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禮制主義7. 水可載舟、亦可賽艇的工具性“民本”

對於“禮制主義4”里的另一句話，也有個異議：憑什麼說天命和普通百姓木有關係啊？《尚書·泰誓》不是說了嘛：“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並且，不僅咱姬發這樣子說過，後來不知多少個儒皇也這樣子說過：天看到的來自我們百姓看到的，天聽到的來自我們百姓聽到的，從頭到尾都在體察民意呢。

友情提醒一句，這個命題再次體現了咱們的天只“內在”不“超越”：老天爺不僅和聖王們稱兄道弟，平起平坐，而且還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完全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結果等於啥都沒超越。當然了，它因此也見證了廣大群眾能“為天地立心”的“自我提升”：他們想的和老天爺想的居然一模一樣，沒啥區別，不是？

溫馨警示一點，對於《尚書》的今古文，淺人抱着差不多等同看待的態度，理由是不僅它們的理念一致，而且很長一段時間裡，同樣被士大夫當成了“真經”來拜讀，因而對於我們今天理解儒根性的文化基因，有着差不多的“效果歷史”效應。所以吧，古文部分是否“偽作”的問題，就可以忽略不計，存而不論了。不用說，對於其他古代典籍，俺老漢也是採取差不多的態度來處理的。

同時，為了壯大一下效果歷史的聲勢，這兩句話之外，淺人還另行搜羅了一些意思差不多的語錄，都是號召君王官員們要像天命那樣子，把老百姓當成了“本”來重視：“若保赤子”“懷保小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儘管不見得都是姬發姬旦的原創，它們卻有資格當成了那個時代權貴團伙的集體智慧來看。現如今的儒生們以及某些柿油派人士，更是靠着小有名氣的“創造性轉化”，從這種“民本”的理念里，引申出了“民主”的精神，一下子超前不少，把古希臘都甩在後面四五百年了。

不過吧，要是從革命加保命的視角來打量，就讓人有點納悶了：既然天鬧革命的時候關注的是王兒們打江山，永保命的時候關注的是王兒們坐江山，它怎麼還能抽出功夫來，去看百姓看到的，去聽百姓聽到的，從“王本位”轉向了“民本位”，並且沒啥違和感呀？無論如何，兩個“本”之間，不怎麼搭界嘛。

其實哈，要是把下面說的“官本位”再加進來，我們會發現，儘管都是“本”，地位很不同：只有“王本”才是“目的性之本”，“民本”不過是“工具性之本”；至於“官本”呢，則是三明治式的夾燒餅：對於“王本”是“工具性之本”，對於“民本”又成了“目的性之本”。抓住了“王—官—民”這樣子的三大等級架構，對於我們理解禮制主義的運行邏輯，意義不是一般性的大，嗯哼。

先來看民本何以只是工具性之本吧：有句“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老話，一直用來形容民本的理念，經過了創造性的轉化，還被儒生們說成是古代民主的經典概括，所以不少柿油派也動不動把它掛在了嘴邊，當成了肯定民主的口頭禪。

可是呢，一旦將《荀子·王制》的原文引出來（《哀公》篇也出現過，還掛在孔丘的名下，顯然是想拉大旗作虎皮），廬山的真面目就暴露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

你要說它不民本吧，連俺老漢也不答應：都要求君主們“愛民”了，如同“若保赤子”“懷保小民”那樣子，不是民本，能是什麼呀？不過啊，要是再問民是個什麼本，答案就有點尷尬哈：明顯是個工具性之本，全過程都在繞着君王這個目的性之本打轉轉，既能讓君王的船揚帆遠航，也能把君王的船給弄翻了，不是？

有趣的是，這種糾結的效應正好對應着革命加保命的雙重邏輯：“水可載舟”是說，只有儒民們心悅誠服順從了，王的子子孫孫才能永保天命；“亦可覆舟”是說，要是儒民們拿起了出政權的棍棒子，王的子子孫孫就會被革掉小命哦。既然這樣子，你說哪個是目的性之本，哪個是工具性之本吧，嗯哼。

回頭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語錄，意思也是一樣一樣滴：民眾為什麼是邦國之本呢？因為只有穩定了儒民們的情緒，把本給固住，邦國才能歲月靜好，王的子子孫孫才能永保他們。不然的話，瞎搞一通胡折騰，儒民們揭竿（註：就是棍棒子）而起了，邦國還怎麼安寧啊？君不見，殷革夏命，周革殷命嘛。

所以哈，在禮制主義的等級架構里，民眾確實算個本，但僅僅是個確保不翻船的工具性之本；只有那些泛舟賞景，飲酒作樂的君王及其親戚們（文言又叫“權貴”），才是真正的目的性之本。至於官兒們呢，一方面要嚴防民眾拿起棍棒子，另一方面要伺候權貴們安心享受，才能拿到可觀的俸祿，所以說是三明治式的夾燒餅。

也因此，“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主旋律，雖然聽起來很美很動人，但從姬發扯着嗓子吼出來的第一小節起，一直都是歷代王兒們汲取了深刻的歷史教訓，總結出來的怎樣確保君主權貴長治久安的寶貴經驗，所以說是如假包換的集體智慧。

再讓各位驚喜一回吧：他法家儘管絕對很“尊君”，一點不“親民”，卻流露出了和聖王們差不多的民本志趣，像《慎子·威德》說，“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商君書·修權》說，“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為天下位天下也。”奇怪嗎？不奇怪：他法家雖然傻，但不是白痴啊，怎麼可能連殷革夏命、周革殷命這樣子深刻的歷史教訓，也兩眼一抹黑，完全不知道呢。

這樣子看，某些大咖居然認為，他法家鼓吹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的馭民五術，理當對兩千年的秦制承擔根本的責任，咱儒家卻清白得像一位天真無邪的純情少女，裡面是不是有點兒禿羊禿神婆的單相思情結啊？存疑。

無論如何，有個問題是繞不過去滴：既然大秦帝國單靠他法家的支撐，不到二十年就玩完了，那接下來的皇權體制，據說也是單靠他法家支撐着的，怎麼就能綿延兩千年呢？就算拿“外儒內法”的說法來開脫，恐怕也有點說不過去吧：這個純屬在“外”的儒家，怎麼這樣子神通廣大，一下子就讓皇權體制的生命力延長了一百倍呀？

有個活潑潑的例子，或許能把大咖們的浪漫幻想給證假了：我大唐的李世民，對於“若保赤子”“民惟邦本”的文縐縐，大概率是搞不明白的；可是呢，對於很諫很儒家的魏徵反覆嘮叨的“載舟啊賽艇呀”大白話，一下子就拎清了，所以不僅時時警醒自己，還經常說給孩子們聽，以致這句話被當成了他的名言……

這樣子看，我大唐能延續三百年，和姬發姬旦首唱，孔丘荀況伴奏的民本主旋律，好像就脫不了干係了。當然了，你想扳回一局也容易，硬說李世民靠着博大精深的民本理念，好不容易建立了“中期民主社會”就是了（“早期”肯定是我大周啦）。反正只要能證明，咱儒家打小就是民主精神的花骨朵，怎麼說都成，不是？

你還別說，從三千年前的《尚書·多方》裡，真能找到我大周是“早期民主社會”的文本證據，因為咱姬旦正兒八經說過好幾次了：“天惟時求民主”“代夏作民主”“誕作民主”……不過哈，一聯繫到上下文，我們又發現，它們說的不是天讓“民來作主”，而是天靠着頂層設計，指定了這個王取代那個王，“為民作主”。

為什麼民已經“成”了“本”，還是沒法為自己作主，非要王來為自己作主呀？理由很簡單：儒民們從來不是目的，永遠只是“成本”或工具，也就是儒王們為了革命加保命的目的，完全可以替他們作主，隨意就把他們付出去的“代價”……

假如你要的是這種特色民主，那麼恭喜你了，因為三千年的禮制主義朝廷，不管分封還是皇權，全過程都在謳歌這樣子的民本高調，忽悠儒民們滿懷感恩之情，為了君主皇上的利益，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當作“成本”付出去。

也因此，凡是認為民本即民主的，一定站在了皇上君主的立場上，無論他們的自覺意識里，把自己看成了儒生，朝廷命官，還是柿油派，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