，接下来叫“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不过呢，这根链条明显是照着西方的葫芦，画了个中国的瓢儿，所以不少人都反对，其中一条理由是：周朝才是货真价实的“封建制”，和西方的中世纪差不多。

另外有个说法也比较流行，主张古代中国是“专制”社会，因为无论周朝的“分封”，还是秦以后的“郡县”，行政体制的表层反差下，都是少数人把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多数人。

可是哈，这种定位虽然没错，却有个太笼统的毛病：全球范围内，二十世纪前，除了几个国度有“自由”的体制，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说是“专制”。所以吧，单用这个词，显不出咱炎黄子孙很钟情的“特色”来。

再一个说法，是给“专制”加上“王权（皇权）”的形容词，因此更贴切一些。然而呢，除了也有点笼统外，还有个缺陷，就是容易因为“王（皇）”指的是“予一人”的缘故，与“独裁”混起来。咱儒家有一批论者，就喜欢搬出古代天子们大都没法为所欲为，反倒受到种种约束的事例，证明他们的一个高见：古中国既不是“独裁”，也不是“专制”，毋宁说还有“宪政”的痕迹，因为历来都有大量的“规矩”，严格限制着“王权”，不许他们肆意妄为。

用“礼制主义”解释三千年的中国史，就是想避免这些说法的张冠李戴，模糊笼统，容易误导，以及浑水摸鱼：它是彻头彻尾的中国特色，没有一点“非中化”的嫌疑；它的含义十分清晰，就是发端于姬旦“制礼作乐”的那些东西；它的实质既不是“王权”的“独裁”，也不是“自由”的“宪政”，而是某种虽然约束着“王权”，却照样“专制”的玩意儿：老祖宗留下的各种“礼制”规矩。

温馨警示一点：这个定位并非俺老汉前无古人的原创，因为不少的古人以及前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到过；标题里说它“新”，只是针对刚才的那些摩登说法而已。下面择其要，把其中比较响亮、比较权威的论述大概罗列一些吧。

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候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胡安国说：“中国之为中国，以其有父子君臣之大伦也，一失则为夷狄矣。”

张之洞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

章太炎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

梁启超说：“夫孔子诚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而孔子则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举中国人，虽未尝一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

比他们更响亮更权威的，就是儒民们也很熟的一个词儿，叫“礼仪之邦”。

怎么样啊，这个源远流长的新定位，要比什么“奴隶制”“封建制”“王权专制”“皇权独裁”之类的说法，更切近几千年没变的“中国”特色吧，不是？

话说到这份上，咱儒家理念的支撑效应，也就用不着啰嗦了哦：各位细看一下上面的名言，连姬旦的名字都没提到，却异口同声，一致推崇孔丘大圣人。

考虑到这一点，俺老汉心里就有了个深度怀疑：要是谁说古中国的社会体制不是靠咱儒家支撑着，而是靠法家、道家、墨家、佛禅支撑着，大概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搞的不是中国史，要么他比这些古人以及前人都高明。

反正浅人没这些古人以及前人高明，所以老老实实照搬他们的定位。如果说有原创，也就是把“亲亲尊尊”的实质解释成了“血亲本根的权贵礼制主义”，然后针对这种定位，站在不可害人、尊重人权的立场上，做了点规范性的评判。

友情提醒一句：近来“权贵（crony）”这个词也很时髦，和“资本主义（capitalism）” 搭配后，还常常被国内外的左翼学界用来界定许多国度的体制，影响虽然大，可俺老汉却以为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这些国度里，市场经济到底是不是真的占据了主导地位，有资格让“资本”成了“主义”？

不过呢，要是我们用“权贵”修饰“礼制主义”，倒是切中要害的，因为它的本意恰恰是指：某些有着血缘、姻缘、友缘关系的人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小团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接下来的帖子就会论证，姬旦顶层设计的“分封制”，已经是这么个“权贵性”的玩意儿了。

至于“儒根性”这个词，也木有多大的原创性，主要是仿照百年前鲁迅等人的“国民性批判”，说明咱儒家的价值理念怎样通过礼制主义的灌输，深刻忽悠了中国人，一言一行照着咱儒家设定的模式展开，如同梁启超所说，“虽未尝一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当然了，他这样子说，就像浅人下面的讨论一个样，没有否定其他文化思潮对于国人的影响作用。

“儒人”与“儒民”又有什么区别呢？所谓“儒人”，主要是就个体说的（君王官员也往往是个“儒人”）；所谓“儒民”，则是相对于君王官员说的，主要指“儒人”中那些不是君王官员的普通民众，俗话或曰“老百姓”。

请大家边看边反思一下，自己什么程度上还是个“儒人”或“儒民”。不好意思哟，要是有所冒犯，伤了玻璃心，俺老汉这边厢先有“礼”了，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