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生活是美好而惬意的，然而也参杂着苦涩，母亲带着我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小乡村生活，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可想而知，世俗的偏见，一个女人带着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处处受到周围人的刁难和欺负。我父亲兄弟三人，父亲在男孩子中排行第三，上边还有四个姐姐，因而大大伯比父亲要年长二十多岁，在大城市里做着一个局级的官，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挨批斗时不幸栽倒了，脑溢血卧床不起十多年的时间。我与大伯接触只有两次，第一次相见，他已经开始病床的生活了，只依稀记得躺在床上的他应该很高大魁梧。我的二大伯生活在农村，我和母亲与他们一家同属一个生产队，居住在同一条街，二大伯比父亲也要大十几岁。二大娘死得早，二大伯一个人带着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过生活，生活也是相当的不容易。我和母亲回到这个村子后，母亲在生活上给予了我的堂哥堂姐很多的帮助，按常理，二大伯应该更懂得生活的艰辛，也更能切身体会一个女人带孩子的不易，我父亲不在家，我和母亲应该受到二大伯更多的照顾。然而，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二大伯在生产队里当队长，不但没有给予我们母子应有的照顾，反而是，常常为难，处处刁难，是对我们母子生活的嫉妒，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那时不是很清楚，使我的父母亲对此非常的失望。久而久之，也就积存下一些恩怨，不过我和堂哥堂姐的相处得还算和谐。

    由于大大伯一家都在城里生活，大大伯又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所以赡养爷爷的重担落在了二大伯和我父亲的身上，我记事的时候，大大伯已经平反，也恢复了工资，由于它的官位还算不低，因而工资很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大伯每个月给爷爷二十元作为生活费，那时二十元应该是相当多的，在农村足够一大家子人一个月的生活开销，我的父亲常年不在家，因而我和母亲承担起照顾爷爷的担子。在农村常有兄弟几人轮流照顾老人的情况，一般是老人在每个儿子家吃住一个月或一年的轮换，而我的爷爷却是每十天轮流在我家和二大伯家吃饭，但他住在二大伯家。按照常规大大伯每月给的二十元，二大伯应该给我和母亲十元，然而我和母亲从未得到过一分钱，爷爷倒是常常和母亲要几元钱去赶集。其实从爷爷仍然手头拮据来看，爷爷似乎也没有拿到过大大伯寄回来的赡养费，从堂哥堂姐的生活和一日三餐看，二大伯也并没有将这些钱用来给他们改善生活。那时我还小，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偶尔听母亲和回家探亲的父亲议论过此事，也不是太清楚。我的印象中，一次父亲和二大伯一起吃饭的时候，父亲曾经与二大伯谈论过此事，也是在二大伯的百般搪塞中不了了之。今天当写到此处时我突然恍然大悟，原来，如果爷爷是每个月或每一年在我们两家轮流吃饭，则大大伯就会轮流寄钱到我们两家来（即爷爷这个月或这一年在谁家，谁家就该得到这笔赡养费用），而爷爷若是每十天轮换的话，大大伯不知道应该寄给谁，所以每个月都将钱固定寄给了二大伯。那么钱到哪里去了呢？等我再大一些后，在左邻右舍的议论中，慢慢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原来，二大伯生活不是很检点，由于二大娘死得早，生活的孤寂使他和一个有夫之妇姘在了一起，据村子里人们议论，二大伯将大大伯给爷爷的这些赡养费全花在了这个有夫之妇身上，真正可怜的是我的几个堂哥堂姐，母亲不在人世，既不能得到父亲很好的关爱，也不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和调教。

    几年过后，大堂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二大伯决定将大堂姐嫁给他那个相好女人的儿子，这件事受到了姑姑和父亲等家人和亲戚们的极力劝阻。那时，村子由于落后贫穷，四乡五村的女孩子都不愿嫁到我们这个村子来，就是家境好，守本分人家的男孩，在那时娶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村子里留下了不少的光棍汉，更何况一个给别人当姘头的妇人之子了，谁会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家，况且这个姘妇的儿子也不是太本分之人，只能等着当光棍了。所以，人们都认为二大伯此举，是为了讨好他的相好，将我的堂姐送给了人家。真是苦了我的大堂姐了，我记得她又哭又闹了好一阵子，最终也没能让二大伯回心转意，还是不得以嫁了过去。大堂姐出嫁，她的母亲已不在人世，本应我的母亲担当起这个角色，可我的母亲实在不喜欢这门亲事，更不愿与这个姘妇直接见面，一个桌子上吃饭，我母亲一生最恨的事之一就是偷人养汉的勾当。正好母亲介绍的一对年轻人也在同一天举办婚礼，母亲是介绍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母亲带着我没有参加大堂姐的婚礼，这让我的二大伯不免怀恨在心，我的大堂姐也是对此怨声载道。不久春节到了，父亲放假回家，大堂姐带着丈夫回娘家拜年，请父亲过去二大伯家喝酒，父亲也是非常的不喜欢这门亲事和这个侄女婿，一再的推脱也没有去，这不免让恩怨加深。由此引发了一件至今我都难以忘掉的事情, 它给我的人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种恐惧感，在以后的生活中，让我和母亲不得不时时防备着身边人带给我们的威胁。