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啟明32. 蘇格拉底之死的悲劇根源

從探究民主何以走向，多數人暴政的機制入手，出乎俺老漢意料之外地，回歸了正義啟明的主題後，接下來再考察，幾個具體事例，看能不能印證，此前的抽象概念演繹。首先是蘇格拉底之死；這事兒到今天，還會引起激烈的紛爭，正因為它被視為，民主法西斯的，最早最經典案例。

其中呢，法制派指責說，無序的民主害慘了，西哲的開山祖師，所以必須重視，法制的約束；民主派回應道，這事兒不過是個，偶然而反常的現象，不足以表明，民主一定導致暴政，結果讓辯論的焦點，落在了民主與法制的張力，這個看似深刻的焦點上。然而嘿，面朝事實會發現，這不過是草台學界鬧出來的，另一個想當然的笑話而已。

問題在於，根據文本記載，拉底兄被處死的事件，既涉及民主，又涉及法制；更尷尬的是，不僅民主因素，完全符合法律條文，而且法制因素，也遵循了民主程序：首先麼，給蘇自知定罪的500人議會，是個通過抽籤產生（因此無需素質要求），擁有最高權威的民主機構，以城邦全體公民的名義，審理重大案件，類似於摩登時代的，大陪審團或“人民法庭”，據傳其決定，如同公民大會一個樣，體現了全體公民的意志，永遠正確，沒有謬誤。棒棒噠。

其次麼，蘇無知接受審判的過程，沒漏掉一個法律環節，包括定罪前後，為自己做了三次申辯，議會先以280對220的，多數性投票結果，定他有罪，然後又以360對140的，壓倒性投票結果（貌似無人缺席呢，親，可見雅典公民們，參政的訴求多麼執着），判他死刑，最後以蘇德性，喝下毒酒的方式，得到實施。

由是瞧之，法制派的指責，很難站住腳，不曰是張冠李戴、嫁禍於人，至少也缺乏反思精神，沒搞自我批評：鑑於整個事件，既走了民主流程，又符合法律條文，怎麼能把屎盆子，全扣在民主頭上，卻放過了法制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柏學生的記述，蘇老師臨死前，還反覆叮囑高足們：法律是公民與國家立的約，即便整出了冤假錯案，自己身為公民，也得服從判決，所以說啥都不許弟子如兒子，將自己偷偷背起來，跑到法律管不着的海邊住下來，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

既然他本尊，都不提民主的事兒，反倒一心想着表白，自己對法律的尊重，將維護城邦法制的訴求，置於捍衛自身權益的訴求之上，咱們今天怎麼還能，越俎代庖地斷言，害慘他的只是雅典的民主，不包括那地兒的法制吔？毋寧講，整個案例恰恰表明，同一個體制下，由於參政主體的高度重合，法制對民主的制約，多麼脆弱。忽視了這一點，想當然地將三全分立的功能，理解成依據法制的力量，防止民主的法西斯，理論上拿衣服，實踐中狠危險。

當然嘍，雅典的法制有責任，並不意味着那地兒的民主，就是純潔無暇的白蓮花，可以輕輕放過了。不如曰，前者的責任有多大，後者的責任也有多大，結果讓民主派的辯解，變得同樣不堪一擊：既然這件事處在，民主暨法制的完全掌控下，憑什麼斷言，它純屬偶然而反常的呢？

說白了，即便一百多年中，雅典的民主制度，就犯過這一次錯，也沒法幫它脫罪啊：那可是一個人的生命權哦，怎麼就靠着投票數人頭的，法制暨民主方式，輕飄飄地給剝奪了哇？說穿了，難道咱們會因為，某人並非連環殺手，只是反常而偶然地，殺了一個無辜者，便宣布他無需擔責，受到懲罰麼？笑話。

其實嗨，淺人有個瞎猜：當時被500人議會，以“我代表人民”的方式，判了死刑的無辜者，肯定不止蘇氏一人，只不過都沒他名氣大而已。所以吔，俺們顯然沒有理由，假裝只有西哲鼻祖，那年頭才淪為了，民主法西斯的受害者，然後憑藉“民主永遠主義”的應然預設，訴諸為民主隱的方式，把這件事說成是，碰巧而隨機的現象。不管怎樣，公元前415年，平民領袖希帕波魯斯，由於黨派紛爭，先被放逐，再被殺害，結果導致陶片放逐法的終結，正是另一個民主否定民主的，著名自敗案例。

能不能把事情歸咎於，當時的民主暨法制，不夠完善呢：要是有了嚴謹細密的法律條文，規定“奸心”“奸言”不可入罪，就不會出這事了吧？再假定有個獨立機構，能夠制衡500人議會的權力，在蘇氏申辯後，發現它把莫須有的罪名，強加給了這位無辜者，便出手干預，推翻不義判決，豈不更是大快人心，普天同慶麼？

然而且慢。第一哦，雖然摩登時代，有了細密嚴謹的法律條文，規定“奸心”“奸言”不可入罪，但也沒能杜絕冤假錯案啊；謂予不信，敬請扭頭看看，據傳沒了它，同樣會萬古如長夜，以致有資格與孔三戒，平起平坐的不列顛，眼下怎樣在民主與法制的合一中，處理那些單用言論，批評某些宗教的平民百姓，就不難看出，現實的殘酷咧。

第二哦，假定當時有了，搞制衡的獨立機構，它又該如何運作呢？是不是能找到，某種完美的程序，確保它不會像那年頭的，法制暨民主一個樣，偶然而反常地犯下，差不多的錯誤呀？可是喔，倘若找得到的話，何以不將這種程序，直接用到500人議會上，卻繞來繞去兜圈圈吔？要是找不到的話，這個機構豈不是，也只能基於其成員，與那500人類似的理念訴求，根據類似的法律條文，通過類似的投票表決，確認對蘇智慧的定罪，合法不合法麼？然而嗨，前車之鑑，禿頭虱子般擺那兒，又該如何保證，這個獨立機構，合乎法制走程序的結果，就與500人議會不同，足以做到教宗式的永無謬誤哇？豐滿。

說破了，現在把500人議會的判決，定位成冤假錯案，並不是因為，它光民主不守法，或者光守法不民主，而僅僅是因為，由於在背後支撐着它的理念訴求，出了嚴重問題，導致它在正義維度犯了錯：多數議會成員投票的時候，無疑是在行使，抽籤得來的參政權益，本身無可非議；可是嘿，其中的大多數人，卻將自己的宗教信仰，凌駕於鹽論自由之上，認為蘇自知在百無聊賴之際，到處找人聊天，推崇理性神的做法，犯下蠱惑青年的瀆神罪行，必須受到懲罰，從而在這種違反正義底線、壓製鹽論自由的，錯謬理念指導下，濫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權益和執法權力，採取既民主又合法的方式，剝奪了一個單單表達了，某些新穎之見，沒有侵犯任何人權益的，無辜者的生命權，結果讓歷史上最早形成的，旨在維護自由權益的，民主暨法制變了味，憑藉多數決的程序正義，生成了坑害人的實質不義——蘇牛虻對判決的自願接受，並不足以改變它，實施多數人暴政的本質。

相比之下，即便其餘議會成員，擁有截然相反的理念訴求，以致全都認為，蘇大俠擁有想怎樣說，就可以怎樣說的鹽論自由，但他們的人頭比例，仍然比占主流地位的，議會成員少了許多，所以才被法制規定的，民主原則干翻了，最終不得不面對，不義吊打正義的結局。

不僅如此。另外還有兩點，讓這回的多數人暴政，管湧出了更沖鼻的反諷意味。第一呢，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大多數情況下，500人議會都有積極作用；抽籤參加兩次投票的成員，當然也不見得，全是品性卑劣、雞鳴狗盜之輩，或者對蘇德性，懷有偏見或仇恨，甚至有理由講，投贊成票的多數民眾，對神靈的信仰，更為虔誠堅定。然而嘿，恰恰由於這種信仰，太過堅定虔誠了，壓倒了蘇智慧的，鹽論自由權益，才導致本想推動，城邦的民主暨法制，更上一層理性樓的他，走上了不歸路。說到底，此後中世紀，以及直到今天，時有所見的，用信仰碾壓自由的事件，儘管大多沒有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程序，可倘若在限定範圍，搞票決的話，肯定也能獲得，多數信徒的支持。

由是瞟之，少數人統治的不民主制度下，照樣可能存在，多數人的暴政：眾多無法享有，參政權益的民眾，也會基於被扭曲的正義感，興高采烈地參與，針對少數異議民眾的，不義侵權活動，如同咱們那十年中，大量事例表明的那樣子。由此再次見證了，前面那個淺見：任何政治體制下，民意或民心都不會因為，占了67%、85%、乃至99%的比例，便自動具有，“得道多助”的正確性、正當性或正義性。

第二呢，假定500位投票者，是沒換人的同一撥，兩次投票結果不同，又透出了三丟丟，黑幽幽的信息：首先麼，甭說城邦全體公民，都百分百同意了，連這500位的訴求，也是一會兒站這邊，一會兒站那邊，如同烏鴉般短暫聚合，曰不准過會兒，便各奔前程分手咧，妥妥的“烏合之眾”。

其次麼，雖然第二次360對140，超過了頭一次280對220，但這肯定不意味着，判死刑的正義性，超過了判有罪的正義性。毋寧講，它單單坐實了一點：判死刑的民心，超過了判有罪的民意，那是格外的洶湧澎湃。

最後麼，最值得琢磨的是，為啥有80位公民，開頭不贊成判有罪，後來卻贊成判死刑呢？是神馬因素促使他們，在兩次投票之間，仿效樣板抓馬里，楊子榮同志的榜樣，毅然改換門庭，投靠了威虎山，而未能一以貫之，守住自由高於信仰的底線？

當然咯，年頭久遠，史料缺乏，今天恐怕找不到，確定性的答案啦。不過嘿，有木有一種可能，這80位中，許多是由於頭回投票後，發現自己成了少數，生怕因此被逐出，擁有純潔公意、眼睛比雪還亮的，純潔人民隊伍，失去雅典公民的身份，被打入充滿私意、老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冷宮，所以果斷回歸多數懷抱，學界也叫“隨大流”，於是乎一舉完成了，從不贊成判有罪，到贊成判死刑的，超髮夾式急轉彎調頭？待考。

本來麼，雅典城邦實行，民主與法制的合一，其意義肯定不在於，埋下了將來能讓歷史，終結掉的伏筆，或者為人類示範了，“最不壞”的政治制度，而在於率先建立了，允許公民通過積極參政，恪守正義底線的，自由民主體制。由是觀之，對於它製造的，蘇格拉底之死，就不必曲為解說、極力開脫了，因為它恰恰給咱們，提供了一個啟迪：再完美的民主暨法治（考慮到人的絕對有限，這種指向完美的期盼，已然是個泡影式的烏托邦了），都不足以確保正義，因為無論投票確認的，是選舉誰掌握公權力，還是如何分配益品，或者要不要判某人死刑，民眾總會由於，“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的緣故，分成不同陣營，並且“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不少人的理念訴求，還可能嚴重背離，不可害人的底線。

所以呢，符合法制的民主程序下，出現諸如此類的，多數人暴政事件，絕非偶然而反常的；不如講，只要涉及正義維度，憑藉多數決達成的結果，都有不低的概率，走向不義的結局：鑑於兩個針鋒相對的理念訴求，通常只有一個符合應然底線，即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與“真理在少數人手裡”兩個命題，能夠同時成立，這個正義的理念訴求，通過投票實現的可能性，抽象曰也只是一半對一半，從而讓民主票決蛻化成，多數人蘇維埃的事件，變得像五五波那樣子，有點兒經常而必然的味道啦。

正因此，切不可想當然地斷言，符合法制的民主程序，本身就是天然正義的，以致單靠加減乘除的四則運算，整出來的數量比例，便足以判定，哪邊的理念訴求體現了，永遠正確之公意；毋寧說，只有尊重權益的應然正義，才有資格凌駕於，民主與法制之上，用來評判民主投票，以及法律判決的正當性。

進一步瞥，倘若真碰上了，民主與法制的衝突，解決的方案也必然是，既不可拿民主壓倒法制，又不可拿法制壓倒民主，而應當首先看兩者，誰才守住了不可害人的底線：符合正義的民主，必須壓倒違反正義的法制；符合正義的法制，必須壓倒違反正義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