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四五岁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逐渐进入了高潮，随着国家命运的多舛，每个小家庭也随时发生着变化，外公的家也进入了一段相当动荡的岁月。农民也不再严守祖先留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庄稼粮食烂在了地里，拿锄头的手，也拿起了笔杆子，到处是标语口号，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三天一个小批斗会，五天一个大批斗会，似乎人们都疯了，昨天揪出了牛鬼蛇神，今天又挖出地富反坏右，今天是人，明儿就有可能变成了鬼，整个世界人鬼混淆，黑白颠倒，人们如惊弓之鸟，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用稻草和泥巴做成的“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妻子王光美的泥像竖立在每个街头巷尾，任凭风吹日晒雨淋，为了丑化王光美先生，在她的脖子上还挂上用鸡蛋壳穿成的项链，孩子们常骑在上面拳打脚踢，发泄着心中的愤慨，好像是他们二位将这个世界变成了如此混乱。

    计划经济下的生活本来就非常贫穷，这样的折腾如雪上加霜，使生活更加艰难，那时买一切的东西都凭票供应，粮票，油票，布票，糖票，煤票，奶票等等，每个家庭里都是票子一大把，但就是买不到东西，虽说那是老百姓也没有钱，即使你有再多钱也没有用。记得那时每个月每人供应二百五十克食油，每个季度每人供应一百克食糖，每年每人供应三尺布票，实在是少得可怜，精打细算的上海人还上市了半两粮票，真是无奇不有。现在人们随时可以买任何东西吃，买新衣服穿，在那时只有幻想得份。农民种地缺少粮食吃，种棉花却没有布做衣服穿，有的农民甚至将日本进口，装化肥的化纤布袋拆洗干净做成衣服穿，大大的尿素二字就背在后背上，让人哭笑不得，偶尔有人穿一件新衣服，会引得多少人羡慕与嫉妒。外公由于不满每年的三尺棉布票的供应，发了几句牢骚，因而招来了祸灾，被打成了右派，本来就有解放前那段说不清的历史，从此外公经历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

    外公离开了煤建公司，被送进了劳改队劳动改造，不再发放工资，只给一点补助金。在我的老家按阴历，逢一、逢五、逢十，县城就有集市开放，文化大革命期间，已没有了买卖，被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取代。每到集日，外公和地富反坏右及牛鬼蛇神们就被带到集市的大街上示众批判，有些存心不良的人会借机对以前有过过节，如今被示众的人当街打骂侮辱报复。每当临近集日，外公就开始紧张，不知道来临的集日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下场。还好，平时外公为人善良正直，人缘不错，没有得罪下什么人，因而每个集日都相安无事，不过我的大舅带着小姨每个集日都会去县城守在外公的不远处，以防不测。外公还算运气，加上平时待人和气，没有受到什么皮肉上的折磨，不过他脸皮薄，最怕游街示众，没完没了的精神打击曾经让他想到过死。有一次，或许是管理他们的人累了需要休息，或许是其它什么原因，外公被允许回家了几日。一天夜里，他对母亲说他想偷跑，妈妈问他在劳改队里是否被什么人打过，外公回答说：那倒没有，只是精神压力太大了。在劳改队里的情况家人不得而知，只有外公自己最清楚，或许外公怕妈妈惦记着没有说出实情，或许真如外公所言精神压力太大，反正那天夜里外公有了偷跑的想法。妈妈劝解外公说：全国都一样，跑到哪里日子也好过不了，一旦被抓回来，罪加一等，更不好过，忍一忍吧，这种日子不会太久的。妈妈的安慰或许起了作用，外公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外公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继续享受着他读书、习字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